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流民性质之我见

目前史学界对明代流民的性质,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既具有西方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性质,又具有中国式的特点”,另一种认为“没有超越封建生产方式运行的轨道,不具有西方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性质”。对于这两种观点,笔者不敢苟同,拟从明代流民的产生、归宿等方面略述浅见,以就教于史学界诸师。     

国家认同与土客冲突——明清时期赣南的族群关系

明代的“寄庄人户”、清初已入籍的“流民”与土著的冲突构成了明清时期赣南族群冲突的主线，而前者与“化外”的“畲”、“猖”等人群最本质的差别乃是他们都被纳入了“国家”统治体系。因此，可以认为，流民与土著产生冲突并形成各自心理认同的前提是，流民接受“国家”统治，开始具有与土著同样的国家认同意识。     

集体化与合作医疗(1955—1962):卫生政治的话语建构逻辑

集体化时期(1955—1962 年)农村合作医疗的快速发展是国家动员与推广的结果。 以话语理论为视角进行的考察发现,在“集体化冶话语中,合作医疗所要解决的“问题冶被建构为医疗制度如何“适应农村形势(合作化—公社化)变化冶的问题,合作医疗自身也被建构为“服务于农业生产的需要冶“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性质的福利事业冶“走向全民免费医疗的过渡形式冶。 伴随着多重意义的生产,在“国家—地方冶互动的话语传播机制下,合作医疗被顺利整合到了国家农村发展战略中,从而为推广合作医疗的政策导向奠定了合法性基础。 这种考察揭示出了“话语建构冶这一重要的社会政治现象,它的本质是一种隐蔽的权力运作形态,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治理策略或技术。     

郧阳抚治形成时期的三位一体结构及其历史地位

郧阳抚治的设立起于解决荆襄流民问题的需要,其早期举措是暂时委派“抚治荆襄等处”官员,郧阳抚治的年代,上限应从天顺八年开始;开设郧阳府也是抚治流民的产物,原杰提出“郧阳”之名并对郧阳府的建设做出重要贡献;“抚治荆襄”官移镇郧阳府,改称“抚治郧阳”;成化十五年五月起,郧阳抚治从早期的暂设时期开始进入了制度化时期;同期设立的湖广行都司保障了日后辖区的社会稳定,在明朝国家政治军事格局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项忠早期的建言和实施的一些军政措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郧阳抚治具有的“三位一体”的结构,在明朝的督抚制度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艾尔曼论中华帝国晚期科举的三重属性——政治、社会和文化再生产

把科举视为现代化的障碍是一种误识。在中华帝国晚期,科举是一种支配性的力量。通过科举,帝国在政治方面再生产出了官员;在社会方面再生产出了绅士;在文化方面再生产出了文化主义和意识形态。帝制国家、士绅社会和新儒家文化被紧紧地缠绕在以科举为中心的＂教育陀螺仪＂上。通过它们的相互依存,三者维系的空间稳定存在了500年。尽管在理论上科举大门向所有人开放,但事实上如文化资源的垄断性等因素,还是把较低阶层者排除在科场之外,科举的公平、公正性被美化了。     

布兰德“帝国式生活方式”理论与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布兰德提出的以资源掠夺和生态破坏为代价的“帝国式生活方式”理论在越来越多国家中盛行,帝国式生活方式被认为是引发与加剧全球生态危机的深层原因,因而只有变革“帝国式生活方式”、构建起“团结的生活方式”才有可能真正解决全球生态危机。“帝国式生活方式”理论不仅揭示了全球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成因以及在世界各国社会公众层面上的日常生产与生活基础,提出了主要基于欧美国家现实背景的应对全球生态危机解决思路,还彰显了我国倡导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共建一个清洁美丽世界倡议的重要性,表明了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存在多种难题与挑战,必须采取适当的进路与对策。     

乡村地区社会空间建构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以祠神祭祀空间“旗冶的演成为中心

祠神祭祀空间结构的考察是理解乡村社会空间建构的一个重要途径。 田野访谈、地方民间 文献(碑刻、科仪书)及正史资料的系统剖析,呈现了以龙王神崇祀为中心的社会空间“旗冶的演成轨迹: 它最初源自明代边防军屯中的“旗甲冶,属于“军事型冶国家基层区划,继而又在“清初改制冶中变身为具有特殊政治经济功能的“民里化冶基层行政区划,延至民国则在保甲制度推行中被取缔了作为国家基层行政区划的身份,从此成为纯粹的祠神祭祀空间。 围绕这一嬗变历程的讨论与以往证实的明清以降祠神祭祀空间多源于明初建立的基层组织“里社冶系统的研究结论形成了对比,揭示了长时间段历史进程中乡村社会空间建构对国家军事型区划的继承事实及相关之变动,启示我们要更好地理解西北境内地域社会以祠神为中心的祭祀圈社会空间建构,既需要在动态的、长时间段的疆域史视域中特别重视国家制度因素的潜在性影响,同时也要关注国家制度与地方性、民间性因素作用关系的历史呈现与变迁。     

“三螺旋冶国家理论创新模式的一个解释框架———以“包容性增长冶与“包容性发展冶为例

“三螺旋冶是解释大学、产业和政府三者协同创新的一种理论框架.在中国的国家理论创新中,也存在着一个类似的“三螺旋冶力量,即国家理论创新的“三螺旋冶模式.通过“包容性增长冶与“包容性发展冶的个案考察,这一模式可以清晰地获得表达,即基于社会问题的“政治发动冶,它是国家理论创新的引擎;处于广度舆论动员地位的“媒体关注冶;处于深度理论思考地位的“学术研究冶.这三者以螺旋状之关系共同构筑了中国国家理论创新的发生机制.     

海德格尔的栖居之思

"人之栖居"乃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主旋律。海德格尔由存在本身而入思栖居,从而揭示出栖居的本质就是栖居的真正困境;在对此困境的倾听中,海德格尔进而由栖居思入"筑造"。在栖居着的筑造中,让物自身自由地涌出和收回;在筑造着的栖居中,让四相一体安居在物中,这便是海德格尔栖居之思在存在的深度上向我们发出的质朴劝告。     

向东方的转变：英第一帝国后期秩序的重建

从光荣革命到北美独立战争是英国历史上的第一帝国时期,第一帝国的特点是重商主义。美国独立战争后,英国虽失去了北美殖民地,但通过工业革命走上了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也完成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化国家的转变,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和实力最强的国家,英国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海上霸权,完全能够控制全世界的贸易,自由竞争更能使英国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英国适时地改变了传统的重商主义政策,更多地接受了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思想,开始了帝国秩序的重建,帝国的重心由美洲转向东方。虽然旧帝国和新帝国追求的都是对外贸易和经济利益,但采取的帝国政策迥然不同,第二帝国逐渐形成。     

阿拉伯帝国的蓄奴和释奴

公元七世纪初,穆罕默德创立了伊斯兰教,以宗教革命的形式实现了阿拉伯半岛的政治统一。随着阿拉伯人的对外扩张,到了八世纪中叶建立起一个横跨亚、欧、非三州的阿拉伯哈里发帝国,逐步完成了封建化的进程。在阿拉伯帝国社会中长期存在着奴隶制,虽然它不占主导地位,为什么在帝国能长期存在奴隶制,它的表现形式是什么,对帝国产生过什么影响,本文试作些探讨。     

重塑“中国的凯撒”赢政的艺术形象

秦始皇赢政被世界著名历史学家称之为“中国的凯撒”,也曾被诗人李白称颂为“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的历史巨人,但在中国史书和历史小说中却是一个被严重扭曲丑化的人物。《大秦帝国》以崭新的创作理念,冲破历史的迷雾,重塑了秦始皇赢政的艺术形象,在读者面前呈现出一个鲜活的个性突出的发展着的典型性格。这是小说作者为中国文学发展做出的新贡献。     

栖居与消费的联结：扎尕那农林牧复合系统景观营造逻辑

扎尕那农林牧复合系统是人们在长期的历史、自然和社会情景中创造出的农业生产系统,它具有丰富的自然和文化景观。在遗产旅游影响下,扎尕那人在房屋景观的筑造、村落文化宫的营建和农林景观的营造中体现出栖居的生命逻辑和消费的生存逻辑的结合。这种结合体现了景观、农业文化遗产与旅游消费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景观的营造中,旅游不仅消解了传统的农林牧复合系统,也重塑了农林牧复合系统。景观营造是当地人在传统文化、地方社会和旅游经济的相互关联中的生活实践。这种实践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农业文化遗产景观保护的现实境况,而且有助于拓展遗产旅游和人类学“栖居”理论研究的内容。     

城市“宜居”，于今为烈

“宜居城市”,有城市以来,人类千百年来持久不懈的追求和奋斗。“宜居城市”,一个古老又“于今为烈”的国际性话题,特别是关系到中国城市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大话题。中国的宜居城市,首先应该是有地方特色、民族特色,既是现代的,又是中国人的———对于中国人,它有着文化传统的延续与弘扬、发展,对于世界各国的人们,它又是人类文明所共有的文化创造;其次,它应是生态环境被精心规划设计且被精心呵护的,它让所有的人都能在这样的城市感受到生活的愉悦。因而,它是“回到人性与公民性,回到土地,回到人们日常的需要,使人重新获得诗意的栖居”的城市。这就是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趣味有争辩--关于审美趣味的本体论阐释

在以精神生产为主导性生产方式的消费文明中,由于趣味问题已经成为一种和人自身再生产关系最为密切的本体论问题,因此它不可能被冷漠地置之度外;生活中单个人的“吃萝卜”还是“吃白菜”是无可厚非的,但那个在深层决定着人们“如何吃”的语法结构本身无疑是需要辩论的;如果说在古典美学中审美趣味的本体内涵主要是一种由想象力带来的心灵解放作用,那么在后现代的精神再生产中,由于它特别地利用了“反对象化”与“反主体化”这种纯粹欲望与审美趣味表层结构上的相似性,彻底解构了审美趣味固有的带有解放性质的本体论内涵,并最终直接威胁到人自身精神再生产的现实可能性,因而对它的剖析与批判也就具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     

神话的图像叙事:明代丽江壁画研究

丽江壁画始创于明代并存留至今,它展现的是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所崇奉的释道众神形象,而寓言性的附加意义则蕴藏于图像表层之下——白沙壁画是木氏土司集体性心理图式和王朝观的视觉呈现,是由图像符号讲述的神话,壁画的视觉形式之中寄寓了西南边疆政权的上层政治精英对国家、地方和族群的文化想象。身处汉藏夹缝之中的纳西族木氏历时数代经营宫室壁画,凭借图像来进行叙事,界定族群身份,并表述帝国、边疆、华夏夷狄的族群与空间格局。     

熟人社会、面子与村庄公共性再生产

村庄公共性关涉基层社会内生性秩序,重建公共性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面子”是发育在熟人社会中的价值共识和行为规范,是实现村庄公共性再生产的可行机制。通过解构村民面子交换、面子积累和面子竞争的日常性生活实践行为,发现面子具有功能互惠性、社会交互性、伦理价值性三重逻辑,能依托熟人社会中人情关系的长期性、舆论公道的有效性和道德伦理的约束性,以亏欠-补偿机制、嵌入-转化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生产出公共交往、公共规则和公共精神,实现村庄公共性的再生产。存在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面子具有可塑性,既秉持着传统的控制功能,又可以嵌入新的价值内涵,有必要强化国家权力对面子观的引导功能,使其在村庄公共性再生产中发挥出积极效应,以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平衡增强农村内部发展动力,重构稳定有序的乡村秩序。     

京口集团与刘宋政治

东晋后期,京口集团中衰,刘裕以京口、晋陵地区的流民为基础,重振京口集团,并以其为主要的军事力量,内征外讨,完成了覆晋建宋的大业.京口集团亦成为刘宋政权支撑性的政治、军事力量.刘宋前期,京口集团的势力由中央扩散到重要的藩镇,参与重大的政治事件,其力量的兴衰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政治格局.随着京口重镇地位的丧失、流民来源的枯竭、京口主将的死亡、其他方镇的兴起,京口集团逐渐衰落.刘宋后期,已很难寻觅京口集团的踪迹.     

让生命在教育中"诗意地栖居"——生命哲学视域下的教育沉思

从生命哲学的视角审视,当代教育的功利主义,使生命的意义被消解;教育与生活的分离,使生命失去了根基;教育者角色的强化,使生命的灵动与创造被泯灭。生命解放之路在于让生命在教育中“诗意地栖居”,“诗意地栖居”是自由地栖居、创造性地栖居、精神相遇地栖居。     

传统景观的历史解读——浅析清代成都城市景观重建

城市景观的内涵十分丰富,它有时化身为统治阶级的“助手”,不自觉地成为统治阶层教化民众,灌输其意志的思想工具。清代城市的景观更多地承载了帝国的教化功能,景观的修建大多是出于贯彻国家文化政策、维护某些社会文化价值的需要,如重建孔庙是为了强化礼制秩序、“崇儒重道”,武侯祠、关帝庙的重建与加强中央集权、倡导忠义的政治思想有关,青羊宫等道观的重建合乎当时休养生息的国策,而重建杜甫草堂则切合重建社会共同体的现实需要。在清代重建城市景观的过程中,越是前期修建的景观,如孔庙、武侯祠、杜甫草堂,其教化意义就越发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