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权分置”还是“两权置换”?——城乡融合发展视域下的土地制度改革构想

当下的土地制度改革从长远看必须贯彻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国家意志。从城乡融合发展的视域来看,虽然"三权分置"制度设计的目的是为了盘活土地经营权,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但这样的制度设计使土地权属关系和利益分配关系更加复杂化,也不能有效地推进城乡之间要素自由流动。从历史正义和社会公平角度来看,农村土地的根本性质在于保障农民的居住权和生存权,那么在中央政府主导下的"两权置换"的改革方案或许是更佳的选择,即可以使农民用土地承包经营权益置换社会保障权,用农村宅基地所属权益置换城市里的住宅权。这样不仅能够建立起有序的土地退出机制,解除农民进城的后顾之忧,而且能够支持未来实现地租收益全民共享,真正促成城乡一体化发展。     

无地农民与土地调整、土地流转及土地继承的关系——基于广东、湖南两省9个村的调查

基于广东、湖南两省9个村的入户调查,研究农村土地承包权长期化背景下的无地农民与土地调整、土地流转之间的关系。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在落实了土地承包权长期化的村中,离土地进行最后调整时间越远,无地农民数量和有无地人口的农户数量越多,农民的土地调整意愿下降,农民越不愿意动地。无地农民的存在不是农户转入和转出土地的主要影响因素,在无地情况下,无地农民并非通过土地流转市场租入土地获得土地使用权,而是外出打工。另外,无地农民通过家庭内部继承获得承包权已经成为农村社会普遍现象。论证了无地农民群体的存在对当下农村社会而言,未构成严峻的问题;也说明土地之所以不再重新调整,是因为土地调整预期收益低而组织成本高,从而30年不变的政策从一种外部强制性制度安排成为一种内生制度安排并延续下来。     

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影响因素分析

以江苏省为例,在掌握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主要特征的基础上,探索制约其增长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从规模来看,江苏省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呈现逐年增加趋势,且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但区域差异正在逐步缩小。从结构来看,土地流转收入增长迅速,土地征收补偿收入占比逐渐降低。从影响因素来看,以财产权制度和市场化制度为代表的制度性障碍是制约当前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外来资本对农村土地的需求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土地价值增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获取。最后基于创造条件增加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视角提出:完善财产权制度设计、提高市场化制度水平、注重外来资本适当引进、提高地区农地产出效益等治理对策。     

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农民社会保障权的关系及启示——基于法社会学的视角

当前农村土地承载着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存保障的双重功能,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农民社会保障权之间发生了明显的冲突,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同时也阻碍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顺利构建。论述了土地保障与社会保障权利2种权利在属性上有着本质的不同、在社会功能上存在着内部的冲突与外部的重叠、权利保护上存在的优先顺位关系。提出3点启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有效利用是农民社会保障权实现的物质基础;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有效合理利用离不开农民社会保障权的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农民社会保障权应该各司其职。     

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益保护研究

土地是农民特别是农村妇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证,土地承包权益是她们最为关切的经济权利,通过对侵害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益的现状、类型和原因的分析,从法学的视觉提出了界定农村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条件,在村民委员会和村民代表大会组成人员中实行＂男女比例＂制度,实行家庭承包土地＂按份分割＂制度,明确无过错归则原则、追究侵害人法律责任等立法建议,以期对减少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公平,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有所裨益。     

土地保障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创新研究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明显表现为城乡二元结构,有相当部分社会保障项目将整个农村人口排挤在外,其理由是农民已获得了土地提供的保障。事实上,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土地保障作用一方面在弱化,另一方面也阻滞了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政府有义务根据国家财力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建设,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构建与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替代土地保障制度。     

论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

当前,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争论的症结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没有区分现行土地承包经营权与改制后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二是没有认识到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流转与其他流转方式的区别。现行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肩负着社会保障功能,人身性没有涤除,又鉴于中国人多地少的实际国情,因而不应当也不能够继承。要根本解决问题,就应当消除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人身性,有三条路径可以选择：一是维持现行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变,国家对无地的农村人口给予与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相当的社会保障;二是维持现行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分布现状不变,但变无偿享有为有偿享有,集体用向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收取的利益来维护全集体所有成员的社会保障;三是彻底涤除家庭承包经营权的社会保障功能,由国家负担农村集体所有成员的社会保障。从当前中国实际来看,第二种路径最易实现。     

农村土地问题不只是农民权利问题——以中部某省粮食主产区三个村庄的土地调整为例

通过中部某省三个村庄的土地调整显示,农村土地问题并不只是农民权利问题,而是与村组权力相关联,农民的土地权利是以村组的土地权力为保障的。村组的土地权力在当代中国农村主要表现为村组的土地调控权,这种乡村地权是当代村组得以维系的基础,是农民“成员权”意识的主要来源。在当前的农村土地制度中,农民土地权利与村组土地权力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农民土地权利需要村组权力的保障才能得以实现,而只有保障了农民的土地权利,村组的土地权力也才具有合法性。     

土地征用制度对我国农民非农用土地经济权益的影响分析

农民非农用土地经济权益是农民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关系农民家庭及子孙后代长远的生产发展权和生活福利权,是涉及诸多关系与矛盾的综合性制度和政策问题。以我国土地征用制度对农民非农用土地经济权益的影响为研究对象,揭示现行制度下农民非农用土地经济权益受侵害的症结,认为现行土地征用制度的缺陷是农民非农用土地经济权益受损的直接原因。     

土地征收中的社会发展与农民发展——以土地发展权为视角

在基本人权体系中,生存权是基础和前提,发展权则是实现生存权等基本人权的必要条件。土地征收后如何保证失地农民生存权的实现是首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不能够解决和落实失地农民的生存权问题,则征地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就会遭到质疑。从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角度来看,农民为城市化做出贡献就理应享受城市化的成果,即应当享有土地发展权。但农民恰恰被排除在土地发展权之外,具有非正当性。政府更加积极地帮助农民实现土地发展权,通过区域经济发展让成果的受益者更具普遍性,唯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和长远生活保障问题。     

论土地发展权的地位

土地发展权是对土地在利用上进行再发展的权利。土地发展权具有抽象性、潜在性、政策性和工具性。土地发展权是土地所有权诸项权利中的一项。土地发展权的创设可以弥补现行土地使用权制度的缺陷。土地发展权与空中权在产生时期、产生的目的、权利内容、以及权利的实施等方面存在着诸多不同。土地用途管制促成了土地发展权的产生。土地发展权的设立有利于土地用途管制的实施,同时土地发展权制度的有效实施需要合理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配合。建筑容积移转是土地发展权移转的形式之一。土地发展权与保存地役权和最佳管理方案有所不同。土地发展权在土地权利体系中具有独立的意义和地位。     

土地保障的本质及限度

由于土地本身的特性,土地具有就业承载和养老等社会功能,土地保障是土地社会功能的表现。土地保障不是社会保障,其本质是农民在社会保障缺失条件下,土地的社会功能对社会保障的强制替代。土地保障导致了低效率和不公平,只能在家庭经济的限度内通过代际互助和劳动协作发挥作用。     

农民土地权益的法律保障——以集体土地所有权改革为视角

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法律确认是集体土地流转的前提,其决定集体土地占有、使用、收益与处分的权利人和利益的享有者,是农民土地权益保障的法律制度基础。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规定不明确、集体土地所有权赋能不足以及农民土地权益法律保障缺失等,农民作为集体成员对集体土地的共有权被虚置,农民的土地利益被剥夺。破除体制机制壁垒、推进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改革、通过立法确认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资格、明晰农民在集体土地所有权中的份额、拓展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强化农民土地利益的法律保障是农村改革和农业现代化的必然,也是城乡协同发展和社会公平公正的必然。     

论农村双层土地权利制度的重构

现有农村土地双层权利制度没能使农民的土地权益得到保障,也没有使农村土地做到物尽其用。究其原因,一是土地集体所有权的性质名为私权,实为公权;二是《物权法》的颁布也没有真正使土地承包经营权由债权转变为物权。中国土地权利制度改革应当沿着市场化的方向,并坚持"明产权,促流转,合规划"的原则重构土地权利制度,一方面虚化集体所有权,并剥离所有权上的公权力;另一方面实化农地利用权,并去除附加于土地之上的各种社会义务和社会保障利益。     

我国封建社会土地法律制度演替及当代启示

土地是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础。我国封建统治者非常重视土地法律制度的建设,形成了限田制、占田制、均田制等土地制度,而且对土地买卖也制定了相应的法律规定。通过系统梳理自秦统一后封建社会土地法律制度的演替过程,分析其特征,认为封建社会存在国家、地主和自耕农三种土地所有制且互相转化,“均田”“限田”与“兼并”在整个封建社会循环往复;不触及封建社会土地制度根本的改革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但往往以失败而告终。当前我国土地制度改革应当兼顾公平与效率,统筹土地多功能特性及其优先顺序,防止过度资本化挤占土地的生产、生态和社会保障等基本功能。     

土地流转对农民养老的影响及对策

土地流转与农民养老是当前我国农村面临的两大难题,同时二者又互为掣肘,表面上形成了某种悖论,导致理论和实践层面的诸多困扰。当前我国的人地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变革,土地的养老功能日渐弱化。同时在农业技术进步和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前提下,土地流转的势头已不可逆转。土地流转与农民养老之间的矛盾,其本质是农民养老需求的快速增长与滞后的土地制度之间的矛盾。解决其悖论性难题的出路在于创新土地产权制度和土地流转制度,进而更为高效地实现包含养老功能在内的土地价值。据此提出以保护农民权益不受侵害为基本底线、加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法制化建设、扎实做好流转土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工作、多途径提高农民收入等对策建议。     

深化土地制度改革让农民分享经济发展成果

我国在传统计划经济基础上,通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和市场化取向改革形成的现行土地制度,具有土地所有权二元结构、"农转非"双轨制和使用权管制四元性等三个方面的特征.近年来出现的土地经营细碎化、"非农化"过度、非农用地低效率、农民土地权益受损,以及城乡发展失衡等突出矛盾和问题,说明尽管现行土地制度对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加速推进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等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存在不少缺陷和不足:国家和农民集体两个土地权利主体的不平等、农村土地所有权虚置和管理权异化,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完整和不稳定,以及征地制度不公平和不完善.深化土地制度改革、让农民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应实行全国统一的土地国有制度,建立补偿型的土地分类管理制度,充分发挥人大的监督作用,完善征地制度,构建城乡统一的土地使用权市场.     

农村就业及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非农用土地经济权益的影响

在我国农地非农化过程中,农民非农用土地经济权益普遍遭受着大规模、深程度的侵害.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既有政府方面的原因,也有农民和用地企业方面的因素,是涉及诸多关系与矛盾的综合性制度和政策问题.本文以失地农民的就业政策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非农用土地经济权益的影响为研究对象,揭示了现行制度下农民非农用土地经济权益受侵害的症结,认为失地农民的就业政策很大程度上冲击着农民非农用土地经济权益,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缺陷则加剧了非农用土地经济权益的长期恶化.     

论我国土地征用制度的效率与公平

政府征用权一直是效率与公平交织在一起的矛盾体,政策的制定者们不得不经常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做出权衡。经济学的发展给了我们新的洞察力去理解效率与公平。依据这些洞察力,文章首先给出财产征用的效率与公平原理,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现行土地征用制度的效率与公平,最后提出我国土地征用制度改进的建议。     

土地流转中增量利益关系之经济法调整论

土地流转引起的土地增量利益关系包括土地开发主体与国家、社会公众、被征地农民与城市被拆迁人之间的增量利益分配关系.本质为各主体对剩余权及其价值的争夺.剩余权分配法律关系需要经济法来主导调整.应遵循利益最大化之经济正当原则与利益共享之法律正当原则;构建增量利益最大化之产权保障机制、增量利益社会共享之税收分配机制与发展权让渡之征收补偿机制.土地增量利益关系之经济法调整手段具有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之社会价值、防范腐败与经济泡沫之政治经济价值及维护发展的公平、普遍与可持续之法律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