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调研与思考——以邯郸市县行政审批局设立和运行为例

从全面建设行政服务中心到试点建设行政审批局是中国行政审批制度的一大改革创新,这有利于促进行政许可权从“平台整合”到“实体承办”、从“局部程序集中”到“全面权责集中”的提升。邯郸市作为河北省确定的第一批在市县全面组建行政审批局的设区市之一,以组建行政审批局为牵总,以创新行政管理体制为核心,相对集中行政审批权限,创新审批方式,优化审批流程,对传统意义上的行政管理框架进行了重新设计、重新组合、重新再造,以体制机制创新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破解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中的“职责同构”等深层次问题,从而为“行政审批局”模式的改革能否从政策试点走向普遍实行提供有益探索。     

优化营商环境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

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进展,与放管服改革的逐步深入推进紧密关联。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都包含着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和内容,世界银行对营商环境的评估指标中多数也与行政审批有关。我国优化营商环境在多维度取得了转折性进展,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着手优化营商环境积累了重要实践经验。按照中央“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的“有为政府”要求和高质量发展目标,行政审批和后续监管领域仍然存在的问题需要解决。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今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从注重数量变化向结构优化改革转变,同时在放管结合上着力并有所突破。     

中国地方行政审批改革模式选择——基于地区差异的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同质化

目前本轮行政审批改革在实践中存在两种模式——集中审批模式与精益治理模式,二者的区别显见表现为是否设置权责集中的行政审批局.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实际调查研究与实证比较,得出两种模式在改革逻辑、历程、工具、成本、效果以及问题难点方面的具体异同,从初始条件、两种发展取向团队的定义、激励机制、谈判能力分析两种模式路径选择的内在机制,指出制度路径和技术路径“殊途同归”的改革未来.进而,通过认识本轮行政审批改革在各地试错推进的现象和本质,讨论了不同路径选择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在地域差异巨大的中国实现地方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同质化.     

中国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模式的探索及其应然走向——基于吉林省相对集中审批模式的分析

地方政府在创建服务型政府目标下进行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践,已经成为推动中国政府改革的有效途径,其中尤以吉林省政府率先实现的相对集中审批模式最受肯定,被称为“吉林模式”.随着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日益走向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吉林模式”能否立足基础,面向长远,创新求变,以满足公众更高的需求并承载政府改革新的重任,是需要政府深入研究并着力解决的问题.在对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背景和条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重点对吉林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模式、特征和结果进行理论思考,秉持大部门制、决策与执行职能分离、“一站式”窗口和“一条龙”服务等理念,深入探讨“吉林模式”的应然走向.     

我国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现状与发展思路——基于广东省佛山市行政审批流程改革的分析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我国加入WTO以及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的需要,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势在必行.在此背景下,广东省佛山市推行了独具特色的“两横两纵”行政审批流程改革,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但也还存在服务中心的法律地位不明确、缺乏常设管理机构、监督体系不健全等不足.鉴于此,应采取成立专门的行政审批管理机构、明确行政服务中心的法律地位、建立有效的行政审批替代机制等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措施.     

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司法行政职能的时代转向及其优化

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我国司法行政职能正经历从“司法的行政”到“全面法治事务管理”的时代转向，新的司法行政职能定位设定了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于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全局的新基点，呈现出广泛性、法律性与统一性的特点。司法行政职能的这种新定位不仅与西方司法行政权力配置模式和理念有所不同，也与我国传统认识中“司法行政乃附随于司法职权之行政”的定位大相径庭。根据2018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精神，我国司法行政职能调整严格遵循党的领导的政治逻辑、效能提升的治理逻辑和一体建设的法治逻辑。囿于司法行政工作的“繁杂性”与“不确定性”，司法行政改革中的“一个统筹”尚未充分实现，司法行政机关的服务作用尚需进一步阐释，“四权关系”也要进一步厘清，这是制约我国司法行政职能转变和优化的主要因素。基于功能主义的国家权力配置原理，应当从完善司法行政统筹职能、优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和健全司法行政职权动态配置模式等方面进一步推进我国司法行政的改革进程。     

论行政审批流程再造视野下的政府机构改革

近年来,我国以办事中心集中审批模式为契机推行了行政审批流程再造,但政府机构改革、权力重新分配等配套措施跟进不理想,流程再造收效一般。本文将政府机构改革纳入行政审批流程再造的视野下,认为机构改革是行政审批流程再造的内在要求、提高流程效率的重要途径、巩固再造成果的有效手段。政府机构改革可以从设置专职审批科室、合理分配权力、完善信息化建设、转变管理方式等方面着手,同时要建立完善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对政府机构改革进行绩效评估。     

“放管服”改革的顶层设计、现实问题与优化路径——基于T市四部门的调研分析

"放管服"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从政府和社会层面解决激发社会活力、维护市场秩序和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问题,根本在于政府职能转变。"放管服"改革顶层设计过程,既体现了我国行政改革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特征,也内含了行政理念、行政方式和行政模式转变的深刻逻辑。通过总结T市"放管服"改革经验做法,发现T市存在观念转变不彻底、放权过程不到位、配套政策供给不足、技术应用流于形式等现实问题,由此提出严格政府放权过程,优化权责配置;扩大监管政策供给,加强审管联动;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政策落实;依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公共服务供给多元化的"放管服"改革优化路径。     

论中国行政服务中心重塑的整体性路径——由“收发室”到公共服务供给的整体性平台

行政服务中心建设作为我国行政改革、政府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成果,以其整合、协作的运作模式,与大部制改革相呼应,成为我国整体型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重要平台。行政服务中心不仅仅是一个物理平台的建设,还必须解决审批方式转变和审批机制创新的问题。     

深化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思路

当前 ,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重大成果 ,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在进一步深化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进程中 ,我们必须确立 :树立法治政府理念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转变政府职能 ,发展社会中介机构 ;创新行政管理方式 ,建立高效政府 ;规范行政权力运行 ,完善监督制约机制的基本思路。     

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的制度安排与学术研究态势

土地管理体制包含行政管理组织体制和土地行政管理方式。2004年以后土地行政管理组织体制转变为土地垂直管理体制,管理方式继续沿袭改革开放以后逐渐形成的"事前用途管制、事中行政审批、事后调控整治"。学术界对这一土地管理体制进行大量的研究,通过运用文献综合法和对比法,梳理2004年后土地垂直管理体制的研究观点,发现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地方实际运行、体制的运行机制和深化体制改革三个取向上。倡导改革土地管理体制的观点集中在理顺各级各部门管理职能权责、改革用途和规划管制方式、建立管理体系、强化监督机制四个方面。     

行政审批、组织重构与行政组织法变革

行政审批是行政管制的工具和媒介,而行政管制在一定程度上是组织管制,应重视行政审批改革中的行政组织。现阶段,行政审批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组织乱象,行政审批的运作内嵌于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体制,行政审批改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随着行政审批改革从最初的权力内部调整逐渐走向合作治理,行政审批权应不断分解、整合和下沉,趋向多中心、自主治理和权力交叠的行政规制样态。为理清行政审批的边界和提高行政审批的效能,应建构以功能导向、权能独立和自主规制为进路的行政组织法。     

行政审批标准化管理的内涵、作用和局限性

作为一种管理社会的行为,行政审批需要通过特定组织(行政机关)来实施,因而具有引入标准化管理的基础。行政审批标准化管理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法律规定细化操作细则,也不能局限于公共行政服务的标准化,而应当围绕行政审批改革目标,依法运用信息化手段,实现行政审批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的不断优化。行政审批标准化管理对于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推行可复制的行政管理体制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但行政审批也有它的局限性,适度、合理的标准是行政审批标准化管理成功的关键。     

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与对策

近年来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增长,政府“走出去”战略政策初显成效。但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体制存在着多头审批、“战略性政策负担”、法律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制约着我国企业国际化与对外直接投资进程。改革审批制度、转换政府角色、完善法律体系等是加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措施。     

从管制转向服务:中国政府的管理革命——中国行政管理改革30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管理改革30年呈现出一个过程三个阶段的特点。从总体上看,行政管理改革是一个连续的、既相互衔接又不断深化的过程;在这个连续的过程中,不同的时期行政管理改革的重点又有不同,形成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行政管理改革旨在突破政治、经济一体化的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束缚,重点是"简政放权";第二阶段行政管理改革是为了适应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重点是转变政府职能;第三阶段行政管理改革是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标,重点是推进政府管理模式的转变。中国30年行政管理改革,始终秉承一个目的、应对三个挑战,体现了一个方向和双重使命。一个方向是要实现政府管理从管制到服务的现代转型,建设服务型政府;双重使命表现为:行政管理改革既是一场管理革命,又是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公民关系、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关系的深刻调整。     

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企改制态势及其取向

传统报刊管理体制弊端日显,新闻出版体制改革亟待深化,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迫切需要。构成了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企改制的宏观情境。考虑到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数量大、类型多样、情况各异、结构复杂．转制将根据报刊出版单位性质和功能的差异分期分批进行。加快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企改制进程。实现改制工作的“软着陆”。必须做好以下工作：维护员工的切身利益;建立健全领导管理体制和法人治理结构;科学设计内部制度体系,实现规范化运作;综合考虑非时政类报刊的差异,允许转制模式多元化;减少行政干预,尽快落实相关优惠和配套政策。     

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与政事关系重塑

政事关系是影响事业单位改革的核心要素。政事关系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准社会化趋向和新世纪的管办分离的艰辛探索。这个过程推动了政事关系逐渐从高度合一走向政事分开。分类改革的探索将从政府职能转变、事业单位自身的体制机制创新和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等方面对政事关系施加双重影响。为此。重构“分开＋互补型”的关系模式是分类改革以后政事关系的理想模型。     

国企改革悖论

我国的国企改革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是 ,劳动者的权益受到了损害。通过“国营”到“国有”这样简单的文字转换 ,使庞大的全民资产变成了国有资产 ,是国家对劳动者的“剥夺” ,也使得改革后仍保留了高度集中管理体制的经济基础 ,引发新的矛盾。建立劳动者个人所有制 ,是国企改革的目标之一。劳动者应该是改革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