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落地的差异化实践:运作机制及其治理绩效——基于苏中X村和鄂东B村的项目实践考察

项目落地是项目所承载的国家政策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的关键环节,项目资源的性质及其分配方式直接影响项目落地的具体实践机制,进而对村庄治理产生不同影响.基于苏中X村和鄂东B村的调查发现:东部发达地区资源丰富,项目资源以"行政主导"的方式进行普惠性分配,强化村干部的任务导向逻辑,形成以利益动员为核心的项目落地机制,结果造成农民责任意识薄弱、基层治理弱化等资源消解治理局面.中部欠发达地区资源匮乏,项目资源以"村庄本位"进行竞争性分配,形塑村干部的内部治理逻辑;村干部充分利用人情关系面子等社会动员机制推动项目落地,资源输入反而能激活村庄内部治理结构与公共规则.政府在推动项目落地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发挥村级组织的主体作用,还要充分调动农民的参与积极性,从而实现项目之政策目标与村庄社会需求的有效衔接与转化.     

乡村振兴实现阶段的村庄主体性

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发挥村庄主体性是有序推进乡村建设、实现乡村振兴的机制保障。基于一个中西部亮点村的个案考察,发现激活村庄主体性需要乡村建设实现从行政本位向村庄本位的逻辑转换。行政本位下,政府以呈现政绩为目标主导乡村建设,通过制度内激励、利益让渡、利益交换等策略整合村级组织、市场和社会资源打造政绩亮点,乡村建设因村庄参与形式化和回应农民需求能力弱化陷入供需错位、村际差距扩大化困境。村庄本位的发展逻辑则从“过程-结果”双重维度确立了村庄社会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性地位,村庄、政府和市场主体基于优势互补结成“治理共同体”,通过需求表达机制、资源供给机制、民主协商机制实现协同参与和共建共治共享,既保障了村庄主体的参与权和受益权,也提高了乡村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回应能力。     

现阶段村民自治下的农民参与现状分析研究

农民是村民自治的主体,只有他们真正地参与进来,才能焕发村民自治的内在生命力。现阶段,农民的民主意识在不断增强,农民参与村庄事务管理的积极性在提高,但是距离真正意义上的村民自治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过渡,与之相对应的各项配套设施有待不断完善。健全的民主制度是农民参与的基本保障,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是刺激农民参与的关键因素,政府的积极引导是农民参与有序发展的最后保障。     

涉农财政资源分配体系的重构与村庄治权再造

税费改革后,国家涉农财政资源是采取技术化分配方式输入农村,没有实现向村级治理资源的转化,未起到增强村庄治权的效果。成都市和清远市农村资源分配体系创新实践通过资源整合、组织配套和分配程序创设等体制建设重构了国家涉农财政资源的民主化分配体系。其所内涵的村级组织资源统筹机制、村民利益关联机制和村民民主参与机制实现了村庄治权再造,这对优化国家涉农财政资源分配体系、提升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行政引领自治：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实践与机制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湖北省梅村采取了“行政引领自治”模式,其核心是设置村落理事会激活村民自治,在组织框架内树立农民的主体地位。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通过建构思想引导与民主协商机制、精英吸纳与带动示范机制、知识融合与因地制宜机制以及自主服务与社会规制机制,将国家的“硬规则”以柔性方式导入农民生活实践,取得了良好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果。这表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要尊重农民生活实践,通过赋予基层组织一定的自治权,引导和组织农民自主建设美丽家园。     

组织化再造:基层组织能力提升 的制度嵌入机制研究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和社会基础弱化的双重背景之下,如何增强农村基层的组织能力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与理论问题。基于"制度-组织"的分析框架,对成都市公共服务资金项目实践过程进行考察发现,制度嵌入是提高基层组织能力的重要途径。通过输入灵活资源、设置规范程序以及再造自治机构等方式,国家可以将外部供给的资源、规则和主体嵌入基层治理体系。灵活性的资源输入可以实现对农民的利益动员,从而激活其参与意识;程序性规则的设置可以实现对农民的行为引导,从而规范其行为表达;自治机构的再造可以实现对农民的广泛吸纳与集体参与,从而均衡农民之间的权责关系。因此,嵌入式的制度介入可以为农民组织化提供内外部条件,从而实现对农民的动员、引导和集体吸纳,进而使农民组织起来成为可能。这表明,制度嵌入是国家推动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村级治理秩序分化的民情基础——基于鄂东S镇项目进村的经验考察

在当前治理场域中,大规模的公共项目进入到农村社会,引起了村级治理秩序的剧烈变迁。借助项目化运作,村庄政治形成了多元参与、寡头治村和弱主体治理等治理模式,实际对应着协同、争利和无为等秩序形态,其后隐含着差异化的民情基础。通过对鄂东S镇项目进村的实践考察,将地方民情划分为积极型、消极型和中立型三种基本类型,探究了不同民情类型对村级治理秩序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权利意识的增长可能成为农民与乡村干部进行利益博弈的策略工具,导致村级治理陷入集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施政伦理困境之中;地方道德世界的舆论导向和社会评价机制决定了返乡精英的生活意义和社会价值,关系着外部资源反哺农村社会的现实进程;离乡精英不断从村庄社会脱嵌出去,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纽带松弛带来政治参与的冷漠化。三者交织错叠,构成了地方民情的时势变化,成为解释基层政治运作的重要变量。     

农村积分制治理何以成功——基于谷村的个案研究

聚焦农村积分制成功运行的内在机理这一核心议题,以谷村为个案观察对象,从积分制创设与运行两个维度分析,认为党政—社会动员与响应机制和多元治理力量参与的保障机制是积分制成功创设并运转的关键。农村积分制以治理机制下乡的形式,在村庄社会成功制造并嵌入了竞争关系的规则机制和面子与积分转化机制,调动了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提升了乡村治理有效视野下秩序重建和发展实现的双重目标。研究为农村积分制成功运行提供了理论解释。积分制治理过程中也存在着计分规则存在漏洞、资源持续供给挑战和将道德量化引发质疑等问题。乡村治理有效应注重治理机制下乡,创设资源的竞争性获得机制,保持政府参与村庄治理的边界和弹性,挖掘乡村德治潜力。     

基层党组织领办型合作社运行机理与治理效应

以山东和贵州两家典型合作社为例,运用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探讨了党支部领办、联村党委领办两类村级基层党组织领办型合作社的运行机理与治理效应。研究表明:第一,村级基层党组织领办型合作社的运行机理与治理效应内核表现为多中心合作治理框架效应,体现在政府、乡村精英、农户多元利益主体对话的相互增进与理解、行为的相互激励与制约、资源的互补与互促,由此实现乡村治理的有效性。第二,村级基层党组织领办型合作社具有重塑国家层面资源下乡的组织基础、再造农户层面合作的组织基础、构筑“乡村精英”参与乡村建设制衡基础的一般机制,对克服当前乡村组织功能缺位所造成的集体行动困境和公共性衰落成效显著。研究认为,村级基层党组织领办型合作社的兴起具有现实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具有解决农村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双重绩效,但应进一步加强法律层面的关注,对其发展进行合理的规范与引导。     

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多元主体重构研究

破解乡村发展的主体性难题,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保障.农民、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有着各自的主体性优势和困境,应在三生(生产—生活—生态)融合的多重空间范围内重构主体角色分工,形成农民为主体、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社会协同的发展模式.首先,农民主体地位应确定为生产空间的市场主体、生活空间的自治主体和生态空间的权益主体;其次,政府主导应限定为现代农业体系有效运行的制度环境构建者、乡村公共设施和服务的供给者、生态环境保护规则制定和执行者;第三,市场参与应界定为现代农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推动者、乡村市场产品和服务供给者、治理乡村生态环境污染的责任者;第四,让社会组织成为乡村生产、生活、生态外部环境的协同塑造者.进而,要通过多举措提高农民自主能动性、全方位提升政府主导效率、多角度探索农商共赢机制、多渠道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重建多元主体能动性,真正形成乡村振兴发展合力.     

农村“两委”班子成员腐败犯罪剖析--以10个典型案件为例

近些年,媒体报道的有关农村腐败的消息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从公开的案件来看,农村腐败的犯罪主体绝大多数是村支书和村主任,这些农民身边的“苍蝇”严重危害了党和国家的执政根基。治理农村腐败是一个系统工程,在深入分析该类犯罪现象及其原因的基础上,一方面要尊重和保障农民的主体地位,农民在农村反腐斗争中扮演着主力军的角色;另一方面要坚持教育、制度、监督、惩治相结合的原则,加强和规范村“两委”班子的人事制度建设,加强对农村集体资产和扶贫补助资金的监督,完善农村的选举制度,并堵住农村“两委”班子灰色收入的来源。     

北京魏公村史顾(续完)

2 0世纪 70年代末 ,北京魏公村形成了新疆街 /新疆村 ,它有空间的历史基础。元朝将都城由前朝京西南莲花池水系向北高粱河水系的转移 ,使燕京西郊的畏兀人聚落置于大都城郊 ,并形成元廷畏兀儿仕宦家族陵园。明朝都城的南移又使之位于郊外 ,至清代萧落。其居民或伊斯兰化或融入当地人群。但这一地名得以延续 ,成为其后辈遗产记忆和意义调动的符号资源。历史学应关注主体对意义感知的历史     

北京魏公村史顾(待续)

20世纪70年代末,北京魏公村形成了新疆街/新疆村,它有空间的历史基础。元朝将都城由前朝京西南莲花池水系向北高粱河水系的转移,使燕京西郊的畏兀人聚落置于大都城郊,并形成元廷畏兀儿仕宦家族陵园。明朝都城的南移又使之位于郊外,至清代萧落。其居民或伊斯兰化或融入当地人群。但这一地名得以延续,成为其后辈遗产记忆和意义调动的符号资源。历史学应关注主体对意义感知的历史。     

化解村级债务的对策研究

村级债务问题是乡村治理结构中的难题 ,村级债务能否化解 ?如何化解 ?从实证分析来看 ,村级债务问题能解决 ,但必须依靠以下几点 :村级治理结构的简化 ;创造一定的村级集体收入应付公共开支 ;妥善推行村帐乡管政策     

化解村级债务的实证分析与理论透析

化解村级债务是我国乡村治理结构中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从实证分析来看:村级债务问题能解决,但必须做到:裁撤冗员;合理创造村级集体收入;完善农村财务监督机制。     

农民工对传统村落的影响研究——陕西南部石门村实证调查

农村社会发展存在着地区间的不平衡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因此,将不同村落之间的不平衡和农民工的作用联系起来,就可以得出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村落的农民工,对其流出地--村落发展的作用也是不同的结论.文章以陕西石门村为个案,从微观层面探讨了农民工对村落社会变迁的影响.研究表明:在石门村这样的传统村落,农民工的务工经历对于村落的经济影响非常明显,而在其他方面,如村落社会结构、习俗、农业生产等都不具有明显的影响作用.     

加强自身建设是村级党组织发挥作用的内在保证

目前在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作用没有达到应有的要求,甚至也和党的历史上的其他时期有巨大差距。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简单地认为乡村干部素质不高、作风不好是片面的。要分析问题的原因,必须从中国农村改革以来,各级领导机关对农村工作的关注程度和了解程度,各级领导干部对农民态度的变化;农村、农民的变化;市场经济与党的领导方法的矛盾,各级领导机关为加快发展而使用的领导方法,采取的发展思路和措施;乡村干部队伍的变化等方面进行分析。     

农民创业、村庄公共品供给与村庄凋敝治理

在“农民创业—村庄公共品供给—村庄凋敝治理”理论框架下,根据浙江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354个创业农民样本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三者的关系展开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创业活动能促进村庄公共品供给的改善,并作用于村庄经济、社会、生态子系统,进而有效缓解村庄凋敝状况。因此,鼓励农民创业应该成为政府政策的着力点。     

村庄治理的人才资源瓶颈

乡村建设过程实质就是一个以建设和谐农村社会为前提的农村组织化过程，农村的组织化必然会涉及到村庄治理，所以乡村建设实际上是一个好的村庄治理过程。合格的治理人才是好的村庄治理关键．而当前农村社会受到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等因素的影响，村庄治理人才结构、人才素质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论“发展型村”

发展型村是中国农村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具有经济发展第一、经济权力与公共权力直接结合、乡镇干部与村干部合作等三方面的特征。发展型村对于经济发展虽有积极意义,但也造成乡村社会秩序的紊乱,摆脱发展型村困境的出路在于改变国家的经济发展主义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