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芥川龙之介之译事

伟大作家鲁迅是日本现代著名小说家芥川龙之介最早的中译者,而芥川也许是日本作家里最早评论鲁迅的一个人。芥川却还不知道他评论的就是鲁迅。一九二三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鲁迅和周作人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其中收三十篇小说,鲁迅译十一篇。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罗生门》、《鼻子》,是鲁迅译的。     

构筑于相对世界中的审美艺术——以芥川龙之介作品《罗生门》为例

芥川龙之介在小说《罗生门》的情节构思中,采用了对比叙事的手法,创造了某种独特而强烈的感觉,在特定的时空世界里,事物、人性皆呈现出极端对立的状态.捕捉这样极端对立的状态,同时抓住从一个极端向另一个极端转换的过程,成为这部小说文学审美层面上最为核心的部分.在《罗生门》中,他展现了自己对人性善恶的巧妙把握,并最终确立了自己独特的艺术审美原则.这部小说可以看成芥川文学借助于古典,确立于近代的一次成功的精神努力.     

芥川龙之介：未成熟的早夭天才——以《地狱变》为中心

芥川龙之介的《地狱变》是他中期的一篇重要作品,不仅表达了“为艺术的人生”的思想内涵,也全面展现了他的内心冲突和精神上的困境。以《地狱变》为中心,为芥川龙之介的精神焦虑提供一种解释——未完全成熟的纯贞,并从题材、叙事方式、精神内涵、审美趣味等四个方面对此进行分析。意在以此为切入点,探讨以芥川龙之介为代表的一类作家的特点与成就。     

《今昔物语集》在中国的传播与芥川龙之介

《今昔物语集》作为日本最大的说话集,于上世纪30年代前后被引介到中国,开始在中国传播.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对该作品的引介、翻译、研究整个过程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是日本文学在异域传播中比较特殊的现象.通过这一现象,可以看出文学传播过程中的“名人效应”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以及中国人接受日本文学过程中所表现的被动与盲从.     

论芥川龙之介《落头之谈》中的“中国形象”与反战思想

《落头之谈》是日本近代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创作的一则战争奇谈.作家运用中国志怪小说里面的情节元素与日本战记、游记中有关“中国形象”的套话,设置了“落头”、“神州日报”、“大龙灯”、“辫子”等诸多意象,目的是抨击日本侵略中国的大亚主义思想,揭露当时中、日国民悲惨的生存状态.该小说反映了芥川特有的历史观与反战思想.     

角色转换、语篇衔接与小说语体的表现--论芥川龙之介《莽丛中》的语用策略

《莽丛中》是日本大正时代 (1 91 2 - 1 92 6)著名短篇小说家芥川龙之介的一篇天才之作。小说运用特殊的语用策略 ,在特定的语篇内 ,通过对常规语言衔接规则的偏离 ,生成了具有独特精神特质的小说语言体式。这种语言体式 ,一方面表现了日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国民性格 ,另一方面则反映了近代日本文学新思潮派的风格。     

论芥川龙之介的创作思想

芥川龙之介是日本大正时期(1912—1926)的著名作家,以写短篇为主。他出生在东京一个农场主家庭,出世不久,由于母亲精神失常,被送给舅舅芥川道章作养子。芥川道章家里藏书甚丰,芥川龙之介因而有机会读了不少中日文学名著,进入东京大学英文系后,他又涉猎大量欧美文学作品,为他从事创作打下基础。大学毕业后,     

中国对芥川龙之介文学的影响

芥川龙之介是大正文坛的著名作家,中国文化和中国印象对芥川文学的影响在当时是颇具代表性的。受汉文经典文本的影响,芥川以古代中国为舞台的作品中饱含了浪漫主义气息和对中国幻象的向往;受中国儒道文化的影响,芥川面对现代保持了一种文化回归的心态;中国访问使芥川心中的文本幻象破灭,他依据中国访问的经验写下了一系列具有反战、反侵略意识的作品。     

天津旅行与“支那趣味”——论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的文学表现与文化立场

谷崎润一郎与芥川龙之介同是日本大正时期颇具“支那趣味”的代表性作家,曾先后来到中国旅行.如果以谷崎和芥川的天津旅行为切入点对他们的文学表现与文化立场进行对比研究,可以发现二人的“支那趣味”具有显著差异.在实际的中国之旅中谷崎一直在创造“支那趣味”,芥川一直在验证“支那趣味”;谷崎的“支那趣味”与“西洋崇拜”属于并存互动关系,并拥有一份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的从容,而芥川的“支那趣味”排斥一切西方元素,坚守心中的那份东方情结.     

日本文学知识与鲁迅对文学"关系"的言说

鲁迅早期曾在日本思索中国文学问题,日本文学作为一种氛围、一种场地背景引起过他的关注.在其文学生涯中,厨川白村、芥川龙之介、菊池宽和有岛武郎等人的观念曾激起他的共鸣,支持了他对于文学同现实、历史、未来以及创作主体等关系的思考.然而,他与日本文学之间不是简单的"被影响"关系,而是跨文化语境中的潜对话.日本文学在鲁迅那里作为一种知识已失去了原有的语法地位,转化成了新的言语单位,参与鲁迅的话语活动,承载着新的结构性使命,佐证、强化或推动了鲁迅的某种认识.     

芥川的《酒虫》与蒲松龄的《酒虫》

中国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有一篇<酒虫>,日本的芥川龙之介据此创作了小说<酒虫>.芥川的<酒虫>与蒲松龄的<酒虫>是题目相同、故事相同,而体态、气韵却大异其趣.蒲松龄是用散文小品的手法来写<酒虫>的,芥川是用小说创作的手法来写<酒虫>的.芥川的<酒虫>有从外在转向内在的人物心理刻画,有极具功力的氛围营造手段,由于时代所限,却还没有完全走出传统的樊篱.因此,芥川只是站在二十世纪小说转移的门槛上,还没有登堂入室.     

谫论中岛敦对中国题材的撷取和演绎

博大精深的中国古典文学对世界各国的文学创作都曾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尤其对日本文学的影响甚大,这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日本文学史上曾出现过以中国古典文学为源的文学创作现象,也出现过许多亲近中国古典文学又极具汉学渊源的作家。他们中有的将中国古典文学“拿来”,融会贯通使其成为日本文学的骨髓和血液,如松尾芭蕉、森鸥外等;也有的将中国古典文学“拿来”,“生吞活剥”使其成为日本文学的框架及内容,如芥川龙之介、井上靖等;还有些作家将中国古典文学“拿来”后,改造、消化、生发开去,赋予原型以新意,如中岛敦等。…     

《大公报》的日本问题研究及其独树一帜的抗战文学

抗战时期的《大公报》不但在新闻领域创造了辉煌的历史,而且在抗战文学中独树一帜。它在抗战时期的文学活动与它对日本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密切相关,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学景观。《大公报》对日本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始于“九一八”事变前。早在1926年,“新记”《大公报》刚创立之时,日本军阀侵华野心就已经日益膨胀。《大公报》的三位总编吴鼎昌、张寄鸾和胡政之都曾留学日本,对日本问题深有研究。他们撰写的社评和论文对中日关系的分析之深刻在当时就曾引起公众的瞩目,并且也被日本朝野所注意。1928年5月,日本军队制造的济南惨案后,《大公报》就…     

历史小说·戏曲·杂文——《故事新编》“油滑”风格探源

<正> 《故事新编》创作上的最大特色,是鲁迅对历史题材独特的处理方式,这是鲁迅独创的一个艺术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历史、现实与幻想巧妙地交迭错综,形成了亦今亦古、古今合一的艺术画面和人物形象,使小说在对历史与现实的比较描写中,既批判了现实的坏种,又挖了他们的祖坟。这种融古铸今的笔法,鲁迅风趣地称之为。油滑’。其实,这种“油滑”体现了鲁迅鲜明的艺术个性,是小说独特的艺术形态和艺术风格的标志。茅盾对此曾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鲁迅先生以他特有的锐利的观察、战斗的热情和创作的艺术,非但‘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而且将古代和现代错综交融成为一而二,二而一。”这种独特的艺术形态和风格是如何形成的呢?这是我们需要探索的。鲁迅对历史题材的探索,早在二十年代初就已开始。在《不周山》创作之前,鲁迅正在编译日本短篇小说集。在鲁迅译的十二篇小说中,就有四篇是历史题材:芥川龙之介的《罗     

论马克思对施蒂纳利己主义的三重批判

对施蒂纳哲学的形而上学本质的批判是马克思进行思想革命的重要一环,因此,梳理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对于揭示马克思思想变革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施蒂纳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以唯一者、利己主义者为出发点发展出唯一者哲学,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运用大量篇幅对施蒂纳进行批判,阐发了唯物史观.立足于马克思对施蒂纳利己主义的三重批判,即对利己主义者二重化的前提批判、对个人利益和普遍利益对立的基础批判、对利己主义者作为主体的现实批判,揭露施蒂纳利己主义的本质,阐明个人利益和普遍利益的现实关系,明确现实的人作为唯物史观出发点的重要意涵,揭示施蒂纳和马克思研究路径和最终归属的不同.     

试论芥川龙之介《地狱变》中的心灵冲突——兼与西方悲剧精神比较

本文立足于芥川龙之介<地狱变>的文本,对这篇小说蕴含的思想进行了深度分析,指出作者在小说中并不是简单地对社会的恶和不公进行批判,也不是对主人公的不道德的艺术观提出批评,而是揭示了人性中的永恒矛盾,这就是人的世俗常情和艺术的超越精神的矛盾.作者通过主人公的牺牲而使矛盾双方得到了调解,完成了一个黑格尔式的悲剧.文章最后将该小说中的悲剧意识与西方悲剧意识从古今两个层面进行了比较.     

“文学”溯源

“文学’一词,因常用而习焉不察了。文学二字并用,最先见于《论语》:“文学子游、子夏。”宋邢昺《论语疏》解为文章博学之意,与今文学含义不同。古时是用“文”、“文章”、“文艺”来表述“文学”含义的。如:刘勰《文心雕龙》的“文”;杜甫“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文章”;《新唐书》中把李白、李贺、李商隐等文学家的传记称之为“文艺传”等都指的是“文学”。魏文帝曾丕曾作《典论论文》,是当时典型的文学论著。陆机的《文赋》则是叙述文学创作心理的。韩愈还曾把通过语言阐明古道的“古文之学”称为“文学”。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曾指出近世“文学”一词是从日本“输入”的。录下:     

情归革命——从《白毛女》看“革命时代的爱情”书写

纵观左翼文学到文革文学,仅就人性中的爱情话题而言,《白毛女》所呈现的是一个从革命文学“革命加恋爱”的写作模式向文革文学的无性别写作的过渡性文本。在对《白毛女》的不断改造中,人性的文学表达经历了一个浮沉跌宕的过程,它也预示着人性,特别是“革命时代的爱情”必然要经受政治考验的艰难历程。     

马克思早期对人的本质理解方式的变化

马克思早期通过批判利己主义,追求人的自由解放。他分析了政治解放所造成的人的二重化,进而阐明了人们的阶级差别和对立。通过研究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用人固有的社会本质来批判以货币为中介的异己交往关系,把自由自觉的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阐明黑格尔哲学中的自我是对利己主义的人的理论抽象。针对青年黑格尔派对人的孤立化理解,马克思强调,利己主义的人处于社会联系中。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从现实的社会实践出发,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现实社会关系的总和,超越了费尔巴哈的类本质的观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既定社会条件下的现实的个人出发,批判了施蒂纳的极端利己主义等,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     

略论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

一三十年代前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发生过关于文艺阶级性的论争。《新月派》梁实秋首先发难。他在《文学与革命》中宣称:“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的标准”,“文学一概都是以人性为本”,“文学是没有阶级性的”。梁实秋完全抹杀了人的阶级属性和文艺的阶级性,主要在于反对无产阶级文学,进而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为了捍卫无产阶级文艺的党性原则,当时以鲁迅、瞿秋白为首的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