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因素诱发农村贫困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以下简称扶贫重点县)的贫困监测调查,自然与人力资源禀赋不足、严重自然灾害、残疾和大病是当前农村的主要致贫因素,因此扶贫工作应以改善农村社会服务、培育农户自我发展能力为主。 一、当前农村主要致贫因素 (一)自然资源缺乏、自然环境恶劣。扶贫重点县贫困农户有70％生活在山区,其中2002年和2003年连续2年生活在贫困标准以下的农户有76％生活在山区,46％的农户人均耕地不     

我国山区少数民族贫困成因的框架分析——基于市场参与率的视角

山区少数民族是我国贫困面最广、贫困程度最深的一类群体.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参与率是决定人们收入水平、是否贫困的直接原因.在实证分析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劳动参与率、受教育水平的基础上,文章以市场参与率为视角,从山区和少数民族两个维度分析了山区少数民族贫困的成因,认为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致贫因素的累积和叠加,使得山区少数民族人口市场参与率低,贫困率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山区少数民族贫困成因的框架分析——基于市场参与率的视角

山区少数民族是我国贫困面最广,贫困程度最深的一类群体.文章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参与率是决定人们收入水平、是否贫困的直接原因.在实证分析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劳动参与率、受教育水平的基础上,以市场参与率为视角,从山区和少数民族两个维度分析了山区少数民族贫困的成因,认为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致贫因素的累积和叠加,使得山区少数民族人口市场参与率低,贫困率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山西省新阶段农村贫困特征及致贫成因分析

作为能源大省的山西,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呈现出高速增长的特征,山西减贫成效显著,但贫困人口规模依然庞大,并呈现出以暂时性贫困为主,多维度贫困并存的特征。致贫因素也更加复杂,自然和地理条件恶劣,生产生活条件差,自然灾害频繁;收入来源单一,非农就业不足;劳动力文化程度低,教育负担过重;医疗负担过重,因病致贫;农村公共基础设施落后;农村金融服务发展缓慢等成为山西致贫的主要因素。通过分析山西新阶段贫困特征,为政府制定更有利于穷人的扶贫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深入研究民族地区特殊类型贫困的力作——评《少数民族山区长期贫困与发展型减贫政策研究》一书

中南民族大学陈全功教授、程蹊副教授的新作《少数民族山区长期贫困与发展型减贫政策研究》(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以"长期贫困"和"发展型减贫政策"两大概念为主题,以武陵山区、滇黔桂山区、海南五指山等地区的农户为对象,调查研究民族地区特殊类型贫困问题,值得品读。该著作提出,我国少数民族山区的贫困属于长期贫困,其特征有三个:一是代际传递,父母一代将贫困状态和致贫因素传递到子女一代,导致多代贫困现象;二是相当     

农村致贫风险生成机制与防止返贫管理路径探析——以安徽Y县为例

中国2020年完成了以消除绝对贫困问题为目标的脱贫攻坚战,然而农村诱发贫困问题的诸多风险仍然存在。管控和应对致贫风险是脱贫攻坚后防止贫困再产生的重点任务。当前农村家庭风险总量增加、风险单元层次多样化、传统风险与非传统风险并存;农村风险既具备风险运动轨迹的共性,也具有与自然要素结合更紧密、更易发生风险的累积和叠加问题的特殊性。按照时间维度与聚散维度,农村致贫风险的运动结果可以被划分为四种类型;从致贫机制上来说,农村风险具有累积致贫、叠加致贫与传染致贫三种致贫效应;在风险管理视角下,需要将致贫风险防范的关口前移、完善风险责任共担机制,以及通过赋能增强农村家庭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     

藏族地区贫困与反贫困研究

贫困问题在我国藏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由于我国藏族地区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战略意义,解决贫困问题直接关系到该地区的安定和平和长远发展,也由于我国藏族地区的特殊自然条件和历史原因,解决贫困问题也面临诸多的制约因素和困难,因此有必要对我国藏族地区贫困问题的现状及其成因、反贫困的实践工作和贫困治理模式创新路径进行探讨,从而为我国藏族地区贫困治理研究和实践提供一些思路和可行措施.     

我国贫困农民发展权法律保障现状成因及策略重构——以精准扶贫实地调研为进路

农民贫困的重要成因之一是权利保障的缺失。针对当前部分农民贫困的现状,我国制定了精准扶贫的政策,并取得实质性成效。然而,贫困农民政治参与度依然较低,缺乏经济保障机制,社会保障城乡统筹不力,农民发展权相关立法有待进一步完善。通过对H省X县200户贫困农民进行实地调研走访发现,疾病是当前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子女上学以及年老无劳动力亦是致贫两大重要因素。保障贫困农民发展权,实现农民精准脱贫,政府首先应充分发挥服务和管理职能,主动承担责任;其次,充分利用当地文化资源,进行文化产业建设,引导农民提高自身发展意识,积极参与技能培训,提高自我发展能力;最后,构建完备的法律体系,进行专门立法,走出一条特色脱贫之路。     

少数民族文化致贫与贫困文化后果研究

文化致贫作为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致贫的原因之一,具有多样性、长期性、致贫惯性等特点,是反贫困的难题。由于文化致贫原因各不相同,多样性文化在贫困领域也表现为贫困原因的多样性,因此制定多样化的经济发展策略对多样性文化在减贫中所起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分析文化致贫原因需注意四个问题:1.不应将传统文化中一些致贫因子作为社会的信仰、规范、价值观和态度来判断一个民族或个体的道德行为;2.针对传统文化中致贫因子的惯性发展,反贫困策略可能失效并出现大面积的反贫困失败;3.由于贫困群体对自身传统文化的长期认可和适应,其诉求与外界所提供的帮助呈现信息不对称;4.多样性文化中有些文化特征具有公共性特点。少数民族群体贫困及其贫困文化后果既可能对个人也可能对整个民族形成影响;贫困造成的文化后果有自我延续及叠加,更严重的是因贫困形成的反抗性文化会导致与其他民族、族群或族裔保持距离,并对社会和谐发展产生障碍。文化致贫的反贫困行动是一项长期策略,除关注物质贫困外,还需社会工作者的帮助,从物质财富以外的领域来改变生存、生活境况。     

精准扶贫政策下农旅文融合发展助推乡村振兴模式与经验

湖南省龙山县岩冲村位于武陵山区酉水河旁,与里耶秦简发掘地一水相连,天然资源禀赋充足,但交通区位受限。随着精准扶贫政策的提出与实施,如何破除地理位置的不利因素,发挥特色资源禀赋优势,实现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针对致贫原因找症结,破除贫困找依据,实地调研找方法,借鉴经验,请专家把脉问诊,综合研判找路径,结合地域优势,合理利用文旅IP资源禀赋,通过"村党支部+合作社+乡贤+农民"模式以"三起来"促"三变",激发内生动力,促成农旅文融合发展,拓宽农民就业渠道,拓展农民增收空间,实现农民分享社会发展红利,实现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共建省级美丽示范乡村。走上"既有金山银山,更有绿水青山"的绿色发展轨道,助力乡村振兴。     

皖西大别山地区致贫因素的研究

皖西大别山地区的贫困问题一直受到广泛关注。在对皖西大别山地区的致贫因素进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分别采用2000年到2007年和2008年到2011年两个阶段的数据,以贫困发生率作为母序列,以从自然因素、经济因素、人力因素和社会因素四方面考虑选取的6个指标作为子序列,利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对8个县(区)的各指标与贫困的关联度进行分析,确定各因素影响贫困的重要程度以及趋势变化。还分析了可控影响因子与其他因子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和影响关系。结果显示,人力因素与社会因素是皖西大别山区贫困的主要致贫因子。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消除贫困之区域观 --学习"十六大"文件体会并以湖南省为例

当今的发达国家都经历过由初级小康向全面小康的发展过程,而我国小康的这一转型过程是在区域环境差异极大和人口总量最多的国家中进行的,这就注定了我国今后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中国自己的突出特色,即要与消除区域性贫困联系在一起,建设全面小康和消除区域贫困成为现阶段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并具有其结构的消长性、演进的阶段性、分布的区域性.以湖南省为例,区域性贫困的致贫因子大凡有5种类型,今后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以消除贫困县为指标之一,2050年前要以消除贫困乡为指标之一,具体举措有转变观念、环境扶贫、科技扶贫、教育扶贫等多种.     

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贫困的致因分析——基于贫困代际传递论与贫困陷阱论比较

目前,我国针对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的挟贫政策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呈弱化之势,其关键原因就是没有根据不同的致贫因子采取合适的减贫政策。事实上,所有的致贫因子大体上都可以归类于贫困代际传递扣贫困陷阱两种致贫模式,深刻比较和分析二者的异同,厘清这两种模式的致贫机理,对于制定合理的反贫困战略以破解欠发达地区农村的长期贫困问题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和理论意义。     

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贫困治理转型：内源性扶贫——以滇西北波多罗村为例

受自然、历史、地理等综合影响,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自然条件差、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落后,致贫因素复杂。贫困社区和贫困人口处于物质、人力、社会资本贫困叠加、负向影响的困境之中,缺乏自我发展能力。对扶贫对象进行贫困干预既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更需要以精细化的社区能力建设来不断增强扶贫对象与外部交流的意识和能力。这就需要农村贫困治理从线性、植入式的外源扶贫模式向内生能力培育为重点、多元参与治理的内源性扶贫转型。对波多罗村内源减贫研究表明,政府、社会组织、市场协同推进下,贫困农民生计资本提升,参与外部经济和市场竞争能力增强,生计结构向高价值优化,实现了增收和社区减贫。     

我国古代民族经济的区域性发展与互补

在我国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中,经济问题始终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与各民族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相互补充是密不可分的。本文拟就我国古代民族经济区域性发展及其互补关系谈一些粗浅的认识。 1 讨论我国古代民族经济的区域性发展,首先要注意的便是地理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尽管我们不认为它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科学技术和文化水平发展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地理因素往往起着很大的作用;发展的程度越低,受地理因素的影响就越大。     

基于AHP的农村致贫因素研究

基于系统论观点,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因素进行层次划分,从自然、经济、社会三个方面构建包括4个层级、27个指标的农村致贫因素评价指标体系,然后结合四川省青川县实际情况,运用AHP方法对其致贫因素进行综合评析,得出该县主要致贫因素,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为进一步制定脱贫政策提供定量依据和参考。     

我国农村地方病型贫困的思考——以贵州省地方病氟中毒为例

农村地方病型贫困是农村居民致贫的一大根源,分析农村地方病型贫困的成因、危害,可提出相应的扶贫对策,以缓解贫困压力.     

公共服务与社会发展机会的脱贫效应

２０２０年后农村减贫的战略重心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如何精准识别农村相对贫困发生的 根源,缓解农村相对贫困问题,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运用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与中国社会 综合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农民的可行能力不足具有明显的致贫效应,其中,身体健康状况、心理健康状况 等基本可行能力和受教育程度等可行发展能力的不足均是导致农民相对贫困的重要因素;而农民工作 意愿的致贫效应不明显,相对贫困的状态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农民的工作意愿;增加农村基本公共 服务供给则是纾解农村相对贫困的重要方式;增加农村社会发展机会同样具有重要的脱贫效应,可以显 著降低农民相对贫困发生的概率。     

21世纪以来中国反贫困的新特点

消除贫困是现代社会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我国虽然是世界反贫困事业的积极实践者,并在世界反贫困历史上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成就,但消除贫困的任务仍相当艰巨。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贫困问题从衡量标准、致贫因素、结构类型、演变趋势等各方面又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     

云南民族地区的贫困代际传递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必须彻底解决全国目前尚未脱贫的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的贫困问题。其中,农村贫困问题又集中表现在民族地区,云南是集边疆、民族、山区、贫困为一体的欠发达省份,是脱贫攻坚难啃的硬骨头。从贫困代际传递的视角,分析了家庭内部包括家庭结构、生育观念、监护状况、受教育程度以及社区范围内的宗教信仰、丧葬习俗方面的致贫因素并呼吁少数民族地区干部群众抓住当前发展的有利时机,凝聚各方力量,发挥内生动力,充分实现自身发展,同时认真学习党的各项民族政策,树立对待宗教的正确态度,进而加速脱贫,共享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