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烟的背后：青年的吸烟动机研究

文章第一部分讨论了青年吸烟的四种动机类型，即情绪型动机、交际型动机，习惯型动机和符号型动机。其中，符号型动机占据了日益显著的重要性位置，对这类吸烟者来说吸烟是为了建立或改善某种自我形象。女性比男性更注重香烟的符号意义，香烟对男性而言意味着力量，男子气，地位与身份；对于女性则象征着解放，自由与平等。符号型吸烟的逐步增多预示着吸烟者渐渐成为这个社会符号的消费的又一的殉道者，在文章的第二部分将就吸烟背后的社驱力－－符号消费做进一步深入地分析。     

男性:女性心灵史中的行动元--对《私人生活》、《与往事干杯》的男性形象分析

笔者把陈染小说中的男性形象纳入叙事语境分析发现,男性实际上是功能性质的符号,不再是作者创作的重心,而是帮助或阻碍女性完成其心灵史的"行动元";据格雷马斯人物二分法,从传统"角色"来看,男性处于显性缺席状态;而从"行动元"功能来看,男性又隐性出席在女性的深层意识里,间接参与了女性心灵史的书写。     

克里斯蒂娃解析符号学视阈下的女性主义研究

克里斯蒂娃在进行解析符号学研究的同时,就女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她的女性问题研究是其解析符号学的重要方面,为这一复杂的理论体系提供了形象阐释,同时为女性主义在新一阶段的发展提供了强力的理论支持.她强调女性的个体差异,认为女性运动应该体现女性的个体区别,从女性的整体出发进行女性运动无法真正实现女性的平等.她将女性定义为女性特质,认为女性特质对应符号的前符号态,以异质性为特征,对建立在男性特质基础上的符号象征态社会构成威胁的同时对其进行保护和建构.这样的女性主义研究更能体现和符合后现代社会理论发展的要求.     

女性形象：广告中的微观政治

消费社会，在市场逻辑的驱动下，女性形象在广告中被对象化为商品性能的代言符号。这是消费文化隐藏着的男性视觉运作的产物，男性借助现代媒介暗中实施着对女性身体的规训和控制，造成了两性之间的微观政治。如何反抗这种支配，是本文力图解决的问题。     

从创伤记忆看新时期女性写作

本文以创伤记忆为切入点考察整个新时期女性写作。“心灵创伤”部分主要揭示政治时代和历史文化加诸女性的心灵桎梏及女性自身的无意识自我囚禁 ;“躯体创伤”部分从女性生命本能的被压抑、性的被奴役和女性的身体创伤入手 ,挖掘专制意识形态统治、传统道德价值观念、男性本位文化和商品化时代给女性身体打上的种种创伤。     

物化:女性小说身体叙事的另一种声音

身体在当下物欲横流的社会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存在?阿里夫·德里克说:"身体是资本,也是象征的符号;身体是工具,也是自身控制和被控制被支配的‘他者'--在身体和社会之间,具有多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女性主义的"躯体写作"便是通过放纵自我躯体生命、强调女性写作的无与伦比性.当然,作为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的一个"显性"意象,身体代表的又不仅仅是女性主体重申自我的企图,在当今女性处境依然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因为物质主义的甚嚣其上与道德自律的松动,"只有一具躯体"的女性因为利益关系进行身体交换的题材在当今小说中可谓屡见不鲜,这便构成了同女性身体息息相关的另一大主题:物化.     

女性形象的文化心理分析

女性形象决非女性本身,它是男性的一种文化构想物,是男性塑造者根据自己的体验、理解和欲求创造出来的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语言符号”。所以,这种形象不再被看成是单纯对现实的复制式描写,而是特定的社会文化心理的投射。在这种意义上,形塑者的深层心理及其所属的社会文化便构成了女性形象研究的重要层面。     

女性与"民族文化"重构——围绕服饰的讨论与审思

民族文化重构是受到现代化冲击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普遍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女性往往成为象征民族文化的符号。关于这一现象的成因,以往的观点多认为是由于女性天性保守或由于男性操控了话语权所致。本文以服饰文化为中心,结合田野观察进行讨论,对这两种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并重新审视了女性:自然/男性:文化这一曾在学界引起广泛争议的二元论文化象征模式。     

多姿的飞翔——论20世纪90年代女性写作

在 2 0世纪 90年代女作家笔下 ,“飞翔”体现着创作主体自觉的追求 ,它源自女性生命对超越现实生存的精神向往。女性写作中的“飞翔”有着多样化的表现形式 ,其基本内容涉及女性的历史境遇与心灵成长、女性躯体和女性欲望、性别生存与人性、男性传统文化心理 ,以及女性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它显示了在时代所提供的多种选择面前文学女性自我探寻、自我实现的深入。然而由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的制约 ,女性写作在取得成绩的同时又面临种种困惑与问题。     

清代女性词观的近代转向

清代词家在推尊词体,将词论入诗教的过程中,对于词之女性书写的批评逐渐在词学体系内显现出独立发展的脉络。总体来看,词坛对女性词的批评离不开"情",闺情题材的本质化给予了女性词作者地位的合法性,形成女性词以婉丽为正宗的文体观念;清中期以后,对女性词的雅化要求渗透着妇德女教道德审视,却表明对女性词的批评开始剥离原本附着的男性欲望对象化符号和家国之思隐喻符号意义;随着晚清词坛论说焦点转向真情论,清代词家对女性词的批评转向关注女性个体命运,认可女性词作为抒发女性真实生活情感之文学载体地位。况周颐自成一体的女性词评论体系,表明女性词批评终于脱离符号化与象征化定位,实现了理论意义上的文体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