许衡"治生说"与明清士商观念--与余英时先生商榷

余英时先生作出“元代对于明清士商关系的变化看不出有直接的影响”这一结论,本文认为大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关于士商关系,其实元代无论是思想上还是社会现实都可说是明清两代的滥觞。本文论证士与商这两个阶层在元代已出现了一种互相吸引和靠拢的趋势,通过明清两代儒士对许衡“治生说”的重视和讨论,认为许衡“治生说”为元明清士商互动孕育了理论依据,对明清士商观念具有直接影响。     

论罗尔斯契约论复兴的虚假性——兼与何怀宏先生商榷

契约论是罗尔斯正义理论中的重要内容,是罗尔斯推演他的两个正义原则的证明方法。本文认为,与其说罗尔斯的契约论是对传统契约论的复兴和发展,倒不如说是对传统契约论的倒退和否定。从契约论的基本精神层面看,罗尔斯不仅没有恢复和复兴契约论,相反,正是由于他的所谓"复兴"的努力,更加把契约论推向了不归之途。     

重评王学学风——兼与余英时先生商榷

重评王学学风———兼与余英时先生商榷路新生阳明王学在我国学术思想史上的遭遇可谓大起大落：明中叶以降，王学风靡一时，遍及大江南北，学界几无不被其浸淫者。时至晚明，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形势之迅速恶化，浸润于文人士大夫意识底层之“资治”治学目的论亦迅速...     

新旧中原文化与中国轴心突破——兼与余英时先生商榷

中国轴心突破研究是以对"轴心时代"(或"轴心期")和"哲学的突破"概念的接受为前提,对中国哲学开端进行的研究。新旧中原文化及其在春秋时代的发展构成诸子轴心突破的思想背景与突破对象。余英时的轴心突破研究跳过整个春秋时代和周初之后到春秋时代"天"观念的变化,直追殷商巫文化,时代上的巨大跳跃反映的是思想上的重大缺环。余英时的研究是为了印证和补充雅斯贝斯的观点,在这种研究中,中国成了注脚。     

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关系”问题——兼与刘节先生商榷

中国古代学者提出的“天人关系”問題,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一項重要課題。就今天的科学水平来說,这个問題当然不见得怎么复杂,不过是一个人与自然的关系問題而已。但是在古代,事情就不那么簡单:一方面由于科学知識的限制,古人对“天”往往有一种神秘的感觉;另方面在阶級社会中,統治者亦往往利用“天”作为維护他們統治的思想工具。因此“天人关系”在中国思想史上就不单純反映人和自然的关系問題,在这里亦交織着人与人之間的关系,或者可以說是交織着阶級斗爭的关系。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各个时期,每一位思想家对“天人关系”的不同看法,都与当时的阶級斗爭有     

略论法家的智性传统--兼与余英时先生商榷

对于法家思想 ,历来有不同的解说。本文对余英时先生的一个解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文章认为 ,法家非常重智 ,从而开启了中国文化中的智性传统 ,这是一种与儒家的德性传统根本不同的传统。并对这种传统的长处和局限性作了初步分析。     

再论孔孟儒学与腐败问题--兼与郭齐勇先生商榷

本文试图通过与郭齐勇先生的对话,进一步讨论如何理解<孟子>文本记述的舜的两个案例和孔孟儒学在滋生某些腐败行为方面所具有的负面效应问题,并由此阐述在当前背景下提倡"后儒家"观念的理论意义.     

宋代文人的治生与商化

宋代有诸多文人从事治生和商业活动。成名文人或踏入仕途的文人从事这类活动多不是因为生活贫苦所致 ,其治生的手段主要是通过为润主作文或撰写碑铭来获取报酬 ,已具有一定的商业化特点 ;下层文人常常是因经济拮据不得不忙于治生或经商 ,其从事治生的手段是多样的 ,甚至从事一些为时人不齿的行业 ,去职或遭罢官的文人 ,也加入了这一行列。     

论“风骨”和“建安风骨”——兼与王运熙先生商榷

怎样认识“风骨”和“建安风骨”这两个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概念?学术界虽然讨论过多次,但似乎一直没有获得圆满的答案。鉴于它们由来已久、影响深远,涉及到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里的许多重大问题,因而站在宏观的高度,联系我国古代文学创作和     

论阳明之“意”的含义及其意义

“意”之学说在阳明学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学界对这一问题也有许多争论。文章惟一通过分析流行的关于“意”之含义的观点,指出应该把阳明之“意”理解为“意念”。同时,文章也论证了“意”在阳明哲学体系中所起到的桥梁作用,指出“意”是把阳明“心即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这三大命题贯通起来的重要因素。     

论古代豫北籍思想家的杰出成就

以吕不韦、王弼、韩愈、邵雍、许衡等为代表的古代豫北籍思想家以其杰出的思想成就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 ,他们的学说不仅丰富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 ,也促进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     

《朱子晚年定论》与阳明心学传播的突破

《朱子晚年定论》对阳明心学的发展和传播有着积极的影响。明代前期,朱学在国家意识形态和普通士子心目中,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地位。王阳明建立其心学体系之后,首先面临的就是如何打破朱学的独尊地位,使自己的学说得以传播的问题。《朱子晚年定论》一书就是为此而作。虽然该书的论证和结论都有问题,但是却对王学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论语》中的“仁”与孔子仁学的内涵

《论语》中的“仁”,是研究孔子仁学的基本素材。以往或不知今本《论语》多处“仁”字有误,或误解部分“仁”字之义,对孔子仁学内涵的归纳发生偏差。排除不正确的材料与误解,《论语》中的“仁”虽从词义上可分为四类,但其实质皆是“爱人”——关爱他人,孔子仁学的真正内涵,只有“爱人”一项,而没有其他。     

心学哲思下的诗情关怀:王阳明诗歌态度论

王阳明是明代最具魄力的思想大师,同时还是一位被哲学名声所掩盖的性情诗人。虽也曾"溺志辞章之习",但进德修业却是更为核心的人生关注,诗文始终被其视为"道德"余事。追慕狂者品格、豪杰精神的王阳明虽以"讲学明道"为志,但对"本于性情"的应酬文字亦有一定认可,良知学说中本就包含着对个体志愿的积极关注,而此,正是阳明心学对于诗歌的最大宽容所在。     

《西游记》"心猿"考论

"心猿"作为孙悟空的代称,频频出现在《西游记》(百回本)的文本中,直接的源头并非佛教,更不是明中后期的阳明心学;这种特色鲜明的话语现象,是全真道带来的,再具体些讲,是受到王重阳、马丹阳著作影响的结果。这恰可证明唐玄奘取经的事迹的传播与演变,在"诗话"、"平话"环节之后,全真道染指于这一影响广泛的故事。教中某无名氏把已有的素材同自己的教义比附、熔渗,又发挥想象力,增加、丰满了不少情节,使得《西游记》成为辅教、布道的讲唱材料,其后,又有"华阳洞天主人"——对于道教不那么友好的人士在道教失势的时代背景下,从头整理、加工、定型,从而一定程度削减了全真道的色彩,并转变了全书的宗教立场(由道教辅教转为扬佛抑道),加入了玩世、骂世的内容,于是形成了"世德堂本"。     

王弼玄学与阳明心学“一个世界”的共通性

在王弼贵无论中 ,无是本体之义 ,贵无具体表现为以无为本的命题形式。贵无是为了全有 ,与体用一源的思路相应 ,王弼将本体与现象统一起来 ,引导人们在现时功用中把握无限本体。阳明心学的立论核心为致良知。良知是本体的先天之知 ,致良知是后天的功夫过程 ,王阳明认为本体和功夫是合一的 ,本体只有在功夫过程中才能显现出来。王弼玄学与阳明心学共同体现了中国哲学“一个世界”的根本特征。     

论儒家哲学之"道"的实践属性与历史属性

早期儒家之"道"作为哲学范畴的重要特征是具有鲜明的历史属性和实践属性.这使得"道"有别于西方哲学形而上学范畴.儒家强调"道不远人","道"不可能脱离人的历史和人的实践而存在.因而儒家重视在人的社会活动的历史中探求"道",强调"道"在历史之"统"中的活的生命;并且善于运用历史的道说与书写来彰显"道"."道"的历史属性和实践属性体现了认识论与价值论的统一、"道"与"德"的统一.这使得儒家之"道"与强调辩证的观点和坚持实践立场的历史唯物主义可以找到共同的契合点.     

略论“礼是郑学”

唐孔颖达《礼记正义》称“礼是郑学”，究其原因，一因郑玄礼学著作甚多，特专精于礼学；二因自郑玄兼注《三礼》，始有所谓《三礼》之学；三因郑玄能将其礼学付诸实际运用，为朝廷制礼；四因郑玄能以礼律己，“非礼不动”。然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自郑玄兼注《三礼》之后，后世之治礼学者皆以郑学为宗，而不可舍其书，自魏晋至隋唐皆然，故孔氏有“礼是郑学”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