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励目标异质性与高管薪酬契约——来自国有企业分类的经验证据

国有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其高管薪酬契约也广受关注。以2007—2019年我国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国有企业分为公益类和商业类,研究了不同类别国有企业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差异及实现路径。研究发现:(1)公益类国有企业比商业类国有企业薪酬业绩敏感性更低;(2)公益类国有企业因为承担超额雇员、过度投资而降低了薪酬业绩敏感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公益类国有企业比商业类国有企业承担更多的冗员和过度投资,从而降低了薪酬业绩敏感性;企业规模越大,公益类国有企业和商业类国有企业冗员负担、过度投资和薪酬业绩敏感性差异越显著。因此,考核国有企业高管时可以将政策性指标纳入考核范围,且合理设置财务业绩指标和政策指标的结构和比例,从而使薪酬契约发挥最优的激励效果。     

我国上市公司CEO薪酬业绩敏感性研究——基于代理理论的视角

以中国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公司规模、负债代理成本、收益风险、董事会治理、权力自利与股权性质对我国上市公司CEO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上述六个特征均能对业绩敏感性产生显著影响。其中财务杠杆和收益风险与业绩敏感性负相关,符合经典代理理论的预测,说明我国薪酬契约的设计具有一定的有效性。     

高管权力、薪酬操控与债权人利益——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人力资本是现代企业的关键资源,薪酬制度是发挥人力资本优势的主要激励手段。然而,薪酬制度往往会受到企业高管操控,对债权人利益造成负向影响。通过抽样选择,对2 209家进行联贷的上市公司研究发现：（1）当高级管理人员拥有较大决策权时,公司决策更易表现出独裁性特点,难以体现集体决策的多元化优势,经理人容易操控与自身相关的薪酬制度。（2）经理人权力可能提高决策失误率,引发企业绩效不稳定,导致企业信用评级走低,长期债务比例更高,而债权人也将要求公司提供更高的风险溢酬。（3）企业决定举债期限系以避免遭受破产清算危机为主要考量因素。     

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在当前我国由“中国制造”迈向“中国智造”的关键阶段,企业要获取更多的利润,必须依靠创新来强化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高管是企业的关键决策者,对企业创新活动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利用2010—2017年中国949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首先,分别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负二项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的三种模式,即货币薪酬、股权和在职消费激励均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活动。其次,文章还探讨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异质性影响。一方面,根据企业所有权性质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企业样本组,研究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高管薪酬激励显著促进了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活动。另一方面,根据企业所属行业类别将样本企业划分为高新技术企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样本组,研究发现,股权激励模式显著提高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和非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产出。为检验上述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文章还采用更换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指标的衡量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研发创新的显著正相关关系依然稳健。高管自身风险厌恶程度和个人能力等因素不仅会...     

董事会文化、高管权力与股权激励效果——来自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董事长领薪方式(通过上市公司抑或其控股股东发放)来刻画任人唯亲的董事会文化,考察了高管权力与股权激励效果之间的关系以及任人唯亲的董事会文化对这一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权力与股权激励效果正相关,但这一关系在董事长薪酬通过上市公司而不是其控股股东发放时会大幅削弱。研究结果的政策含义是,国企改革除了要放权让利、政企分开和股权激励以外,更要建立和倡导良好的董事会文化。     

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关系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选取2008-2010年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以操控性应计利润作为盈余管理程度的代理变量,实证检验了高管年薪、持股及两者交叉项分别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短期年薪可以促进盈余管理,高管持股可以抑制盈余管理,但短期年薪和高管持股两者相乘的交叉项却可以抑制高管的盈余管理行为。     

央企高管政治晋升预期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基于重污染行业的实证研究

选取重污染行业央企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手工整理其高管个人特征数据,实证检验高管政治晋升预期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研究发现:重污染行业央企董事长政治晋升预期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显著负相关,支持政治晋升预期“消极效应”假说,但总经理政治晋升预期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影响不显著,说明“一把手”现象在央企较为突出。而且,地方政府环境监管力度越强,重污染行业央企董事长政治晋升预期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负相关性越显著,表明董事长在面临政治晋升机会时存在“风险规避”倾向;公司上市年限越长,董事长政治晋升预期对环境信息披露的负向影响越低,表明声誉“软约束”能发挥积极作用。     

大股东非执行董事与董事会治理效率——基于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国有控股公司董事会建设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之一.文章基于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非执行董事这一视角,对国有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效率进行检验.研究发现:随着国有大股东所派出的大股东非执行董事在董事会中的超额席位的增高,不仅削弱了董事会的独立性和多元性,而且增强了大股东与大股东非执行董事间的利他主义倾向,提高了代理成本,最终导致董事会对经理层监督效率的降低.     

股权结构、产权性质与高管薪酬粘性——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尤其是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成为政府监管的重点和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问题.文章以2010-2014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粘性的存在性;同时,重点考察了股权结构、产权性质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程度.实证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具有显著的粘性特征;在股权结构的影响方面,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股权制衡度越低,高管薪酬粘性相应越高,当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产生利益冲突时,上市公司高管作为控股股东利益的代表,通常忽视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的不对称性,因此薪酬粘性成为控股股东对高管的奖励;在产权性质的影响方面,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粘性显著大于非国有企业.研究结论对于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降低代理成本、优化激励机制设计具有一定的启示.     

非正式制度、市场化进程与政府补贴——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政治关联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会扭曲政府补贴这一稀缺资源的配置,而市场化进程作为一个正式制度不断建设和完善的过程,能够优化资源配置。针对上述问题,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8—2017年的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研究发现:(1)政治关联度越高的企业,得到的政府补贴越多。即政治关联度高的企业,会运用自身的政治资源来争取更多的政府补贴,而且政府的自由裁量权,会将补贴分配给政治关联度高的企业,从而扭曲了资源配置。(2)企业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减弱了企业政治关联度对政府补贴的正向影响。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建议应避免政治关联这种非正式制度给政府补贴资源配置所带来的扭曲,继续推动市场化进程,促进正式制度不断完善,最终优化政府补贴资源的配置。     

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员工福利与企业业绩——基于中国制造业的实证研究

以2008-2014年沪深两市制造业A股的民营企业为样本,基于高管政治关联的视角,探究政治关联对员工福利及其对企业业绩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政治关联企业的员工福利并不高,且代表类关联企业更低.进一步看,高管具有政治关联损害企业业绩,但在有政治关联的情况下提高员工福利将促进企业业绩,且代表类关联企业改善业绩的作用更大.说明不同于一般认识,政治关联企业对员工责任存在扭曲现象,往往出于内部经营发展需求,忽视员工福利等基本保障.然而民营企业建立政治关联是情理之中,通过构建良好的员工福利保障体系可以弥补经营效率缺陷,从而帮助企业实现寻租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