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与“隐喻”──中西诗学审美追求比较

“兴”与“隐喻”──中西诗学审美追求比较［新加坡］王力坚闻一多说：“《易》中的象与《诗》中的兴……本是一回事．所以后世批评家也称《诗》中的兴为‘兴象’。西洋人所谓意象、象征．都是同类的东西，而用中国术语说来．实在都是隐。”（闻一多《说鱼》．《闻一多全...     

“《诗》亡然后《春秋》作”的文化解读及其诗学批评

“《诗》亡”不是《诗三百》的消亡,也不是诗歌创作的消亡,而是因“采诗”制度废止而形成的诗教风尚的消亡.诗具史笔是“《诗》亡”与“《春秋》作”在诗教功能上构成因果关系的逻辑前提,也是对诗的社会功能的高度概括.诗具史笔的诗学价值在于对诗歌社会教化作用的重视,对“诗史”范畴的提出和对“以诗证史”批评方法的建立.其理论缺失在于注重诗教,轻视诗美;以诗为史,诗史混淆;依诗订史,苛责诗艺.诗具史笔最大限度地彰显了诗的社会功能,其诗学价值和理论缺失均在于此.     

文化守成主义与闻一多中期美学思想倾向

自1925年至1937年,即闻一多留美归国前后到西南联大前,他的思想偏向于文化守成主义。其渊源为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并经由梁实秋的影响而接受之。闻一多由文化守成主义而生成的古典主义美学思想倾向,在以下几个方面呈现出来:其一,维护传统文化,寻求恒定的价值标准;其二,对西方殖民文化威胁的警觉与抗争;其三,对以胡适为代表的科学主义思潮予以抵制与批评;其四,坚持古典主义的文学是生活的批评的原则;其五,强调文艺表现常态、健康的人性,以理节情,化丑为美;其六,追求健康与和谐的整体的诗美建构。     

胡仔的“诗道”及其诗学意义

《苕溪渔隐丛话》是以文献价值著称的宋代诗话总集,胡仔在书中以扶持“诗道”为己任。前人对其“诗道”之所指尚未及探究。其“诗道”即诗学批评之道,即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唐宋诗人及其诗歌,意在给陷入发展困境的宋代诗学指出向上一路。他主张创新,兼取唐宋,提出“师少陵而友江西”的观点,这些至今仍闪烁着宋代诗学批评的理性光芒!     

闻一多前期文艺思想的复杂性及其原因分析

作为相信纯艺术主义的诗人和文艺理论家,闻一多在其前期坚持艺术为艺术的同时,又不忘文学的宫殿建立在生命和现实人生这两块基石上而对生活批评.这种文艺思想的复杂性,源于闻一多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他对艺术执著的追求精神.只要我们深入地观察闻一多在任一阶段文艺思想的背景,从宏观角度鸟瞰他文艺思想变化波动的轨迹就会发现,其文艺思想的复杂性是辨证的而不是矛盾的.     

追求艺术美的极致——闻一多诗美主张发展论

坚持“以美为艺术核心”和“主张纯艺术的艺术”的闻一多 ,认为“艺术的目的是要达到‘纯形’的境地”。在经过孜孜不倦的求索和跋涉后 ,认为要“赤身空拳打出招牌”就“非挑衅不可”的他终于写出了《诗的格律》等文艺评论文章 ,完整地提出了诗之“三美”的格律化主张。闻一多坚信“自然的不都是美的 ,美不是现成的”和“美的灵魂若不附丽于美的形体 ,便失去他的美了” ,因此 ,他强调“做”诗 ,主张诗“越是带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快 ,跳得好” ,并认为真正的诗家 ,作诗要如“韩信囊沙背水 ,邓艾缒兵入蜀 ,偏要从险处见奇”。虽然如此 ,但闻一多并不否认文学应该贴近生活 ,他说 :“文学是生命的表现”、“文学的宫殿必须建在生命的基石上”。强调“艺术的真源”是“伟大的同情心” ,因此 ,诗人就“应该是一张留声机的片子 ,钢针一碰着他就响”。他的诗作 ,也无不实践着他的主张 ,或色彩浓丽 ,或风格沉劲 ,或感情愤激 ,或心理细腻 ,均因体现着“三美”的特征而达到了艺术美的极致     

用“诗”的眼光读诗——论闻一多古典文学批评的现代性视野之三

在古典文学批评中,闻一多极力反对只从政治、伦理的角度去解读古代文学典籍的非文学化批评,他认为文学批评应该回归文学本体,应该“用《诗经》时代的眼光读《诗经》”,“用‘诗’的眼光读《诗经》”,深入挖掘文学的审美本性。     

论闻一多对汪静之《蕙的风》的批评及其他

闻一多曾在通讯中骂汪静之爱情诗集《蕙的风》只诲淫而无诗。他的这种理念,在当时国内文坛就有同调,如胡梦华认为轻薄并有向恶倾向,是不道德的文学。但周作人等则为《蕙的风》辩护,认为做得就说得,并暗指胡梦华是伪君子。鲁迅更给胡梦华扣上锻炼周纳的罪名。如果认为周作人等为《蕙的风》辩护错位,那么我们必须肯定闻一多批评的价值。因为周作人除夹杂人身攻击外,更多是围绕道德标准的文化取向角度纠缠,实际是偏离了文学本身。而闻一多既从道德标准,更从诗之本身即艺术审美价值角度立论,这就抓住了关键。因为诗亦属系统工程,是更为复杂的金银盾,即不仅需要内容精纯,还需要艺术精湛,任何方面都不可缺失。     

关于文艺批评标准的思考提纲

一、文艺批评标准由文艺本质观及文艺功能观决定。文艺批评标准是由文艺本质观及文艺功能观决定的。有什么样的文艺本质观及文艺功能观,就有什么样的批评标准。儒家提倡“诗言志”和“文以载道”,着重文艺的教化功能,所以其批评标准是善,“思无邪”。魏晋时代提倡“诗缘情”,认为文艺不是代圣人立言,而是吟咏情性的,所以提出“诗赋欲丽”这个重形式美的标准。西方古代强调文艺是模仿、再现,所以批评标准着重符合客观真实。到了浪漫主义时期,认为文艺是“表现”,表现自我;抒发情感,批评标准便是情感的真实。我国现代长期以来认为文艺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所以文艺批评标准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与我国古代文艺批评标准是一脉相承的。二、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提法是不科学的。     

闻一多对李白认知角度的转变及其原因

闻一多在其后期,曾经对李白的认知角度发生变化,认为其诗缺乏人民性。这不仅因为他们同中有异,如闻一多的飘逸特征属绅士追求,而李白的飘逸特征则属于游侠表现。在他们的一生中,闻一多体现更多的是道义,而李白体现更多的只是侠义;更重要者,则是闻一多后期观察事物的坐标发生了转变。闻一多在不同时期所认知的李白,正是其复杂"金银盾"的一面。闻一多不过是借题发挥,阐释他当时"人民至上"的政治诉求。但后期的闻一多在剔除知识分子清高和孤傲的同时,却保留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仍然坚持不事权贵的操守,这才能够真正为人民利益而鼓与呼。因此,闻一多后期对于李白的批评即"不是为着人民的"这句话,是他们差异的根本。假使我们再根据闻一多后期的表现分析,那么我们就有充分理由认为,闻一多无疑达到了天地境界的标准。     

苏轼“以才学为诗”论

如果说,对苏轼诗歌的其它特点,如“以议论为诗”、“尚理”等还是毁誉参半的话,那么,对“以才学为诗”的评价,就近乎完全的否定了。 古人批评“以才学为诗”,主要是指斥其背离了从《诗经》到唐诗以来的诗歌传统,背离了诗歌的“本色当行”。因为传统的方式是“咏物”、“言志”,即要诗歌要托之于象,而这种意象又要寄托诗人志趣,要反映社会民生等重大问题。 今人批评苏黄“以才学为诗”,主要是从内容决定形式,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等观点推衍而生的。     

释《诗·关睢》的“流”、“采”、“芼”

《关睢》的旧注不可据,因为它是附会“关睢,后妃之德也”(《诗序》)来做注的,不是诗的本义。近日的释文又多重字不重意,也往往难通。诗文“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参差荇菜,左右采之”,“参差荇菜,左右(艹毛)之”,结构相同,只“流”、“采”、“(艹毛)”三字有异。这三字意思虽有不同,性质上必无差异。而本诗乃诗人借物起兴,因之与下文“窈窕淑女”云云,在意义上就不一定有必然联系,所以也不必勉强把它们纠合在一起,三个字只是解释“参差荇菜”。过去有的把它们都训为择,如闻一多(见《风诗类钞》甲,《闻一多全集》)。宋朱熹的解释则是:“流,顺水之流而取之也”,“采,取而择     

闻一多与抗战文艺

抗日战争时期，闻一多参加了众多与抗战相关的文艺活动，发表了许多与抗战文艺相关的真知灼见。在西南联大，闻一多组织排演了《祖国》《原野》等抗日话剧，鼓舞了人民的抗日斗志。闻一多认为，在民族历史行程的大拐弯中，要一鼓作气来渡过危机，这是一个需要鼓手的时代，期待着更多“时代的鼓手”出现。同时，他认为民歌中所蕴含的“原始”和“野蛮”，也正是当时抗战所需要的一股重要精神力量。闻一多还认为，中国新文艺应该彻底尽到它反映现实的任务，文艺要下乡，进工厂，回到群众那里去为他们服务。闻一多是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大力提倡抗战文艺，他认为民族主义是复兴的根本，但他并不因此而提倡复古，而是继续呼唤科学和民主，要求发展新文学，为抗战文艺做出了重大贡献。     

追寻与超越——论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与批评思维的现代性

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文艺,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景观.文艺创作若沿着良性之路发展,迫切需要文艺理论与批评的指导,尽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道路.作为文艺的指南针——文艺理论与批评,它的宗旨本来是帮助接受主体理解艺术的奥秘,提高审美鉴赏力,指导作家、艺术家更好地创作艺术品,但是当今的文艺理论与批评却出现了滞后性,即文艺理论与文艺创作相分裂,文艺理论与批评对作家、艺术家失去了指导作用,接受主体也不理睬文艺理论与批评了.这主要表现在当前文艺理论与批评所患的“失语症”,所谓“失语症”,是批评者和文艺理论者被“他物”遮蔽了自己独有的思维和言说方式,以“他人”的基本理论范畴和基本运思方式进行批评.正象当前文艺批评中不再有韵味、风骨的     

闻一多“文化的国家主义”再读解

本文试图超越简单的价值判断,对闻一多曾经提出的“文化的国家主义”这一思想现象进行重新读解和审视。“文化”的立场反映出闻一多作为一类知识分子典型的精神特殊性,而他对“国家主义”思潮的接受与看取则折射出时代背景加诸于那一代知识群体在生存处境和价值取向上的某种本质共性。在“文化”与“国家”的关系中,前者的人属性与后者的本质性所构成的精神紧张最终决定着像闻一多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宿命。     

学术视域中的“红色文艺”

“红色文艺”并非一个自发的成熟的学术概念,但若对其事关公平正义的“红色”内涵与事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建设事业的外延有所限制的话“,红色文艺”仍然是一个深具问题价值的学术对象。从学术视域出发,“红色文艺”区别于中国文学史上其他所有文学类型之处,即在于它“以‘人民’为中心”,珍爱生存（权）、尊严、平等、正义等价值,并形成了自己特定的有关人物形塑、社会想象等的叙事系统。当然,红色文艺也面临“人民”自身分化等客观困扰,需要有效辨识与整理。     

文学的命运与负担——文艺新潮异论

近年来通俗文学蓬勃遽兴,引人瞩目。而这大时代的光怪陆离的文艺新潮冲击下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却又令人焦灼不安。为着当代文学的命运与负担,我们不得不沉思……两种文学的历史存在文艺的审美价值和社会功能是多方面的。从综合的标准,可以划分为“鉴赏性文艺”和“娱乐性文艺”两大类别。许多伟大的作家和文艺批评家早已看到了这点。席勒站在审美的角度论述了文学的休息说与高尚化说。他指出:“流行着两个关于诗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诗是娱乐和休息的工具’。……第二个原则是:‘诗是     

闻一多与“新月派”辨析

一提起闻一多,人们便会马上联想到“新月派”,而一提起“新月派”,人们也会马上联想到闻一多。闻一多是“新月派的代表诗人、文艺理论家”,闻一多是“新月派的主将、中坚分子”,这样的结论似乎是铁板钉钉,丝毫不能移易的了。因此,许多现代文学史著作是这么写,不少专家、学者也是这么说。虽然,也有一些人提出了不同意见,比如熊佛西先生,早在1946年写的《悼闻一多先生》的文章中,就曾写下过这样的文字:“有些人仅将你看成一位‘新月派’的诗人,那就无异     

“不学诗无以言”小议

<正> 《论语·季氏》载“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这段对话记载了孔子对他的儿子伯鱼的一次关照,这次关照的核心是要孔鲤学诗,并告诫他,不学诗就不会说话。在当时,诗的地位为什么那样重要呢? 西周初年,有一种“献诗陈志”的社会风气。人们对好人好事的赞扬,或对坏人坏事的批评,往往不是直抒己见,而是用诗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国语·周语上》记载了这样一个     

“文化研究”的意义与问题—与盛宁先生《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一文商榷

盛宁先生指责国内学界的“文化研究”一直在“何谓文化研究”的问题上打转,执迷于所谓的理论问题而严重忽视了批评实践,这使文化研究走入了死胡同.这种无的放矢的批评实际上导源于对文化研究的狭隘理解,机械地认为理论与实践可以一刀两断,罔顾文艺研究中丰富而复杂的中国经验,未能认清文化研究何以在中国兴起并长盛不衰、引发的焦虑与直正的困境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