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调解·诉讼·法治

民间调解和诉讼是现代社会纠纷解决的两个主要手段,但二者在解纷方式、社会效果等方面却有较大不同.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的民间调解和诉讼,以及它们的发展方向,已成为法制实现过程中的重要问题.     

刍议调解中的证明问题

调解是一种根据合意的纠纷解决方式。必须在调解中坚持最基本的证明观念:调解中同样存在证明的问题,当事人需要对基本事实进行证明,调解员也承担着对基本事实进行了解、查明的责任。调解中的证明与诉讼中的证明相比存在自身的独特性:调解中的证明是一种自由证明,而非严格证明;调解中存在主观证明责任,但是客观证明责任在调解中不一定发生作用;调解中证明标准具有更大灵活性,但要避免在调解中过分降低证明标准。     

刍议调解中的证明问题

调解是一种根据合意的纠纷解决方式。必须在调解中坚持最基本的证明观念:调解中同样存在证明的问题,当事人需要对基本事实进行证明,调解员也承担着对基本事实进行了解、查明的责任。调解中的证明与诉讼中的证明相比存在自身的独特性:调解中的证明是一种自由证明,而非严格证明;调解中存在主观证明责任,但是客观证明责任在调解中不一定发生作用;调解中证明标准具有更大灵活性,但要避免在调解中过分降低证明标准。     

论我国调解模式的变迁 ——以调解员在调解中的地位作用为分析视角

我国传统调解模式为调解员主导型调解模式。其基本特征为调解员的主动介入,主动调查纠纷事实并主动提供纠纷解决方案,调解员与当事人之间关系的基本结构为主体——客体关系。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和法治社会的快速推进,在有限适用调解员主导型调解模式的基础上,有必要引入调解员辅助型调解模式,以便切实满足社会转型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     

民间习惯在民事调解中运用的法理分析

民间习惯作为一种内生于社会的“本土资源”,在我国法治进程中,对于民众的日常生活发挥着重要的规范作用。在我国学界,司法活动中民间习惯的适用也引起了学者的普遍关注和研究。笔者以民事调解制度为背景框架,探讨民间习惯在民事调解中的运用,并在此基础上试提出国家对于民事调解活动中运用民间习惯的规范和引导措施。本文一方面希望为民间习惯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寻找一个更为适宜的语境,另一方面通过论证在民事调解中适当引入民间习惯的可行性,以期促进调解制度的解纷功能进一步发挥,更好地应对和解决我国目前社会转型时期所出现的各种矛盾纠纷。     

浅论民间习惯与民间调解

中国历史上素有由年高有威信的耆老和乡官里正调解民间纠纷的习俗.民间调解是一种有效的民主协商纠纷解决机制.民间调解对于化解民间纠纷、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民间调解·诉讼·法治

民间调解和诉讼是现代社会纠纷解决的两个主要手段,但二者在解纷方式、社会效果等方面却有较大不同.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的民间调解和诉讼,以及它们的发展方向,已成为法制实现过程中的重要问题.     

从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到单独调解

2008年《北京仲裁委员会调解规则》的实施，意味着中国仲裁机构运用调解的方法解决争议不仅有仲裁与调解相结合，还有单独的调解。依前述规则，调解的采用费用低、时间短，即使调解未成功也不至拖延当事人解决争议的时机。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固然获得成功，但单独调解理论上更有优势。     

域外民间调解制度对我国的若干启示

人民调解是一项重要的ADR制度,该制度利用基层民间自治机制解决纠纷,成为化解矛盾、稳定社会的第一道防线。目前,我国的民间调解制度正面临新时期的改革需求。本文运用比较的方法,从规范化、受案范围、新型调解组织、经济杠杆促成调解、司法与调解互动、人力资源建设和科学研究等六个方面分析了我国人民调解制度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存在的不足之处,提出改革的建议。     

危机后我国金融结构的国际比较——银行主导型还是市场主导型

从国际横向与纵向比较的角度分析我国目前金融结构所处的状态,表明国际银行功能的稳步增强、证券市场的巨大波动以及我国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使得我国金融结构不再属于银行主导型。不能低估目前证券市场的作用,也不能过度强调证券市场的发展。银行渠道稳定、市场渠道波动大,政策制定时应考虑银行渠道的连续性。     

我国劳动争议调解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劳动争议持续快速增长对劳动争议处理体制提出严峻挑战,调解作为解决劳动争议的"第一道防线"未能有效发挥作用,导致大量争议案件直接进入仲裁和诉讼程序.应在分析现行劳动争议调解制度弊端的基础上,提出改革设想,重构劳动争议制度.     

民事检察调解————法律监督中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

当今社会矛盾日趋多元化,单一的纠纷解决机制已无法适应现实的需要,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成为司法的重要路径。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应当将“检调对接”纳入社会大调解格局,在履行对法院民事审判权监督的同时,积极参与民事纠纷的化解,促进社会和谐,体现法律监督中的公共服务职能。然而,民事审判检察监督中引入调解、和解却缺乏法律的具体规定。它是否属于法律监督权范畴？如果不是,那这种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的运用会不会弱化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权的监督？民事检察调解是否会损害法院裁判的既判力及胜诉方的合法权益？以上问题均需在理论上进一步厘清。立足于民事检察调解的现实价值可知,在尊重私法自治、契约自由的基础上,法律监督与替代性纠纷解决及法院裁判的既判力是可以兼容的。民事检察调解应遵循自愿和尊重当事人处分权原则、衡平原则、效率原则、正当程序原则。界定民事检察调解的范围和模式对司法实践与民事诉讼立法有所裨益。     

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调解的地位重构

人民调解是我国解决民间纠纷的重要方式,但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人民调解逐渐呈显弱势迹象。为适应市场经济需要,人民调解应重新定位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替代性解纷机制可以实现纠纷解决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调解能更充分地体现主体的民主参与性;调解机制更易发现适当的纠纷解决方案;调解不具有严格的程序性;调解更能实现理性化的公正;调解具有人际关系的整合功能。为实现人民调解的地位重构,现阶段的人民调解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     

完善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相关思考

法院调解制度作为法院结案方式的一种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利弊和改革也是学者们广泛争论的问题之一。应从法院调解制度为何存在入手,结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法院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和改革措施进行思考,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对策。     

WTO环境下中国法院调解制度的重构--以日本的民事调停制度为借鉴

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精神,促使中国的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以日本的立法为借鉴,从偏重调解的文化成因开始考察,分析现行法院调解制度的弊端,力求法院调解制度能够在既将修改的民事诉讼法中获得重生.     

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改革的模式选择

改革完善我国调审合一的诉讼制度,对法院调解制度进行重新构建,必须解决三个主要问题,一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调解主体,二是如何看待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三是如何保障法院调解的正当性。本文在对此三个问题进行探讨的基础上,提出了多元化的法院调解制度设计。      

论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改造

对我国传统的人民调解制度进行改造,首先必须确定人民调解的功能,人民调解制度仅仅是诉讼外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机制,明确了这一定位,对人民调解的改造即应着力于加强其解决民事纠纷的能力,包括应将人民调解组织改造成专业性的民事调解法定机构,根据城乡不同情况和需求,建立城乡二元化的调解组织和制度,并建立诉讼外民事调解与法院审判的有机链接,以提升调解协议的效力。     

“大调解”机制构建之反思

近年来,“大调解”作为一种新的纠纷解决机制日渐兴起。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纠纷的特征以及现行人民调解制度的有效性危机是“大调解”机制建设的基本背景。同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相比,“大调解”机制在当前转型时期优势明显,但是也存在一系列不容忽视的内在紧张,如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紧张,运作的行政化,性质与功能的定位有待进一步澄清等等。长远来看,培育社会本身的矛盾化解能力,提升社会自治程度依然是“大调解”机制建设的努力方向。     

中国民间“调解法”立法模式及制定

民间调解是当代替代诉讼解决纠纷(ADR)的重要方式,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调解、仲裁、审判)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中国目前民间调解存在立法、运行、效力不统一和不规范等问题,需要借鉴当代西方各国和地区\     

人民调解制度:法律性质、文化成因及现代意义分析

人民调解制度是从中国古代社会的诉讼外调解演化发展而来的,它是一种运用说理、疏导的方式来排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自治制度;它体现着中国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世界观和价值观念,是我们党创造性地将传统法律文化实现向现代性转变的成功范例;它不仅有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与完善,有助于建立良好新型的人际关系,而且有助于推动世界社会文明的发展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