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的量词系统

0.1 明代小说《金瓶梅》中使用了大量的量词,从中可窥见当时的量词系统及其运用的情况。本文拟详细描写《金瓶梅》的量词系统,从其所用量词的数量、系统、运用频率、语法特征、量词及其组合的语境分布,以及量词运用的社会文化背景等诸方面作些考察,以期为汉语量词发展史提供一个断代的个体模型。本文所用语料采自山东齐鲁书社1987年版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王汝梅等校点),并参照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酌补。0.2《金瓶梅》(以下简称《金》)成书于15世纪初,汉语的量词发展至此早以形成一个成熟的系统。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作为能够反映量词历时发展过程中某一共时系统的专书量词系统,《金》的量词系统还是有其自身的特点的。汉语的量词系统大致产生并成熟于魏晋南北朝,南北朝至明代已历经千年,量词系统当然发生了一些变化。而现代汉语中的量词系统显然又与《金》所处时代的不尽相同。因此为了在描写分析时便于     

关于敦煌变文量词语法功能的几个问题

1、引言对量词的产生及其发展进行研究不仅可以丰富汉语发展史的内容，同时对于现代汉语量词研究也很有帮助。有关量词历史的研究，语言学界的前辈们已作了不少工作。首先是刘世儒先生花了七年时间完成的《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该书对魏晋南北朝这一历史时期出现的量词作了细致深入的研究。王力先生和史存直先生分别在他们的著作《汉语语法史》和《汉语语法史纲要》中对量词的发展也有专章论述。论文方面有：黄盛璋的《两汉时代的量词》；王兆麟的《古汉语数量词定语后置问题》；【法】游顺钊的《从认知角度探讨上古汉语名量词的起源》；…     

《朱子语类》中的量词“等”

量词“等”是名词“等”语法化的结果,最早见于唐五代,用例很少;到了宋代,量词“等”使用普遍而且用法多样;宋代以后,其用例逐渐减少,使用范围也缩小。我们从宋代重要白话资料《朱子语类》的实际语料出发,通过对量词“等”在该书中的运用情况及特点的描写,来观察其在宋代的使用特点,为汉语量词及汉语史的研究提供一点资料。     

《洛阳伽蓝记》名量词研究

《洛阳伽蓝记》的量词以名量词为主,动量词极其少见,所以本文拟通过对其名量词进行分类分析,以探讨《洛阳伽蓝记》名量词的特征,为魏晋南北朝的量词研究提供语料实证。     

宋元个体量词的发展

个体量词是汉语量词的主要组成部分,体现汉语量词的特色。据初步统计,宋元个体量词约有一百六七十个。根据使用情况,大致可分四类:一、沿袭前代用法的量词;二、这个时期已经衰落、口语中不经常见的量词;三、有所发展变化的量词;四、较早见于这个时期的量词。本文以三、四两类作为主要考察对象,其排列顺序则参考了刘世儒先生《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个“个”是这个时期最为发达的共性量词。正如吕叔湘先生所说:“近代汉语里一方面奠定了名物称数必用单位词的原则,并且发展出众多单位词来,可是同时也似乎让个字逐渐扩展它的领域,变成一个独占优势     

汉彝量词比较——兼论英语中量的表达

［摘要］汉语和彝语都属于汉藏语系，两种语言中的量词都很丰富，英语属于印欧语系，英语语法中没有与之相对应的量词这一词类，但是同样有自称系统的表量结构。本文拟描写、分析汉语量词系统、彝语的量词系统，并对汉彝语中量词用法进行了比较，同时也对英语的表量体系做了相关描写、分析。     

《现代汉语词典》漏收量词、量词义研究

本文对《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的量词进行穷尽式地统计研究,指出有些常用的量词或量词义《词典》并未收入,同时一些陈旧的、极少使用的量词也未删除。     

《红楼梦》量词系统与唐宋元明量词系统的比较

通过《红楼梦》量词系统与唐宋元明量词系统的比较,《红楼梦》量词系统从大的类别（名量词和动量词）以及次的类别（度量衡量词、容器量词、借自然景物和人工景物的临时量词、个体量词、集体量词、专用动量词、借用动量词和同形动量词）同唐宋元明量词系统是一致的,而某些量词和结构又发生了变化或转移。可见《红楼梦》量词系统是一个具有继承和发展的动态系统。     

王朝贵族时代的日本女性文学--日本平安时期女性文学之管窥

平安时代是日本女性文学的第一个高峰时期。平安时代的女性文学在日本文学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描写贵族生活的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不仅在日本文学史上,即使在世界文学史上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和意义。它与描写宫廷生活的清少纳言的随笔文学《枕草子》堪称是日本古典文学的双璧。同时"日记文学"也风靡一时。女性作家以道长全盛时期奢华的后宫生活为背景,进行了大量的文学创作,出现了女性假名文学的全盛时期。     

《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量词

《吐鲁番出土文书》保留了大量的当时的口语,其中的量词,时间跨度近130年,能反映量词演变。《吐鲁 番文书》第六册的量词主要有两类:物量词、动量词,绝大多数是从上古继承来的,但有的量词的意义有变化,也出 现了一些新的量词。量词的应用特征也有变化。     

宋明儒学的"诚学"一系——"诚学"、"性学"与"气学"

冯友兰先生认为宋明儒学有程朱理学一派,陆王心学一派,还有从张载到王船山的"气学"一派。牟宗三先生则认为在理学和心学之外有从胡宏到刘宗周的"性学"一派。实际上,气学一派与性学一派可合并为一,他们都从周敦颐以诚论道、以诚论性开其端绪,其特点是理气合一、性气合一的天人合一观念;他们都以"诚"作为其哲学宇宙本体论的最高范畴,由此,可以称其为宋明儒学的"诚"学一系。     

"绘事后素"之我见--读王文娟《论儒家的色彩观》之"绘事后素"

“绘事后素”是子夏与孔子的一段对话。但从汉郑玄、宋朱熹至今,学术界长期以来在孔子《论语.八佾第三》中“绘事后素”一文的理解上存在断章取义、肢解孔子原文精神指向的错误观点。本文通过对《论语.八佾第三》中“素以为绚兮”、“绘事后素”、“礼后乎”前后语境及其内在联系的客观、理性的分析,证明了孔子在此文中所表述的精神内涵是关于外表形式与内在美的关系,而不是在述说“礼”与绘画理念的错误观点。     

从宫廷后妃伦理到民间家庭伦理及昏礼的意义——李觏《周礼致太平论·内治》析论

北宋李觏所著《周礼致太平论》中的《内治》七篇,集中就《周礼》有关宫室职官及其职掌内容展开议论,从而引出李觏对历史上的帝王生活、宫廷政治及后妃伦理,乃至民间百姓的家庭伦理等方面的见解。这些内容可以概括为历史的记忆与后妃之德、宫禁制度复古主义的诉求、后妃之教与后宫生活的禁忌、后妃的礼仪角色、皇亲国戚之女的伦理规范、昏礼的意义等几个方面,既可见李觏从传统儒家的"齐家"思想出发,结合历史上成败得失的经验与教训,阐明和发挥"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和"家不齐则国不治"之道理的思想倾向,也可见李觏对礼学经典诠释的别样风格。字的训解有误。从甲骨、金文字形和相关的字音材料来看,它的正确训释应为“     

“别是一家”与“自是一家”——唐宋词论之“本色论”辨析

"本色论"是中国词论史上的一个重要理论命题。晚唐五代是"本色论"的奠基期,集中表现为"词为艳科"。北宋是"本色论"的争鸣期,表现为以苏轼为代表的"自是一家"之论与以李清照为代表的"别是一家"之论两条线索的争鸣。南宋是"本色论"的补充发展期,王灼、胡寅的"情性论"是对苏轼"以诗为词"论的发展,张炎的"雅正""清空"是对李清照"别是一家"论的发展。唐宋词论中的"本色论"是两条线索的不断争鸣、融合。     

《全宋诗》诗句重出十七人举隅

《全宋诗》著录诗人九千余人,卷帙浩繁,出之众人,因此不可避免会出现重收诗现象。对此,学界已做了不少修订工作,如陈新等人编著《全宋诗订补》、张如安《〈全宋诗〉订补稿》。近来,通过查阅文献,发现李建中、陈世卿、宋涛诸人名下还有二十余首诗歌与他人重出,故很有必要对这些诗的归属加以一一考证。     

张祜的诗歌理论、主张

张祜是中唐著名诗人 ,他崇韩、尊李杜 ;宗雅、与白居易的诗教说合。他的部分诗作染有元之淫靡、白之俚俗。张祜处于韩孟、元白两大阵营的“夹缝”之中。老庄、禅宗思想均对张祜的创作产生了影响。其《叙诗》诗 ,持论通达     

党争视野下的《曾布日录》

《曾布日录》有着极重要的史料价值,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哲宗朝事迹时引录《曾布日录》甚多。其中原因在于:由于党争因素的影响,《哲宗实录》前后两次编修,内容不一,李焘只能参照其它史料对哲宗朝事迹加以辨析。而宋高宗对曾布《三朝正论》的欣赏,曾布及其子孙对《曾布日录》的曲笔及删润,使得南宋的舆论导向对《曾布日录》非常有利。     

论张载的礼学思想

有见于社会政治及社会思潮的混乱,宋初的某些士大夫重视思考如何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张载就是其中一位。他找到稳定社会的工具是礼教。张载不仅"躬行礼教",而且发展了"礼"的学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礼学思想。将主要从礼的学理、践行及意义方面,来论述张载的礼学思想。     

2015年鲁迅研究述评

2015年鲁迅研究依然保持了持续发展的势头,在平淡从容中出现了诸多热点和亮点。宋剑华、勒新来、刘春勇、高旭东等皆对鲁迅小说发表了极为精彩的看法。汪卫东、彭小燕、朱崇科的《野草》研究均可称得上别具一格。张克、刘春勇的鲁迅杂文研究,文贵良、路杨的鲁迅整体研究皆有其新颖独到之处。思想研究主要集中为十个专题:鲁迅与五四、鲁迅的精神信仰、鲁迅的精神特质、鲁迅的当代性、鲁迅与革命、鲁迅与政治、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鲁迅与外国文化、鲁迅与东亚、鲁迅与自由主义等,郜元宝、汪卫东、谭桂林、杨义、李春林、王得后、李玮、孙郁、赵京华、张松等的文章皆堪称优异之作。李冬木、潘世圣、张钊贻的史料研究,傅承洲、刘克敌、刘东方的鲁迅与学术研究,皆能予人以新的感受和认识。     

以道观礼--老子之礼学

老子礼学呈现强烈的批判性。老子从道的高度考察礼,批评礼和礼治在政治层面的危害性和理论层面的不合理性;将礼的神学根据———天、帝、鬼神置于道的宰制之下,并从本原论方面予以证明;在论述学道方法的同时,讨论了学礼的方法———“益”;但是,老子将“道治”的实现寄托于天子、诸侯,违背了其圣人“以道莅天下”的理想化设计,还对丧礼和祭礼有所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