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写人学”构建的理路

在当前学术背景和学术条件下,中国写人学的构建应当遵从下列基本理路:首先,应当以关注内部研究的“叙事学”为镜鉴体,在重新研读并挖掘中国古代经典文本写人精髓的基础上,着力解答好“如何写”等一系列揭示文学创作内在规律的问题;其次,中国“写人学”的建构应当运用文化意义上的“大修辞学”方法论,特别是积极应用戏剧主义批评的角色理论、女性主义批评以及后现代修辞批评的符号学、精神分析等理论方法,来冲撞传统写人研究的条框;再次,在话语源上,中国“写人学”既要立足于传统画论的“形神相对论”等话语体系,又着力推出“绘态”、“传情”、“构图”等其他画论范畴,并注意对这些写人论话语进行现代阐释,从而保障其本土化和重新性。     

会通与嬗变——“古数复原”视角下的明末清初数学史

为复原传统数学的整体结构及其与传统文化其他方面的天然联系,须从＂古数复原＂的视角研究明末清初数学史。中西数学会通导致了传统外算复兴,与外算复兴相伴随的,是人们价值观念上内算与外算的易位。内算、外算易位导致中国传统宇宙观的变换与儒家伦理遭受威胁,进而引起了传统数学所描述的＂理＂的变化,并进一步引起传统数学在儒学体系中地位的＂嬗变＂。由于中国人对理、器的不同态度,以及公共话语空间和私人话语空间的形成,这些会通结果在人们的话语空间中呈现的程度是不同的。     

传统学术在近代的嬗变、赓续与发展——“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为推动中国传统学术转型的深入研究,上海大学历史系暨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举办了"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传统学术转型的原因、路径与方法,经学的近代转型,传统史学的近代转型,"古史辨"与近代史学,国学与中西学术,近代著名史家的学术与思想以及清代学术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本次会议的举行,对于在海内外传统学术研究中打通古代与近现代之间的壁垒、促进不同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的学者直接对话并推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吴宓与会通派

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对待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关系上，于对抗的两极之间，尚有一长期被忽略的会通派。本文作者认为，会通派的学理基础是中庸，吴宓是这一派别中的中枢性人物之一。作者首次提出吴的学术有前后期之分，前期属文化保守主义，后期则试图沟通传统与现代，并沿着解释学的理路对中国现代人生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扑朔迷离”看古文立象尽意的言说方式——兼论现代古文解读方式的“西化”

《木兰诗》“扑朔迷离”的现代解读众说纷纭,都因未能读出扑朔即扑击朔鼙的本义而陷入望文生训。根源何在？当与现代反传统而崇西洋的时代文化大潮之下,古文解读背离传统的既定意义诉求、文本语境诉求、文化话语诉求的解读方式,走向立足词句分析、立足词句的主导与中心意义、立足意义假设、归纳与演绎的“西化”解读方式不无关系。在追求民族文化创新的当下语境中,作为知识创新三维,基于横向共时性的文化外求与本位当下性的开拓创新,纵向历时性的传统传承也是无条件的选择,因此,古文解读方式的传统回归与中西会通也就尤为必要。     

“五四”后至建国前韩愈研究述评

<正> 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的区别,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前者在传统的文化思想指导下用传统的方法对传统文化自身的研究,可以说是一种自审性的学术;而现代学术的重要本质之一就是引进了现代的科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引进现代各种新潮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参照系,这使现代的研究者们能摆脱“身在此山中”的局限,站在一个更高的基点上对传统文化进行全方位的审视。这样,现代学术就有着它自身的深刻性、科学性和开放性。另一方面,由于现代的研究者们在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带着不同的目的,有     

略论宋代史学家的“会通”思想

自先秦以来,中国古代史学家、思想家的原始“会通”思想重迭出现,而且代代相传,逐步发展,到了宋代更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认真研究和总结古代史学“会通”思想的历史传统,特别是和总结宋代史家对这一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时至今日仍然有着一定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小己”的诞生:严复对西方“个人”知识概念的译介

“个人”作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文化符号,堪称转型时代的“关键词”。“小己”是严复用以表达近代西方“个人”（individual）概念的独创译词,首见于《群学肄言》,语出司马迁《史记》。严复的译名策略是“以儒释西”,“小己”的诞生体现出其典型的“中西合璧”的“群己观”,他为西方中性的“个人”概念涂上一层儒家伦理色彩,将斯宾塞的社会学思想演绎成赋予儒学价值的“群己观”,追求“群己平衡”。在近代本土化语境下,严复以“小己”为代表的传统文言语汇对译“individual”,努力调和西方“个人”观念与儒家伦理之间的矛盾,是“会通中西”翻译追求的充分反映,帮助西学“个人”概念完成在本土意义上的接引与转换,为推动近代中国学术话语建构与中西文明交流互鉴作出卓越贡献。面对外来语的冲击,严复苦心孤诣创制的“小己”仍有市场,近代报刊中有不少采用“小己”表示“个人”概念的用例,近代早期英华辞典也多收录“小己”一词,“小己”的传播图谱清晰可见,从历史容受视角可证其文化影响力。晚清中国用于翻译“individual”的译名从一开始就呈现了纷繁复杂的景象,如“人”“人人”“个人”“私”“己”“小己”“么匿”,等等,这些译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自然竞争并存。梳理“个人”对译英文“individual”的历史演进轨迹,考察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个人”话语发展演进脉络时,应充分认识到严复“小己”的创译功不可没,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由此可进一步思考近代中国语境下西方“个人”概念的本土化译介,以及中国式个人话语的建构与中国现代个人观念的发生。     

论吕进诗学话语的“诗话”特征

吕进的诗学话语体系中体现着鲜明的“诗话”特征,主要体现为以感悟为基础的诗性言说、象喻式批评的话语方式、类概念的范式策略、“以少总多”的学术笔法等几方面.这种“诗话”特征既赋予了吕进诗学话语独特的学术品位和理论个性,使他在中国现代诗学领域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也给中国现代诗学话语的学术发展和理论创新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中国古代学术话语的历史变迁及其品格

语言不仅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文化的深层原因。对于学术来说,具体的观点和思想深深受制于术语、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中西方文化之间的不同可以从语言的角度得到深刻的说明。中国现代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的根本区别不在于现象、观念不同,而在于这些现象和观念背后的话语体系不同。与古代汉语体系和现代汉语体系相对应,中国学术话语大致可以分为中国古代学术话语和中国现代学术话语两种类型。中国古代学术话语又大致可以划分为从先秦至秦汉、从魏晋到明中叶、从明中叶到晚清三个阶段。中国近代学术话语的主体还是传统方式,但增加了异质的东西,这种异质并没有动摇中国传统话语的根基,异质只是作为因素而存在。     

防止把辩证否定观变成折衷主义

否定有两类:辩证否定与彻底否定.辩证否定的对象是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并在以后逐步走向反面的事物,彻底否定的对象是属于从未起过任何进步作用的倒退和逆转的事物.混淆两种不同性质的事物,对一切事物都进行辩证否定会导致折衷主义.在当前,反对折衷主义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     

中庸、折衷主义与价值判断

对“中庸”思想的理解也反对“过”与“不及”。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既不能把它视为“折衷主义”而给予过激的批判,也不能把它与“调和主义”混为一谈,逃避对事物作出价值判断。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对“中庸”思想的误读,是不利于对中国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的理解与发扬的。     

“擘肌分理，惟务折衷”——《文心雕龙》论文方法初探

"折衷"是《文心雕龙》的主要论文方法.以刘勰本人对于"中(衷)"、"折衷"的叙述话语为依据进行分析后发现《文心雕龙》中的"中(衷)"指的是文章自身内在的合理规定性;其"折衷"是以"势"、"理"为依据,通过"擘肌分理"的过程,来把握这种规定性.刘勰对于具体"文事"的分析、评定,是以此为基础来进行的.     

“折中主义”教学法的含义及其实施策略

本文剖析了折中主义的含义,并就其在大学公共英语教学中的实施提出了具体的实施策略,以期达到既打好学生的语言基础,又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的目的。     

由极端到折衷的形式主义批评

形式主义批评是20世纪60年代以前西方文学批评最重要的批评流派,这些形式主义批评流派都以文学文本的语言结构形式为批评客体,以此探索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从俄国形式主义到新批评再到结构主义,对文学语言形式的探索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不断深入、不断综合.俄国形式主义以文本形式为绝对中心,排斥一切形式之外的因素;新批评较之采取相对折衷的态度,虽提出文本中心论,但并不完全摒弃历史的范式,承认作为语境的历史文化知识对于文学批评的必要性;结构主义批评由于直接受到了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研究焦点由文本扩展到潜藏在文本之后的宏观文学传统及读者的"文学能力",研究视角大大拓宽,研究立场也比新批评更加包容.     

国际关系理论合成与分析折中主义比较评析——基于科学哲学的视角

知识边界的开放与持续的理论争论一直被认为是国际关系学科的两大显著特征。面对急剧变化的现实世界,国际关系学者们愈发意识到那些曾经主导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已难以全面而有效地解释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在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领域,学者们为寻求弥合理论分歧、实现跨范式交流并推动学科发展做出了诸多积极尝试,理论合成与分析折中主义在这当中最具代表性和实用价值,然而在相关研究和探讨中却存在将两者混淆的现象。从科学哲学的视角出发对国际关系理论合成与分析折中主义进行比较辨析,将有助于研究者们更好地理解两者的差异。     

中国海外利益维护的现实困境与战略选择——基于分析折中主义的考察

全球化时代,海外利益维护是许多国家面临的现实问题。中国海外利益在全球拓展的同时,面临着源自国际体系、不同地区和利益相关国等层面的复杂威胁。对崛起于异质文明的中国而言,海外利益的根本威胁并非海外公民、法人遭受的具体损失,而是国际体系层面的权力困境、制度困境和文化困境。长远看来,中国海外利益维护的重心不可置于一时一事的物质利益得失,不能倚重外交、法制、军事等单一路径,而应基于权力、制度、文化三大维度构建海外利益维护战略。     

论中国人的中华文化本体——并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一个伪问题

人的文化本体是人的根本,是人得以立足的基础。同样,中国人的中华文化本体是中国人得以立足的根本。然而,当今中华文化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现实中都在很大程度上被我们遮蔽了,“关于中国人的中华文化本体论的确立”就理应成为中国哲学界文化研究的迫切课题。走出困境,就必须使中华文化本体回归并建构中国人的中华文化本体。只有这样,才能弘扬中华文化的精华,对全人类的文化建设和文化进步做出贡献。     

中国力量：中国梦的力量保障

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中国力量,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中国力量是国家富强的前提,是民族振兴的关键;对此,必须坚持共同理想信念,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认同感,加强民族大团结.     

华人宗教与“华人经济”的共同特征

华人的传统宗教活动的诸多特征与"华人经济"的形成有一定的联系.华人传统宗教与"华人经济"具备相似的特征,相互影响,并遵循相似的演变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