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小农集约经营

中国的国情决定着,即使农村土地制度变革到完全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程度,从总体上看,中国农业也只能走“小农集约经营”的现代化之路;农地“规模经营”终究是希望田野上的“星星之火”,它不应该也不可能形成“燎原”之势!     

农业适度规模家庭经营的理论思考与政策建议

农业是经济再生产和自然生命再生产密切结合的产业,此特点决定了农业生产过程无法像工业生产过程那样进行精确的计量和监督,在组织形式的选择上,决定了家庭是农业生产的基本单元。家庭不仅是一个经济活动单元,更是一个由血缘关系联系起来的生命共同体,其成员之间容易形成共识与合力,为着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努力,不计利害,无需监督管理。当前实践中出现的合作社、工商资本直接进入农业生产过程的目的更多的在于获取国家财政补贴、土地增值收益及其他更高的非农或非粮收益,长此以往,必将对我国粮食安全及社会稳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必须对这种现象保持高度警惕。     

代际差异:农民家庭现代化转型实践与调适

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背景下,农村家庭从传统简单再生产进入现代复杂再生产,农民家庭代际差异显现。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工业化以来的经济生产变革促成家庭的个体本位。然而,中国农民家庭代际差异表现出的父子代际生活模式不同,实质上区别于西方家庭的独立化趋向,具有“分”与“合”的双重面向,表现为代际间分“工”合作、“分”中有“合”、形“分”实“合”的家庭现代化转型实践,促成家庭资源优化、权力结构重塑和价值观念再造。中国家庭代际差异凝合家庭现代化转型策略的同时也蕴藏着潜在风险。基于此,在家庭现代转型和家庭扩大化再生产的张力下,中国家庭代际差异重新组织了家庭生活实践制度,弹性的家庭代际差异制度使农民在城乡社会流动中具有充足韧性和保障。     

农业土地制度变迁对我国农业转型的影响

基于1997—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使用人均农业就业人口生产总值（PEO）、农业单位投资产值(PIO)以及农业单位面积产值(PAO)作为农业转型的衡量指标,使用人均经营耕地面积(PCA)作为农业土地制度变迁的衡量指标,通过静态面板估计和动态面板估计的方法分析农业土地制度变迁对我国农业转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均经营耕地面积的变化对人均农业就业人口生产总值和农业单位面积产值的增加具有积极促进作用,而对农业单位投资产值影响不显著。     

费孝通的家计模式理论及其当代发展

费孝通关于农民家计模式的研究贯穿于他本人的整个学术生涯,其成果是认识中国农村社会、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本土理论资源。费氏认为,传统农民家庭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农业和工业,这也是中国农村广泛存在的传统家计模式的核心特征。而这一重要的生计模式特征主要依靠两个制度来支持:其一是农业和乡村工业的有机循环机制,其二是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平衡发展机制。而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当下社会,费氏的家计模式理论依然能够穿透时代展现出现实价值。     

行动伦理:论农业生产组织的社会基础

通过考察三个村庄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分析家庭经营与规模经营的成功与失败之道,其中劳动力的雇佣、管理和监督是关键所在.家庭经营的优势在于扎根于村庄的社会基础之上,充分利用了农民"内外有别"的行动伦理.经过案例的对比可知,外来企业的规模经营只要遵循这些伦理,也有可能通过"扎根"而获得成功.行动伦理也为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伦理资源.     

农业的家庭经营与产业化经营

农业的家庭经营与产业化经营,有着历史发展逻辑及内在的相辅相成关系,农业的产业化经营是农业经营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发展的必然产物,它从农业的家庭经营演变而来,但又有自己新的特点。农业家庭经营是产业化经营的基础,产业化经营可以在家庭经营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这对于目前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前提下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乡风文明视角下“半工半耕”农户的家庭美德培育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和紧迫任务,家庭美德培育则是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家庭已由传统的家户制逐渐转变为“半工半耕”农户结构,并成为新的稳定的农村道德建设基本单位,其美德培育对于促进新时代农村思想道德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和传承中华传统家庭美德具有重要意义。但总体看,目前“半工半耕”农户较为普遍地存在传统伦理道德观念淡化、个人道德诉求功利化以及家庭德育功能弱化、家庭美德培育氛围不足等问题。亟需弘扬中华传统家庭美德、重构现代乡土伦理秩序、强化优良家教家风建设、推进移风易俗专项治理等,以消解乡村社会出现的各种道德失范问题,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乡村振兴提供有力保障。     

农民城市化的动力、类型与策略

“人的城市化”研究,应当超越单一的城市视角,发现农村,扩展城市化研究的农村视角。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中西部一般农业型村庄的农户分化为脱离土地阶层、半工半耕阶层和贫弱阶层,与之相伴随的是农民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村庄阶层分化的背景下,工作生活需求、婚姻挤压和教育竞争等成为推动农民城市化的动力。农民城市化方式是农民家庭有主体性的策略选择,呈现出主动脱离型、动态调整型、被动跟随型等农民城市化的基本类型。农民主体性的“渐进城市化”模式是建立在“半工半耕”家庭生计模式和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基础之上的。实现“人的城市化”战略目标,应当尊重农民的自主选择,推动农民进城的同时也要保护他们的返乡权。     

现代农业分工体系与小农户的半无产化—马克思主义小农经济理论再认识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竞争推动分工不断深化,生产走向社会化,个体化小生产必然要被社会化大生产所淘汰,小农变成无产者。 当今时代,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农业生产已经高度社会化,小农家庭经营的生产组织形式没有消失,但小农户已经被整合进高度社会化的农业产业分工体系,从属和依附于大资本,处在半无产化状态。 个体小农分散经营已经不能适应生产社会化的需要,通过农民组织化重构食物生产与流通体系,成为必然要求。     

基于农业产业集群视角的农业规模经营实现路径研究

农业规模经营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之一,农业规模经营的关键在于通过生产经营要素配置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内外部规模经济。在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的路径中,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发展农民合作组织等均面临一定的发展闯值,农业产业集群是弥补农业规模经营传统实现路径不足的有效选择。在通过发展产业集群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的过程中,遵循农业资源禀赋特征、发展多形式农业专业化服务组织、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是关键性环节。     

农村金融、农地规模经营与农业绿色效率

采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对2001—2018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农业绿色效率进行测算,实证探究了农村金融、农地规模经营以及农业绿色效率之间的内在关联。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效率整体上呈波动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达868%;农村金融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农业绿色效率,还可通过农地规模经营间接作用于农业绿色效率;农地规模经营对农业绿色效率的影响均存在农村金融规模和农村金融效率的双重门槛效应。随着农村金融规模的扩张,农地规模经营对农业绿色效率的提升作用呈边际递增特征。当农村金融效率跨过第二个门槛值后,农地规模经营对农业绿色效率的提升作用减弱;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农村金融地区发展差异呈现出两升一降的N型态势,当前区域内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地区差异。     

农地规模化经营中的土地生产率变化研究及展望

农地经营规模与土地生产率之间究竟存在什么关系,以及形成这种关系的原因一直是发展经济学家的研究热点,其不仅关乎我国的粮食安全,也关乎我国农村土地政策、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增收等重大问题。通过比较国内外对农地经营规模与土地生产率关系的研究发现:在发达国家由于先进的生产技术、政府的高额补贴等导致大农场生产率较高,出现了正向关系;而在发展中国家,由于要素市场完善程度、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土地资源禀赋等各因素不同,同时出现了正向、负向、“U”型和倒“U”型关系;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我国农地经营规模与土地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得出先“U”型后倒“U”型的结论;因此我国应该把阶段性研究扩展到长期研究上,把农地规模分为更精确的区间进行实证分析,以期得到令人信服的结论。     

农业规模化经营途径探析

当前 ,农村经济已面临同当初实行联产责任承包制时一样严峻的考验 ,要获得发展和突破需要寻找新的出路。企业加农户等经营模式的出现 ,给农村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生机 ,一些企业的成功经验则提供了企业和农户衔接的范例。当前应该大力加强农业科技企业的自身建设 ,全方位组织实施农业科技推广 ,充分利用农业园区推动农业科技进步。     

农业企业化经营中的交易成本和规模经济

农业企业化经营是指用企业的经营思想或理念去经营农业,其经营的过程主要涉及农户、企业和政府三方,他们之间在农业企业化经营中的收益分配问题和经营成本、收益问题,是农业企业化经营中的核心问题。文章从制度经济学视角,通过对产权制度与交易费用、规模经济理论等的进一步分析,提出了建立激励政府人员参与经营的机制、提升农民文化水平和市场意识以及着力培养农村能人等解决的对策。     

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的重新解读：新型农业服务模式的发展与意义

通过对以“联耕联种”为代表的个案考察,深入分析新型农业服务模式的经营机制和组织方式。在经营上,新型农业服务模式以家庭经营为核心将横向规模化中的高管理成本“化整为零”,同时通过外部规模化增加农业经营过程的分工和专业化,增进农业经营的迂回性,并通过组织化来减少从外部引进分工和专业化时的市场交易成本,实现“化零为整”的规模化效益;在组织上,新型农业服务模式以政府尤其是村级组织力量来进行组织和推动土地的集中连片,克服高交易成本,同时以农户为中心,保持农户的经营权与收益权,减少了阻力,提高了农户积极性,并以社区为依托,充分利用社区资源。由此,新型农业服务模式实现了在不进行经营权流转情况下的规模经营,并从农地规模经营拓展到农业服务规模经营,为土地流转和农地规模经营提供了另一种阐释和实现途径,并促进了农户生计发展、农村社区活性化和粮食生产。     

资本下乡的经营策略与农业强国建设

我国的农业强国建设并不意味着要消灭小农户。在维护小农户利益的基础上,资本下乡与农业强国建设具有一定的适配性。研究发现,基于资本属性和投资目的的不同,下乡资本可划分为外来资本和本地资本,这两类资本在进入农业时存在着投机和投资两种动机,不同类型的资本和不同动机的资本相互匹配形成了农业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资本下乡的四种理想类型,投资型资本衍生出生产规模化和服务规模化两种经营策略,对应着农业现代化的两种道路。要建设符合我国国情的农业强国,需要综合考虑农业、农村与农民问题,并将农业产业发展置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视域中,建立起资本报酬有限与劳动报酬稳步增长的有机衔接机制、大中小不同类型规模经营主体协同发展机制、亩均土地产出率与人力资本效益相协调的发展机制和高收益农产品与大众消费品搭配合理的生产配置机制。在此基础上,分阶段稳步推进农业强国建设。     

论新时期高校学生工作的转变及对策

当前高校学生工作发生了新的转变：教育改革的深入使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内容发生变化,社会的急速变化导致学生工作模式发生了新的变化,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使学生的生活和学习状态发生了变化,社会和家庭环境的改变使大学生的思想特点有了新变化。在新形势下,应该拓展学生管理工作范围,积极探索学生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努力实现学生工作“六化”即：法制化、民主化、精细化、柔性化、信息化和专业化。     

农业风险的规避与农业保险运行机制

新时期农业风险的外延与内涵扩大,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灾害风险,还包括经济、技术及制度等方面的风险。规避农业风险的方式众多,而农业保险制度在现阶段中国农村有独立的运行空间,既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允许各国支持农业的＂绿箱＂政策,是现代农业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营造农业保险发展的制度环境、合理定位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创建农业保险的多元化组织体系等均是构建中国农业保险制度的重要举措。     

规模经营与农业绿色发展基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观察

规模化经营与绿色化发展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明晰规模经营与农业绿色发展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运用SBM-GML指数测算并刻画出我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演变趋势,基于2008-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土地规模经营与服务规模经营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我国省域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规模经营在研究期内整体均呈上升趋势;土地规模经营与服务规模经营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存在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非线性关系,两种规模经营和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均存在适度规模效应;农业机械化水平在规模经营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发挥作用。两种规模经营对不同地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因此,应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因地制宜发展规模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