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首长出庭应诉

在行政诉讼中,行政首长不出庭应诉的现象非常普遍。行政首长不出庭应诉,容易激化与行政相对人的矛盾,不利于行政纠纷的解决和行政判决的执行。建立健全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已成为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一项重要课题。     

反倾销应诉中"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由两个案例引发的思考

中国加入WTO后,15年内其他成员方在对华反倾销调查中仍可视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继续采用"替代国"办法,这将直接导致高额反倾销税.但若中国被诉企业能够证明自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经营,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则其实际价格和生产成本将被采信为"正常价值",从而得到相对公平的待遇.本文结合两个案例,讨论在反倾销应诉中,中国企业应该如何争取"市场经济"地位待遇,以及应诉的重点.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反思——以群体性事件的公法消解为视角

在行政诉讼中,行政首长不出庭应诉的现象非常普遍,甚至在某些地方多年来一直没有一起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案件。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率低,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行政首长不出庭应诉,会因信息沟通不畅而导致矛盾激化,会因阻碍行政诉讼协调和解而加剧双方对立,也难以提高依法行政水平,更不利于行政判决执行,而这些因素皆有可能诱发群体性事件。为了能有效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必须通过界定行政首长的人员范围,明确出庭应诉的案件范围,建立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委托法律顾问制度等方式,从而完善我国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     

设置反倾销应诉基金为涉案企业应诉提供资金保障

我省出口企业每年都遭遇多起国外的反倾销指控案件.不少企业应诉不积极,其中一条重要原因就是企业的应诉资金困难,且一时难以筹集.要破解这个难题,一个现实的选择是设置反倾销应诉基金,以解决应诉主体因应诉资金匮乏而不去应诉的问题.     

企业反倾销应诉问题探析——以浙江为例

近年来,浙江产品频繁地受到国外的反倾销诉讼.不少浙江企业积极应诉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但仍有许多企业的应诉积极性不高.文章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了这些企业面对反倾销选择不应诉的原因,并对进一步提高我省企业的应诉积极性进行了探讨.     

关于"判决性实验"的历史述评

"判决性实验"既是现代科学方法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也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践标准问题密切相关.本文通过对"判决性实验"的历史考察,简略地介绍了它由科学信念嬗变为哲学问题的基本过程,尤其对"知识整体论"者和"历史主义"学派的质疑作了一定的阐述,最后从实践标准的二重性角度对"判决性实验"进行了简要的评析.     

论公民、法律之间的“熟人关系”的建立

司法判决是联系公民和法律的桥梁,公民通过司法判决来认识法律。提高司法艺术,坚持司法公正,将法律的要求通过司法判决完整地展现给公民,实现"内在观点"与"外在观点"的统一,法律就不是仅仅从外在观点来看的不具有确定性的"预测论",而是从内在观点来看的具有确定性的"义务论",如此才能建立公民和法律之间稳定的"熟人关系",法律权威在这种"熟人关系"中才有牢固的根基。     

行政诉讼重作判决必要性再探讨

一方面,抛开法解释论的框架,无论是从审查强度、审判范围还是保障行政相对人权益的角度出发,对重作判决与撤销判决的关系进行重新审视,都可以对重作判决的"附属"地位提出有力的质疑;另一方面,其又与变更判决、履行判决的功能重叠、分野不清,重作判决的"独立"地位岌岌可危。重作判决的性质归属难题辅之以实践中其被不同程度解构的事实,导致其必要性进一步弱化。而站在优化行政诉讼判决结构的高度,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完善重作判决乃是必由之路。     

《出口产品反倾销应诉规定》评述

随着各国对我国企业的反倾销案件的迅速递增,我国于2001年12月实施新的《出口产品反倾销应诉规定》,期望促进出口企业的反倾销应诉。该《规定》在当今背景下有一定积极意义,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仍保持了"计划经济"思维、某些条文不现实、缺乏操作性等。     

暂缓判决的司法价值及其完善

暂缓判决是创新少年审判机制的有益尝试,不断对暂缓判决进行发展和完善,扩大其适用范围,建立全方位深层次有效的考察工作机制,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方式把暂缓判决明确下来,是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一种完善.     

对华反倾销中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

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中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入手,分析了"非市场经济地位"对我国出口企业反倾销应诉的影响,着重从政府和企业层面提出了减少和规避"非市场经济地位"对我国出口企业反倾销应诉影响的对策.     

论行政诉讼中的变更判决

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对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行政案件可以适用变更判决。首先阐述了变更判决存在的理论基础,然后结合我国法律和相关的司法解释,论述了变更判决的适用条件和法院适用变更判决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同时指出我国现行法律关于变更判决的规定在适用范围、变更不得加重处罚等方面存在不足之处,并提出完善建议。     

欧盟"禁止间接管辖权审查"规则的适用

间接管辖权原本是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的一项基本条件,但是欧盟基于"布鲁塞尔公约体系"特殊的立法体例和判决相互信任原则,刻意省略了间接管辖权审查.即便外国法院违反一般管辖规则、未决诉讼规则、不方便法院原则、协议管辖规则或误用其他管辖规则,被请求国也不得审查判决来源国法院的管辖权.虽然欧盟"禁止间接管辖权审查"规则体现了对判决来源国法院管辖权的尊重和信任,但可能导致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侵犯当事人的公正审判权.中国2017年《民事诉讼法》第282条与欧盟的做法存在耦合,也未将间接管辖权作为中国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条件.第282条间接管辖权审查的缺失宜理解为因疏忽导致的规范漏洞,而非欧盟"布鲁塞尔公约体系"对间接管辖权审查的蓄意省略,中国仍然有必要保留间接管辖权审查.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实践与反思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在实践中存在出庭应诉主体不规范、出庭应诉制度目的达成不能、出庭应诉状况地域差距明显等问题,应转变对其意义解读的关注重点,从该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两个角度进行分析论证,理性对待该制度。     

最优司法判决结果的博弈解读——兼及法律方法的可操作性

最优判决结果应为司法活动永恒的最高追求.从博弈论的视角解读,最优的司法判决结果应当是一个合法的、具有可接受性的而且实现了利益最大化的判决结果,亦即纳什均衡基础之上帕累托最优的实现.为达到这一目标,法官在视角选择时应站在"局内的局外人"的立场,而在实际操作时采取"无为的独裁者"的策略.通过这一问题的分析还表明,法律方法应具有可操作性,并且应将其作为法律方法研究进一步深入拓展的突破点与基本目标之一.     

影响企业应对贸易摩擦主动性因素的分析

提高出口主体——企业应对国际贸易摩擦的积极性是应对贸易摩擦的关键环节之一。但是,低应诉率、低胜诉率却是当前国际贸易摩擦现状的主流。改变这一现状,不仅仅需要媒体的宣传引导,更需要各级政府、行业协会、中介服务机构和企业共同努力,通过提升"四体联动"机制的有效性,降低企业应诉成本,增加企业胜诉概率和利益获取能力。通过优化条件,使应诉、胜诉成为企业战略或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方案,积极应诉贸易摩擦才会成为企业内在的选择。     

对"许霆案"重审判决的法律思考

2008年3月31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许霆案"进行了重新审理,最后判决被告人许霆犯盗窃罪.法院认定许霆的行为构成盗窃罪是不合理的,应当判决许霆无罪."许霆案"的发生带来了新的法律问题,我国立法应当尽快加以完善,以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     

专利侵权诉讼不判决停止侵权的法律探讨

专利侵权诉讼中,一般情况下,法院都会判决停止侵权。但由于专利产品的特殊性,有时停止侵权的判决会对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造成严重损害。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了专利侵权诉讼中认定侵权后不判决停止侵权的判例;从知识产权法理和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不判决停止侵权具有合理性,并可通过法律规定进行相应的补偿和救济。     

论反倾销会计应诉的“度”

在反倾销诉讼中,掌握度的规则,抓住关节点,对提升会计应诉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从会计应诉的实践要求来看,着重从两个方面把握住度的要求:一是把握会计应诉决策的度,使会计应诉决策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二是把握会计应诉各环节的度,提升会计应诉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判决理由说明——现代司法判决正当性的内在要求

说明判决理由不仅是判决书的核心和灵魂,也是判决结果正当化、司法合理化和法的妥当性的重要指标,是法官思维水平、专业知识、法律素养以及裁判水平的直接体现,要求法官的思维要符合证明逻辑规则,在判决时做到事实清楚,法律依据充分,是对自由裁量权的有效制约,可以防止法官个人的主观臆断,增加判决书的理性色彩,使判决书具有更高水平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说明判决理由关系到司法判决的正当性和法院的公信力,体现了应然性的价值取向,对于保障审判公开,对于司法审判进行监督、遏制司法腐败,对于沟通国家、社会与当事人的关系,说服当事人接受判决起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