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经济分析

利用CHIP2008数据,分析了当前中国农民工和城镇居民两个群体就业岗位获得和工资差异,并对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引起的歧视程度进行了估算。实证结果显示,农民工和城市工的平均工资收入存在较大的差异,其中,25.39%的工资差异是由个人特征不同形成的,74.61%的工资差异要归结于歧视性因素。歧视性因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职业内部的歧视,占到工资差异的37.81%;二是职业间的歧视,占到工资差异的25.39%。对于农民工的就业歧视不但会给农民工带来经济上的损失和心理上的压力,最终也会对歧视者本身产生负面影响,并使得整个社会福利发生净损失。     

论城乡劳动力报酬的非对称波动

从城镇劳动力工资、农民工工资和务农收入这三个层面,考察城乡劳动力报酬的波动关系.VECM模型分析表明:在长期均衡路径上,城镇劳动力工资对农民工工资、农民工工资对务农收入均保持增速上的稳定优势;在短期波动关系上,务农收入上涨会导致农民工工资的持续上涨,而农民工工资上涨又会导致城镇劳动力工资强劲上涨.但反过来,城镇劳动力工资上涨对农民工工资、农民工工资上涨对务农收入,均无显著影响.这些非对称的变动关系将进一步加剧城乡劳动力的收入差距.因此对双二元结构双二元结构是指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上嵌入城市内部或农村内部的小二元结构.比如蒋永穆、戴中亮(2005)发现,在农村,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已经出现现代工业和传统农业的分野.而在城市内部,也存在以公有制垄断部门为代表的现代部门和以个私经济、灰色部门为代表的传统部门的分野,并进一步导致城市就业的分野.本文所关注的双二元结构主要指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的叠加.     

性别视角的农民工收入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苏省1012名农民工的问卷调查

根据江苏省1012名农民工的问卷调查资料,从性别视角对其进行了统计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女农民工月收入、每小时工资、收入层次分布均低于男农民工;女农民工月收入不存在代际差异和文化程度差异;第一代农民工月收入存在性别差异;从事相同职业的农民工月收入存在性别差异。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影响女农民工每小时收入的主要有工作、生活负担和社会因素,农民工自身因素仅对男农民工收入有影响。     

农民工收入的家庭分割消费效应——基于对城市化影响的视角

农民工市场已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户籍制度约束,农民工往往是个体单独流动而非举家迁移,这与西方发达国家城乡劳动力转移市场有很大差别.农民工单独流动导致工资收入在城乡两地分割消费,从而引发一系列深层次经济问题:(1)农民工收入流出城市用于农村家庭消费导致城市总收入水平降低,减少了当地的投资;(2)城乡居民在消费结构上存在巨大的差异.用于农村家庭消费部分,会产生不同于城市居民的消费效应.因而,农民工工资流出不利于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3)农民工单独流动的转移机制对城市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基于CGSS2006调查数据的我国城镇居民性别收入不平等分析

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结构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本研究利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对现存于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收入差异现象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检验与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男性的收入高于女性,并证实了职业性别隔离的存在.同时,人力资本因素是解释性别收入差异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但是对于社会资本与性别收入的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分析和考量.     

我国工资水平差距分析：歧视性工资现象

利用2012年全国31个省的微观调查数据,在经济区域划分的基础上,采用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对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差距、歧视性工资结构进行了分析及解释。研究结果表明：从与个人相关的户籍工资差距、性别工资差距、民族工资差距分析结果来看,劳动力市场的歧视仍是工资不平等的主要根源。教育在缩小户籍工资差异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技术水平在缩小性别工资差异方面不容忽视,工作经验可以缩小民族工资差异。从歧视性工资结构来看,经济越发达的区域,流动人口在教育上的歧视、女性在年龄上的歧视、少数民族在教育和工作经验方面的歧视越凸显;从与收入群体利益相关的行业工资差距分析结果来看,教育回报率总体在增加。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行业歧视性工资表现由对劳动者的年龄和健康程度歧视转变成对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和工作年限上。     

中小制造企业层级对农民工工资及其职业稳定性影响

运用实地调查的数据,根据分组统计的特征,从层级形成、层级标示、层级固化3个方面研究了中小制造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存在性,进而研究了层级与工资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工资对层级具有依附关系,层级是中小制造企业配置资源的重要依据,层级与农民工的稳定意愿存在一定的正向关系。进而提出:中小制造企业可以通过建立内部劳动力市场,加大农民工职业的稳定性;同时将内外劳动力市场相关联,提高企业和农民工双向选择的灵活性和自主性,对在企业与农民工之间建立起稳定的雇佣关系起到一定的作用。     

农民工内部工资差异研究

文章运用均值分解和分位数回归分解方法考察了受雇型农民工内部因所有制、行业和区域等分割因素所导致的市场分层和工资差异.研究发现,所有制、行业和区域等分割性因素解释农民工内部工资歧视的占比超过人力资本等特征因素所解释的工资差异占比.分位数回归分解显示,农民工基于所有制和行业分层的收入差异存在“天花板效应”,基于区域分层的收入差异存在“粘地板效应”.前者与经济结构调整导致行业间的工资分化有关,后者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区域间最低工资标准差异以及就业区域选择的累积效应等因素密不可分.而且,同一所有制或行业内部的农民工存在明显的区域收入差距,呈现东高西低特征.农民工内部“工资歧视”只是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群体歧视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中小制造企业层级对农民工工资及其职业稳定性影响

运用实地调查的数据,根据分组统计的特征,从层级形成、层级标示、层级固化3个方面研究了中小制造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存在性,进而研究了层级与工资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工资对层级具有依附关系,层级是中小制造企业配置资源的重要依据,层级与农民工的稳定意愿存在一定的正向关系.进而提出：中小制造企业可以通过建立内部劳动力市场,加大农民工职业的稳定性;同时将内外劳动力市场相关联,提高企业和农民工双向选择的灵活性和自主性,对在企业与农民工之间建立起稳定的雇佣关系起到一定的作用.     

城市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与工资差异的演变——来自转换回归模型和工资差分解方法的证据

文章使用CHIP1995年和2002年的城市家庭调查数据,利用转换回归模型(Switching Regression)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假设进行了验证,同时使用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对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差异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典型的二元分割现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分割程度显著地弱化;观察到的工资差异更多的是由于劳动者的个人特征所决定的,而不是由于歧视或其他观察不到的因素所带来的;教育所代表的人力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强,而所有制带来的工资差异也不容忽视.总的来说,经过十多年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化程度有了较大的提高.     

性别差异视角下职业流动对我国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研究

职业流动对不同性别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存在重要影响。利用CHIPS数据,采用基于RIF无条件分位数回归的FFL分解法,考察了职业流动对我国不同性别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结果表明,职业流动促进了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高,但其对男性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大于女性,因而扩大了就业质量的性别差异;职业流动对不同性别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提升效应在高层次劳动力市场中更为明显。FFL分解结果显示,在中低分位数和高分位数上,两性间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和性别歧视分别是造成就业质量的性别差异随职业流动扩大的主因。提升女性人力资本水平,倡导两性平等的社会文化,是缩小我国农民工就业质量性别差异的重要途径。     

基于城市规模视角的户籍异质性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

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6)数据,采用O-Logit模型,探讨了在不同城市规模下,本地户籍农民工与外地户籍农民工的收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收入水平具有户籍地的差异,外地户籍农民工比本地户籍农民工的月均收入水平更高;户籍异质性对农民工的收入的影响存在城市规模差异,对特大及以上规模城市的农民工收入存在显著影响,而在大城市及中小规模城市的影响不明显;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对中小城市农民工的收入影响更为显著,对其他规模城市农民工的影响则不显著;整体而言,相较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特别是健康状况和职业技能培训)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更显著;互联网可获及程度对农民工月均收入产生显著影响.通过研究结果分析,为农民工的增收,基本权益保障,以及完善城镇化发展提供一些政策建议.     

影响农村非农就业规模的主要因素:理论模型与统计检验

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修正表明,由收入差距和农民工就业率决定的城乡预期收入差距是影响农村非农就业规模的主要因素。劳动力市场均衡分析表明,各种因素共同影响最终形成三部门条件下新的城乡收入差距。统计检验表明,务工工资与务农收入差距和农民工就业率是影响非农就业的最重要的因素,而农民工人力资本储量、人均家庭负担以及城市现代部门工资与务工收入差距的影响也较显著。因此,政策制订者必须通过发展农业生产和构建人口流动管理长效机制规范农村非农就业。     

农民工工资剪刀差及其影响因素的初步探索

对珠三角地区的部分相关数据和访问资料的初步分析,发现农民工工资剪刀差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一是企业内部一线普工与管理、技术层的绝对工资存在巨大差距,二是农民工工资增长速度和绝对数大大低于城市在岗职工,三是农民工工资的增长速度低于城镇居民月均消费支出并且绝对差距较大,四是农民工工资增长速度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增长速度。从城乡二元结构、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制度环境等方面寻求解释,对企业人力资本的低度供应与虚假需求、企业内部的工资决定、GDP主义导向下的制度环境失衡、农民工的工作与劳动力再生产的空间分离以及全球产业链中的农民工用工制度的长期趋势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湖南省性别工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家务劳动时间的视角

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并用2014年湖南省5县区20个城乡社区的调查数据,从家务劳动时间的视角分析湖南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工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家务劳动时间是影响湖南劳动力市场性别工资差异的重要因素,同时其他影响因素还有月工资收入、受教育程度、行业等,但职务职称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政府应大力发展家庭服务业,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家庭服务体系,基本满足家庭的服务需求,使女性从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同时应通过政策倾斜确保女性培训比例,增强就业竞争实力;规范劳动合同,维护私有及民营企业女性从业者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合法权益。     

中国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的性别差异的实证分析

本文想要探讨的是我国农村转移劳动力群体中的这种性别工资差异到底有多大,在对不同年龄段、不同受教育程度、从事的不同产业以及不同劳动力输入和输出地区的性别工资差异状况与程度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减小性别工资差异,创造公平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的建议。     

城市视点：近代中国农民工群体的构成研究

本文以城市为视点,从社会史的角度,认为城市农民工群体地域构成具有鲜明的地缘色彩;性别构成存在着严重的性比例失衡现象,性别分工较为清晰;年龄构成显示出"年青化"态势,精壮劳力构成该群体的主流;与此相应,家庭的"小型化"趋于普遍。由于进城农民素质构成难以适应城市化对"现代人"的要求,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缺乏竞争优势,在职业构成上被脏、累、差、险以及"低贱"职业所选择而不得不屈居社会下层。     

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下的城乡劳动力工资差异及其分解

文章主要回答多重分割下的劳动力市场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问题。采用CFPS2014基线调查数据，基于Neumark和Brown分解方法，考察中国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下城乡户籍劳动者的工资差异及其原因。结果表明，中国行业、所有制、职业与区域城市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明显高于农村劳动者；Neumark分解的结果表明，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的82.24%是由劳动者个体特征引起的，教育水平的差异是引致城乡劳动者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还有17.76%的差异由户籍歧视造成。进一步Brown分解显示，无论在行业、所有制、职业及区域分割下，就业机会差异均不是导致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部门内部城乡户籍劳动者同工却不同酬是户籍歧视的主要原因。文章在两个方面丰富了现有研究：利用Neumark和Brown等多种工资分解方法深入分析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对城乡工资差异的影响，从劳动者个体特征和市场歧视两个视角为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收入差异的特征事实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采用微观数据考察城乡劳动者工资差异，更加深入揭示中国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背景下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的微观差异，为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对城乡户籍劳动者工资差异的影响提供了最直接的经验证据。     

农民工职业分层与人力资本约束

职业选择与人力资本密切相关.在双重分割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主要在具有完全竞争特点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上进行职业选择,因此,人力资本对农民工职业选择的影响更具根本性.对杭州地区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和实证分析表明,文化程度对农民工成为管理、专业技术人员和公司职员的影响最为显著;职业培训经历有助于提高农民工成为公司职员和在服务业、工业和建筑业就业概率;年龄对农民工在服务业、工业和建筑业的就业概率的影响最为显著;而拥有城市工作经验对农民工职业选择具有普遍的积极作用.因此,当前对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应在保障农村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同时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和就业指导.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珠三角调查数据的证据

农民工的收入决定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利用中山大学2008年在珠三角地区的调查数据,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对农民工收入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职业网”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拥有较高社会资本的农民工的收入会明显高于低社会资本的农民工.以“饭局网”社会资本代替“职业网”社会资本,对性别分组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均证实了结论的稳健性.政府应该为农民工融人城市生活、建立新的城市社会网络培育友好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