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事宗”易学:一种中国式方法范式的确立与传承

顾炎武《日知录》勾勒了《易》学发展简史,不但泛滥易学的"玄""理"二家,还清楚看到了"史事宗"这家存在的可能性,并深度揭示了史事"参证"方法在杨万里等《易传》中得到确立,认为"史事宗"《易》学以用《易》为学术趣旨,是方法论与目的论的高度统一。顾炎武作为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不但以史证《易》,还由此在其《音论》等著作中推出"广证""博证"之法,终至形成乾嘉学派赖以存在的"疏""证"相结合的范式。乾嘉学派虽以"复古""回到汉学"为旗帜,但纯粹"注疏"的方法范式毕竟已成过时的笺注学。后继的乾嘉学者们分别以吴派、皖派大成之作《周易述》《孟子字义疏证》等为代表,蔚成了以考据、考证为特征的乾嘉学派,标示了中国哲学方法范式薪火相传的学术气派。     

论乾嘉“扬州学派”

<正> 清代学术思想发展至乾隆中叶后,出现了“人人许郑,家家贾马,东汉学灿烂如日中天”的盛况,形成了当时占支配地位的学术思潮——乾嘉汉学(或称乾嘉考据学),并涌现出一些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各具不同特色的学术流派,如吴派、皖派,还有扬州学派等,特别是扬州学派,既继承了吴、皖两派的特点,又发展和超越两派之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颇有些近代学术气息,成为清     

段、顾之争与校勘原则

段、顾之争,是校勘学史上的著名论争,在清代学术史上影响颇为深远。争论的一方段玉裁(1735—1815),字若膺,号茂堂,江苏金坛人,为清代小学名家,曾师从戴震,是皖派校勘学家的代表之一。另一方则是被誉为“清代校勘第一人”(神田喜一郎《顾千里年谱》)的顾千里(1766—1835),名广圻,号涧苹,以字行,江苏元和人。他是江声的高足,惠栋的再传弟子,吴派校勘学家的代表之一。     

钱大昕对历代小学经典的考论

作为清代乾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钱大昕考论、研究的范围非常广泛,这其中就包括历代小学经典。钱氏对多部小学经典有所关注,或考察其著述体例,或论证其作者及成书年代,或分析其性质和价值,语多精谛,颇有创获,且为学术界所广泛认同,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清代广东文化的结晶体──东塾学派

清代广东文化的结晶体──东塾学派李绪柏清代学术以考据学即汉学、朴学为中坚。朴学按流派，可分为吴派、皖派、扬州派、常州派、湘派、浙粤派等。乾嘉时期，考据学达于鼎盛，梁启超说：“总而言之，乾嘉间考证学，可以说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结晶体①。”清代广东朴学兴起...     

钱大昕的方志学思想浅探

钱大昕是清朝乾嘉时代杰出的学者,是学识渊博的史学家和若干学科的倡导人。在方志学上,他亦有独到见解,不仅深入研究方志理论,而且还亲自参修志书。他所阐述的方志义例,对今天编修史志,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钱大昕(1728—1804年),字晓征,又字及之,号辛楣,又号竹汀居士,清朝江苏嘉定县人。他出生于书香之家,其祖父和父亲均为知识丰富的学者,一生清贫授徒。他从小受家庭的熏陶,喜读书,好思考,享有“神童”之称。乾隆十四年(1749年),钱大昕进苏州紫阳书院,得以博览群籍,综贯六艺,深得院长王峻赏识,王峻称他为“天下才”。自此以后,大昕又结识了许多著名学者,诸如吴派经学家惠栋、沈彤、江声;皖派经学家戴震、段     

评价乾嘉学派应消除历史成见

乾嘉学派,亦称乾嘉汉学,或乾嘉考据学,因其于“乾隆、嘉庆两朝,正达于高潮,学术界几乎都被他占领”,故以乾嘉学派名之。由于乾嘉学派是乾嘉时期占支配地位的学术流派,又是有别于其它历史时期的学术,足以反映清代学术特点的学术思潮,因而也有人以“清学”称之。惟其如此,欲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特别是要研究乾嘉道时期的学术文化,必然应着重研究乾嘉学派。近年来的清史研究中,乾嘉学派也的确引起学界的关注。但是,乾嘉学派产生形成的真     

为乾嘉学派正名——从古书通例法看乾嘉学派在科学上的功过

长期以来,一直盛行着“乾嘉考据学是18世纪中国科学发展阻力”的观点。然而研究表明,乾嘉学派所运用的主干方法——古书通例法具有科学性质,该方法促进了中国传统科学的复兴和对西方科学的消化、吸收。从古书通例法的角度看,乾嘉考据学在科学上至少具有四大功劳：1.促成了中国传统科学自立自强的热潮;2.带动了对西方科学的全面消化与吸收;3.更新了科学研究的方法;4.为科学发展开辟了道路。乾嘉学派在科学上基本上是沿着前辈的足迹行走在发展中国传统科学的大道上,并且取得了更加骄人的成绩。尽管乾嘉学派具有“西学中源”等缺陷,但总体而言,乾嘉学派在科学上是功大于过的。     

朴学宗师之承接——江永的音乐史学研究

江永为清代皖派经学宗师,其乐学著述以《律吕新论》、《律吕阐微》为著,其音乐史学思想则主要集中于《律吕新论》一书中.江永不仅对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理论予以细致衍算,深入阐发,还就中国音乐历史的发展趋势提出“俗乐可求雅乐”、“声音自有流变”等富于真知灼见的学术观点,形成其独到的音乐史学思想体系,也为今天的音乐史学研究提供了研究思路与理论依据.     

试论沈葆桢的多边关系

一夏东元先生写过一篇《略论洋务运动的多边关系》的文章,着重谈了洋务运动与太平天国的关系、与中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与洋务派及其中某些人物的关系,其见解新颖、精深,颇受启迪。沈葆桢是洋务运动中一个有影响的人物,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对他都有高度评价:曾国藩称他“独能伸明大义,裨益全局。”左宗棠称他“久负清望,为中外所仰。”李鸿章称他“筹略深远,成竹在胸,大     

明代山水诗概论

明代初期山水诗可以胡应麟《诗薮》按地域别为吴派、越派、闽派、岭南派、江右派五个创作群体。越派与吴派的山水诗成就高于其它三派，刘基、高启分别是其代表。明兴盛时期的“台阁体”其山水诗无明显政治目的，以冲淡闲雅为宗。明代中叶的复古派也不乏好的山水作品。明代晚期，人与自然的关系比以前愈益亲密，人们的山水审美意识更进一步深化。遗憾的是此时的山水创作成就主要体现在散文方面     

论宋代的语言学变革

中国古代语言学在宋代由于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而发生了深刻的思想变革。这一变革在清代曾因“汉学”和“宋学”的门户之争而广受讥评。清代主张保守汉人学说的经学“吴派”视宋人性理之学为“纯是蹈空,无从捉摸”。认为“宋贤喜顿悟,笑问学为支离,弃     

乾嘉学派吴皖分野说商榷

清代的乾嘉学派中,惠栋、戴震齐名。因惠栋为江苏苏州人,戴震为安徽休宁人,所以论者据地望名学而有吴、皖二派之分。吴皖分野,究其立说所自,当以近代著名学者章炳麟的《书》为滥觞。书中,太炎先生论清儒有云:“其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异也”。其后,梁启超先生著《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再加阐发,遂成“惠、戴两家中分乾嘉学派”之说。自章、梁二先生说出,前哲、时贤之述乾嘉学史,吴皖分野,俨若定论。吴皖分野说,无形中掩盖了乾嘉间学术演进的历史轨迹。因此,以吴皖分野而论乾嘉学派,就是一个很值得商榷的问题了。以下,拟就此谈一些不成熟的意见,就教于大家。     

近代蜀学的转型与面向——以语言文字学为切入视角

晚清民国时期的近代蜀学，在直面古今、中西的关头，也出现了转型与发展。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审视，近代四川的诸多学人积极响应张之洞“由小学入经学”的号召，继承乾嘉学派“以声韵通训诂”的理路，在传统“小学”领域做出了不少贡献（如张慎仪、赵少咸、李植等）。而廖平则摒弃了张之洞“由小学入经学”的号召，炮制了“文字创自孔子”的怪论。在语言文字学领域，近代蜀学所开启的新页是古文字学的引入与推进，从而谱写了“新史学”的新篇章（如郭沫若、李亚农、徐中舒等）。贺麟等人在翻译西方哲学著作时，特别注重“名词的翻译”，这是广义的语言文字学研究。梳理近代四川学人在语言文字学领域的得失，可以为未来的学术研究提供借鉴。     

静心评说张爱玲

都说张爱玲是一位海外华文作家。其实,张爱玲的主要作品,都创作于50年代之前,而且大多写中国大陆的社会生活,理当归人“中国作家”之列。可是,“张爱玲在一般中国文学史上是不列名的”。这也实在太过冷淡了这位颇有才华的女作家。台港及旅美作家倒是挺看重张爱玲,不但出版了她的主要作品,而且把她的创作成就摆在与鲁迅、茅盾、巴金、老舍等现代著名作家“等高”的位置上。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甚至称张爱玲为“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①;“中国当代文坛上独一无二的人物”o。他还认为,张爱玲的文学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     

乾嘉学派经学诠释学方法的体认与价值重估——以现代西方诠释学方法论为参照

以现代西方诠释学理论为参照,乾嘉经学诠释学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的光耀殿军,它最突出的历史贡献是创立了一整套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文字训诂方法,通过对古语的科学训释拉近经学原典与诠释主体之间的距离.但是囿于经学时代的历史观念,乾嘉学派因坚持“道理”亘古不易的教义独断论而导致其经学诠释仍然难以避免主观与武断.在清代中期汉宋学术之争渐趋激烈的大背景下,这种主观与武断的痼疾不仅未能得到根治,反而在学派的门户争论当中被坚持了下来,最终制约了乾嘉学派经学诠释学的发展和完善.     

徽州文献研究的一部力作——评《戴震考据学研究》

明清时期的徽州,不仅以商贾之乡享誉九州,也因科举之盛、文献之多而闻名全国。据《徽州文献综录》的调查结果显示,自宋以来的徽州典籍文献,目前存世者达4000余种,而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期。其中,清代“皖派”朴学家的众多著述、杰出成就及其影响,流风余韵,至今尚存。     

关于乾嘉学派研究的几个问题

在中国学术史上,乾嘉学派活跃于18、19两个世纪间的学术舞台,其影响所及,迄于20世纪中而犹存。最近一二十年间,董理学术史之风复起,乾嘉学派研究成为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对各位先进较多关心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旨在论证乾嘉学派如同历史上众多的学术流派一样,也有其个性鲜明的形成、发展和衰微的历史过程。准确地梳理和把握此一历史过程,或可窥见18、19世纪间,中国学术之演进脉络。     

阮元思想研究述评

对阮元的研究是清朝乾嘉学派人物研究的重要选题之一。近十年来,学术界对阮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学、西学、实学等方面的成就上,对阮元思想形成的原因较少梳理,对阮元思想中存在缺憾的研究也比较薄弱。     

《中国金石学概要》与马衡先生的学术贡献

马衡先生（1881-1955）是近代著名的金石学家，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西泠印社社长。其毕生致力于金石学的研究，一方面继承了清代以来乾嘉学派的朴学传统，又能用科学的方法研究金石学，开创了近代金石学研究的新局面。值西泠印社举“重振金石学”大帜之际，草撰此文，在回顾历代金石学研究的基础上，对马衡先生《中国金石学概要》一书的学术成就进行初步探讨，并总结其在金石学上的主要贡献。不当之处，祈望同道匡正是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