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日本对东南亚的侵略、奴役和掠夺

二战期间日本对东南亚的侵略、奴役和掠夺高芳英随着明治维新的成功，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等一系列对外战争中取胜，国力大增。这使日本“争霸世界”的欲望恶性膨胀，于１９３７年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１９４１年又挑起了太平洋战争、随即，日本军队侵入东南亚地...     

占领期美国对日本"战争记忆"的形塑过程研究

在日本占领期间,占领当局曾极力纠正和引导日本社会的战争记忆,通过组织撰写并在主要报纸上连载《太平洋战争史》和制作广播节目"真相是这样的"来引导日本社会改变对这次战争的整体认识.但在其宣传过程中因为忽略了中国抗战的价值,并对日军的残暴进行了突出刻画,成为日本此后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种种偏见的嚆矢.     

日本右翼势力的"自卫战争史观"辨正

尽管日本右翼势力围绕卢沟桥事变和太平洋战争抛出的"自卫战争史观"--卢沟桥事变"中共责任说"、"国民党责任说"、"共产国际和苏联责任说",以及太平洋战争"ABCD包围圈逼迫说"、"美国阴谋说"、"日美矛盾激化说"等等,均无确凿文字材料可资证明.尽管历史对日本发动的对外战争是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还是"被逼无奈"的"自卫战争"也早已做出了公正的结论,但我们仍须对其不时否认侵略历史的种种谬论据实辨正.     

论日本昭和天皇裕仁的战争责任－－兼驳日本右翼“天皇无罪史观”

昭和天皇裕仁是日本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天皇。其在位期间 ,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裕仁的战争责任 ,战后日本主流社会一直讳莫如深。事实上 ,裕仁并非和平君主而是战争罪魁。《大日本帝国宪法》赋予了裕仁皇权的绝对性。在裕仁的指导和纵容下 ,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和全面侵华战争 ,进而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裕仁与一系列的战争暴行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裕仁还人为地延迟了战争的结束。天皇制的存在 ,成为日本右翼否定侵略战争罪责的免罪符 ,成为其颠倒黑白、歪曲历史的社会基础。     

论罗斯福的印度支那政策(1941—1945年)

1939年9月,希特勒德国进攻波兰,英法与德国之间爆发战争,欧洲形势急剧变化。陷于中国战场的日本军国主义认为独占中国进而谋取亚洲和太平洋地区霸权的有利时机已经到来。日本公开宣布其对外政策基本目标是建立包括东南亚在内的所谓“大东亚新秩序”。地处战略要冲和资源丰富的东南亚地区在日本南进计划中占有重要地     

论司马辽太郎的日俄战争观——以《坂上之云》为中心

司马辽太郎在作品中阐述的历史认识被称作"司马史观",对战后日本历史观的重建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其代表作《坂上之云》中,司马阐述了对日俄战争的认识,但是他未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批判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不义性,亦未反思日本的战争责任,而是将日本置于被害者的立场,渲染俄国威胁论,讴歌日俄战争是一场祖国防卫战。同时司马也指出日胜俄败的原因并非日本强大,而是俄国自身制度腐朽所致。可以说司马的日俄战争史观是偏颇、狭隘的历史观。     

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对日本的经济绥靖及其原因

1931年,日本在中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揭开了侵华战争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1937年7月7日,日本又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由北向南侵占了大半个中国,并积极准备向东南亚扩张。日本法西斯敢于发动侵华战争,并积极准备挑起太平洋战争,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原因之一就是美国政府长期对日本推行经济绥靖政策,给日本起了输血打气的作用,支持和纵容了这个战争祸首。本文试图就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对日本实行的经济绥靖及其原因做一点肤浅的探讨,以求教于史学界的前辈和同行们。     

浅析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废除在华不平等条约的原因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从此失去独立地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宣布自动废除在华不平等条约。究其原因,作者认为美国此举并非出自于对中国的人道主义的同情和帮助,而是美国自身利益所驱使:一是为换取中国在亚洲战场牵制日军;二是为与日本争夺在外交上的主动权;三是为削弱英国在华势力;四是为树立美国新形象,以便战后实现世界霸主地位。     

战争罪责岂能转嫁——驳日本右翼的“英美与日本同罪史观”

日本右翼势力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责任问题上"英美与日本同罪".其实质是割断历史、混淆界限,为日本的战争罪责开脱.英美在历史上有罪,但与日本不同罪,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责任已成为历史的铁案.先有"重庆大轰炸"后有"东京大轰炸".原子弹空袭"被害史观"的实质是抹杀日本的"加害"责任.对中国而言,日本与英美--法西斯国家与民主国家、战时中国的敌与友岂能相提并论.     

古代亚洲的"中华亚洲秩序"及其地缘政治根源

古代中国凭借自身在东亚、东南亚、中亚等亚洲部分地区的强大实力与明显优势,通过军事,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非军事手段,逐渐与异域政权形成宗主—藩属关系,从而在亚洲形成以中国为主导的区域国际秩序,可称之为"中华亚洲秩序"。中华亚洲秩序与欧亚大陆其他文明秉持"无限扩张主义",尽力构建疆域尽可能广阔的区域国际秩序,甚至全球国际秩序不同,是秉持"有限扩张主义",在亚洲地区建立的"有限"的区域国际秩序。对于古代亚洲国际秩序的理解,不应简单地从在西欧历史经验基础上建立的现代国际秩序及相关理论视角出发,而应回到古代中国与亚洲地区传统的区域国际秩序的历史实际,构建具有中国乃至亚洲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以揭示古代亚洲区域国际秩序的历史特征。     

战后日本为侵略战争全面翻案的第一本书--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

最早系统提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是战后被判为文化战犯嫌疑人的老牌右翼文人、作家林房雄。他在《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一书中提出了“东亚百年战争”的假说,认为日本算不上是“帝国主义”,也不存在“天皇制法西斯主义”;日本的“大东亚战争”是“自存自卫”的战争,“是民族解放战争”,是“纵然失败却是无悔的战争”。该书全面肯定和美化日本的侵略历史,是战后右翼思潮及军国主义史观死灰复燃的显著标志之一。     

日本右翼势力的"美英同罪史观"辨正

日本右翼势力兜售的“美英同罪史观”的主要谬论包括:美英等国也应对中日战争的长期化和“大东亚战争”的爆发负责;就侵略行为和殖民统治而言,日本与美英等西方列强没有什么区别;日本军国主义不同于德国法西斯主义,日本的战争犯罪也不同于德国的人道犯罪;美苏等盟国的一些“暴行”也是战争犯罪行为等等。然而,无论日本右翼势力怎样淡化和试图以此“抵消”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罪责,其“美英同罪史观”都是站不住脚的,更丝毫掩盖和减轻不了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滔天战争罪行。     

再议日本谋求“正常国家”

冷战结束后,日本借助国际、国内环境的重大变化谋求建设“正常国家”。文章认为日本走向“正常国家”不可避免,同时因经济颓势的影响、政治上过分倚重美国、缺乏承担国际责任的正常气度以及与邻国关系不睦,使得日本在走向“正常国家”的过程中充满不确定性。理性分析与日本谋求“正常国家”相关联的其他问题,以保障我们在对日外交中能够始终处于积极主动的地位。     

日据下台湾"现代化"的文学证伪

宣扬“脱亚入欧”和“大亚细亚主义”的日本殖民者曾将其殖民扩张美化为“文明的义战”,宣称日本的统治将使台湾民众“从地狱来到乐园”,当前某些人也不断鼓吹日本带给台湾“现代化”的论调。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以现实主义的描写撕破这一谎言:法律苛严和贪赃枉法令台湾民众饱受欺凌;殖民经济导致台湾农民破产;“皇民化运动”则难以更改台湾人民固守的中华传统文化和民族身份认同。     

日本对苏作战的准备与伪满的灭亡

日本为实现其称霸亚洲的野心,伪满洲国建立后,便以“满洲”为基地,积极从事对苏作战准备。日本原拟在对苏作战准备成熟和德苏战争有利于德国之际,对苏发动攻势,但随着战局的变化,日本当局不得不抽调关东军的大部分兵力应付太平洋战争,这不仅动摇了伪满洲国的统治,而且迫使日本改变对苏作战计划,从战略进攻转向战略防御。随着日本败降和伪满洲国解散,日本对苏作战计划彻底破产。     

民族主义视点与中日关系

在中日两国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出现“政冷经热”的结构性矛盾,两国国民情绪受到了直接影响,民族主义情绪特别是狭隘民族主义有所凸现。为此,必须加强民族主义的理性管理,促进中日民间的相互了解,推动民间感情的逐步好转。     

《管子》的“王道”经济观

蕴含《管子》“王道”经济观的主要内容是在粟多国富、兵强战胜的宗旨和目标下,于战备“务具其备”、“盖天下”,以“战胜者地广”为目的,平时的战争动员则坚持视农事为“王之本事”;《管子》“王道”经济观所遵循的最高政治原则是“行义”、“顺于理义”。     

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何以未被追究

东京审判没有追究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是造成战后日本社会对历史认识缺失的主要原因。裕仁天皇绝非别有用心的人所描绘的那样,只是一位“无权且无辜的立宪君主”,而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最高决策者和积极参与者,是日本军队的统帅和精神领袖。二战后,正是美国的蓄意开脱和裕仁及日本当局的百般抵赖,使得裕仁逃脱了正义的审判。这一后果是,日本否认侵略战争的历史,一再翻案,右翼势力日益猖獗,导致东亚局势的动荡不安。     

甲辰日俄战争的再探讨

20世纪初,日俄两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推行各自的"大陆政策"与"远东政策",经过外交、军事准备之后,在中国神圣领土上进行了一场非正义的"分赃"战争,软弱的清政府宣布"中立",听任"两个强盗"的厮杀、掠夺。得势的日本从中国攫取大量权益。这场战争是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标志之一,是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政策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