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西藏地区清代方志的著录问题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公开出版的一部涉及面最广,所收录地方志数量也最多的大型方志目录.这部方志目录的出版,对各地古旧方志整理及新方志编纂均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这部方志目录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与问题.根据目前可以收集到的材料,在西藏地区清代方志中,这部方志目录从较早的《藏纪概》、《西藏志》到清末的《巴塘盐并乡土志》、《西藏新志》等9部方志的著录及注均存在可商榷之处,有的需要加注.同时,这部方志目录的著录也有遗漏,《西藏志考》、《三藏志略》、《西藏赋》应著录,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及《乍丫图说》、《门空图说》等也应著录.     

川西北羌族探源——唐宋岷江西山羁縻州部族研究

本文从历史民族地理角度 ,探讨了川西北羌族的渊源 ,认为唐初岷江上游西山地区各羁縻州的部族属于冉、左封、昔卫、葛延、向人、望族、林台、紫祖、四邻、白狗、千碉等羌人部落 ,其后又有涉题、特浪、辟惠、那鄂、渠步及西山八国诸羌内徙该地区 ,至宋 ,融合为茂州羌和维州羌 ,他们是川西北羌族可考的祖先。     

清代巴县方志纂修论略

学界迄今对重庆巴县地区所纂方志综合研究成果殊少,观点纷纭。职是之故,渝地巴县方志之撰修源流非常值得探讨。论文就历史上巴县志编纂之始末进行简要说明,重点讨论了清代不同时空下巴县志之编纂概况及特点。清代留存下来的三部巴县志,以其独特的功用和价值,为我们搜罗地域文化资讯、发展当前文化提供了借鉴。     

《新安志》的史源考察

在现存的宋代方志中,徽州人罗愿编纂的《新安志》因其"叙述简括,引据亦极典",被认为是宋代方志的典范之作。《新安志》的史料来源主要包括诗文、计簿、正史国典、旧图经、地理书、杂家稗说、故老所传与金石之文等,其中计簿、正史国典与旧图经、地理书是基础史料,而诗文、故老所传、金石之文等则是辅助史料。罗愿在编纂过程中能够合理区分并善于使用各种文本,从而实现了"上下千载间,博采详摭,论正得失,皆有据依"。《新安志》继承了前代图经的传统,并确立了后世志书编纂的基本原则,是中国方志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刘赞廷《恩达县图志》的编纂、版本流传及史学价值

作为刘赞廷所编纂的西藏地区首批县志之一,《恩达县图志》自编纂成稿以来,多次被整理与刊印。其记录了乾隆十一年至民国元年恩达县的自然与社会面貌,尽管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但其保存了大量的原始资料,所记内容较为客观真实,民族地域特色鲜明,表现手法独特,体现了编纂者以民为本的修志观,在方志目录学、历史文献学以及藏学研究中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茶马古道的松潘回族与伊斯兰教

松潘是川西茶马古道上的重镇,历史上就是藏、汉、羌文化交汇之边地。元明清以来,随着回族移民不断迁徙进入松潘,松潘成为藏、汉、羌、回多元族群交汇之地。文章通过对元明清以来茶马古道松潘地区回族的迁徙,松潘回族伊斯兰教清真寺与回族文化名人的考察,认为松潘回族伊斯兰教与松潘地域文化关系值得深入研究。     

侯仁之对北京地方志的贡献

侯仁之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奠基者之一,是北京历史地理研究的集大成者,同时也对北京乃至我国的新编地方志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研究北京历史地理过程中对北京旧志等史料了解全面深刻,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开始新式方志的编纂工作时,他结合旧志的长处和不足提出了新志应当有新的内容,即新修方志中要增加对地理变化的记载。这对北京新修方志的编纂工作是重要的理论创新。同时,侯仁之还亲自主持编写了一些方志。他关于北京历史尤其是历史地理方面的观点也为《北京志》各分志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唐仲冕和《嘉庆海州直隶州志》的编纂

乾嘉之际,在政府编纂《大清一统志》的推动下,全国各地兴起了编纂方志的高潮。《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同时,乾嘉时期也是考据学的兴盛时期,这部方志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风格的影响。而这也与主修唐仲冕的个人兴趣爱好有莫大的关系。从研究主修唐仲冕入手,深入探讨这部方志的编纂问题,以期窥一斑而见全豹对此时期的方志编纂情况作整体了解。     

论中国方志流布日本的特点

日本是海外收藏中国地方志最多的国家。在悠久的中日关系史上,地方志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疏理日本搜求中国方志的历史,考察日藏方志的现状,可见流日方志的五大特点。     

试论民国山东方志纂修的创新与变革

民国时期,山东方志纂修者们顺应社会潮流,在志书记述内容、体例及编纂方法等方面都进行了变革创新,使得在我国封建社会流传了千百年的旧方志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即促进了方志的发展,也为当今方志的编纂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启迪.     

西康地方志纂修源流述略

西康方志的编纂源头，可追溯到东晋时期常璩的《华阳国志》，历经唐宋元明，至清代趋向兴盛，民国时期出现转型并持续发展。西康地方志的编纂，既为后世保存了大量珍稀的康藏文献资料，也为当代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志编纂提供了一定启示。     

广东历代方志研究——以广东茶史与茶文化研究为视角

在广东茶史与茶文化研究中,方志是主要的文献之一,其中主要的方志包括地方志、山川志、寺观志、名胜志、游记等。本文以研究茶史文化为视角,对广东历代方志的编修撰的特点做一个初步的归纳与探讨,亦对初期从事茶史和农业史方面的研究者提供一个查找文献的指引。     

清代西藏地方志序、跋的史料价值——读几部清代西藏地方志的序、跋

中国古代地方志多有序、跋,序跋已成为地方志的一个组成部分。清代西藏地方志与各地古地方志一样,也多有序、跋,有的还有多序多跋。本文以不同时期的《藏纪概》、《西藏见闻录》、《西藏志》、《西招图略》、《拉萨厅志》、《西藏图考》及《巴塘盐井乡土志》这七部方志的序、跋为例,逐一介绍其内容,并对重要观点、评价进行分析评述,在此基础上,分几个方面指出了清代西藏地方志序、跋的特点及在清代西藏方志史研究中的资料价值。     

以科学发展观指导高校志的编纂

编修一部特色鲜明、科学性较强的高校志，对于全面、客观、真实了解一所高校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高校志的编纂工作，按照方志编纂的方法，搞好高校志的“顶层设计”，突出高校教育教学的发展脉络，抓住学科建设这一高校发展的核心，坚持“以人为本”的编纂理念，努力提高高校志的编纂质量。     

赋的地理情怀与方志价值

前人有“文学地理”之说,就文体与地理的关系而言,则赋体文学与地理关系最为深密。赋与地理的关联,首先在历代大量的“地理赋”与“都邑赋”的创作,其最初体现于汉京都赋代志乘(帝国总志)之用,又与汉“天子礼”的构建相关。而对自然山川与方镇疆域的人文关怀,对区域人文礼俗的描写与礼赞,对大一统帝国德化政治的向往与颂扬,充分表现出赋家的地理情怀。考察赋家的史地观与历代方志编纂的共同文化取向,有三大显征,即重现实、明致用与观风俗。这也是赋家创作内涵的方志价值。     

洪亮吉在陕西的学术活动及影响

为了研究洪亮吉在陕西的学术活动与其舆地研究、方志理论的建树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洪亮吉游幕陕西期间协助毕沅编纂校勘图籍、参与修纂陕西方志、广交学界名儒等活动进行研究。研究认为洪亮吉在毕沅及其幕中学人的影响下积极从事各种学术活动,不但确立了他的舆地研究方向,还在方志修纂实践中进行方志理论的探讨和总结,其方志思想初步形成;不足4年的游幕陕西经历,无疑是洪亮吉学术人生的重要阶段。     

天一阁藏书关涉云南方志考

天一阁藏书包括丰富的明代地方志,是地方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其中涉及云南历史者较多,但有一部分方志貌似关涉云南方志者,实非云南方志。这类方志从书名来看,与云南颇多联系,甚至与明代云南的诸多府、州、县同名,容易引起误读。在地方志研究中,同名不同书的现象容易引起混淆,例如因历史沿革缘故,出现"名同实异"的赵州志、武定州志、邓川州志等地方志,通过文本内容的翻检,加上与相关地方志的比勘,上述同名之书在云南省内外多有出现,但其指称的对象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不同,书中所记的风土人情、人文历史、自然物产、历史事件、地理方位和历史沿革皆大相径庭,使用时应当加以辨析。     

论民国时期方志编修观的变革

民国时期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形成和相沿的传统的旧方志编修观被重新审视并受到批判 ,修志宗旨的创新、方志编修中进化史观的倡导、民史观的推行、综合文化观的阐扬 ,使民国时期的方志编修观发生变革 ,促进了民国新方志的编修 ,并为今日全新的方志编修观的构创和方志的编纂提供了借鉴与启迪。     

略论乾隆《西藏志考·历代事实》的价值及影响

《西藏志考·历代事实》是国家图书馆所藏《西藏志考》抄本中的一篇。国家图书馆所藏《西藏志考》抄本与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西藏志考》抄本虽均抄自乾隆元年(1736年)成书的《西域全书》,但《历代事实》篇只见于前者。在原本《西域全书》未发现的情况下,纵向简要记西藏历史及西藏地方与历代中原王朝关系的《历代事实》篇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及研究价值。通过简要的比较与分析,可发现成书在其后的《西藏见闻录》《西宁府新志》之"西藏"篇、《西藏纪述》及《西域遗闻》在编纂中均受其一定影响。这说明,包括《西藏志考》《西藏志》在内的雍正时期及乾隆初年成书、刊印的多部西藏方志18世纪30-50年代已在西藏及四川、青海等地迅速流传,对后之西藏地方志的编纂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也反映出这一时期清代西藏地方志在进一步发展。     

林则徐的方志思想

林则徐有着丰富的修志经验,对方志理论亦多有研究与阐发。林则徐认为方志起源于《周官》,将方志视为史书,修志视为修史,对方志编纂中的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林则徐方志思想的主要内容及特点是对方志功用的强调和注意在实践中发挥方志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