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王昭君变文》河西地域特征探析

敦煌《王昭君变文》与历史记载的王昭君故事及唐前诗文的相关内容比较,显示出了浓郁的河西敦煌地域特征,其地域特征的形成在于作者对传统昭君故事的改造以及历史生活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     

也谈王安石的《明妃曲》

<正> 《阅读与欣赏》古典文学部分第五集,刊载了周本淳同志的《古代诗歌里的王昭君》一文。文中说:“北宋的大诗人王安石写了两首《明妃曲》,开始扫去昭君的一些愁容,让她露出了一点笑脸。这是昭君在古代诗歌里的第二阶段”。在这里,周本淳同志从民族团结的观点出发,对王安石诗中的昭君形象以及这个形象在古典诗歌中的地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用意是好的。但是,却有凭空拔高之嫌,特提出来进行商讨。现在先看王安石《明妃曲》原诗:     

民族团结的象征——兼谈昭君出塞的动机

王昭君出塞和亲,在历史上确实起过作用,在加强民族大团结的社会主义的今天,仍有它的现实意义。但就昭君本身来说,在历代人们的心目中,大都认为她是一个悲剧人物,是一曲影响深、流传广的悲歌。历代文人、民间艺人都对这个历史题材有浓厚的兴趣,留下了大量的诗词、感人的传说和历久不衰的剧作。前者,大都程度不同地流露了对这个弱女子的同情,气氛悲怆,情调低沉;后者,却给这一历史题材注进了新的血液,剧作家们根据当时的社会现实,赋予了强烈的时代色彩。尤其是从郭沫若的《王昭君》到曹禺的《王昭君》,一扫过去凄凉悲伤的气氛,王昭君便由一颗渺小的砂砾,一跃成为一尊高耸的石碑。一个“深明大义,自愿和亲”的使者形象出现在人们的眼前;一个笑盈盈的昭君取代了一个哭泣泣的典型。本来,艺术的真实不等于历史的真实。因而艺术的昭君并不等于历史的上昭君。但本文不论及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关系问题,只就王昭君出塞前的特定历史     

对《汉宫秋》的几点分析

王昭君出塞和亲,是西汉历史上一次富有重大意义的政治行动,因而受到历代文学艺术家的注意。他们利用这一题材,创作了许许多多的“昭君词”与“昭君戏”,流传至今最早的也是影响最大的“昭君戏”,就是马致远的《汉宫秋》。但是,《汉宫秋》的剧情与史实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历史文化名人──王昭君籍贯辨误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唐宋名家诗词笺评》一书，对历史文化名人──王昭君的籍贯注释有部分是错误的，应将原注①中“今湖北秭归县”改为“今湖北兴山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缩印本《辞海》第324页中“兴山’”一词注释为“县名。汉秭归县地。为王昭君故里，古迹有昭君台、昭君井。”可见，汉元帝时宫人王昭君的出生地兴山当时属南郡秭归辖地，但三国时兴山就从秭归辖地中独立出来，成了与秭归平行的县级行政单位。所以，现在注释王昭君的出生地时，可以说“生于古南郡秭归，即今湖北省兴山县人”。历史文化名人──王昭君籍贯…     

王昭君名氏异说

昭君姓王,后世常呼为昭君、明君、明妃或王樯、王墙、王嫱。似乎“樯”、“墙”是她的名,昭君是她的字。呼“明君”是因为西晋时避晋文帝司马昭的讳,而改“昭”为“明”。又因系匈奴单于之妃,而敬呼为“明妃”。愚见以为樯、墙、昭君皆不是王昭君的真正名字。她的名和字都应属不详。     

20世纪60年代“王昭君形象”的生成及其影响

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以“昭君出塞”的历史事件为引子,提出了用文学表现民族团结与融合的任务,王昭君形象因此引起了史学家、文学家的关注.此后,在官方号召、史家印证、文学助力的格局中,王昭君形象有了统一的意义:她“自请出塞”,成为促进汉匈50年和平友好历史的“使者”.这个在空前政治化语境下得出来的结论,明显存在杜撰“历史”细节、“以论代史”,夸大个人历史作用,简化民族关系等诸多问题,其影响延续至今.因此,只有回到史籍记载的文本,廓清昭君出塞的历史线索,才能走出影响,触摸到客观真实的历史.     

王昭君故里考

近年,报刊上发表的一些介绍和涉及到王昭君的文章和著作中,有说王昭君是今湖北秭归县人的,也有说是今湖北兴山县人的。这两种说法究竟哪一种对呢?有关王昭君的史料记载,始见于东汉班固撰修的《汉书》。但作者并来指出王昭君是何地人,记载得也很简略,对王昭君的家世几乎没有提及,只是同朝人文颖在注解《汉书》时,称王昭君是“本甫郡秭归人也”。文颖曾任荆州从事,荆州被包括在南郡。也许有这个原因,文颖本来不是注释《汉书》的名家,也得到后世尤其是唐代注家颜师古的肯定(见《汉书·元帝纪》)。在南朝人范晔著的《后汉书》中,也有一节关于王昭君的记载,只是说王昭君是“南郡人”。究竟是南郡何处人,也未载明。我们现在说王昭君是秭     

董老吟昭君诗是一九六三年写的

《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 《社会科学战线》创刊号274页刘先照、韦世明二同志合写的《昭君自有千秋在——从董必武同志的吟昭君诗谈到王昭君的艺术形象》一文时间搞错了,即董必武同志吟昭君诗的时间是一九六三年而不是本文中所说的一九五三年。因我亲到该地目睹昭君墓前石碑上镌刻的诗句,并有深刻     

借他人酒杯 浇自己块垒——谈谈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

前几年戏剧界讨论曹禺同志的新编历史剧《王昭君》,曾有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有的评论把这个剧本提得很高,认为它最大的功绩便是反映了历史的真实,“使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浑成一体,为王昭君恢复了本来面目,擦去两千年来人们强洒在昭君脸上的那些哭哭啼啼的眼泪,塑造了一个有胆有识、勇于为民族团结作出贡献的、笑盈盈的王昭君的艺术形象”。另一种意见则完全相反,认为《王昭君》的最大缺点便是违反了历史的真实,把两千年前的古人写成了当代支边青年     

谁说王昭君嫁匈奴单于是"和亲"?

在汉代,所谓的民族"和亲",是指有仇怨、相互战争的民族,彼此商定,捐弃仇怨,消弭战争,进而缔结和平亲近的民族关系.因此,在和平时期的西汉竟宁元年,王昭君奉汉元帝之命出嫁匈奴呼韩邪单于,本是巩固、强化汉与匈奴的政治整合,而并非什么民族"和亲",因为汉代史籍中从未出现过"昭君和亲说".然而,随着"和亲"词义在北朝隋唐之际的衍增,民族"和亲"与跨民族的"政治联姻"叠为一体,于是,王昭君出嫁就被唐代的学者引申联想为是一次民族"和亲",从而世代流传,延续至今,遂成定论.事实上,"昭君和亲说"既无助于阐明王昭君嫁呼韩邪单于的真正历史意义,又会导致人们在释读汉代史料时思维混乱.研究汉代历史,应该摒弃"昭君和亲说".     

《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的双重逻辑及其内在矛盾

作为研究马克思自然概念的奠基之作，施密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提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经典论断，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属自然与社会相互中介的观点。它使施密特避免了在自然与社会之间二者择一的谬误，基本把握住了马克思自然概念实践特征。而自然与社会的相互中介是以主体与客体的非同一为立论前提的，为了确保这种非同一，施密特在突出马克思自然概念的实践特征的同时，又不得不反复重申那个"不能还原为人的社会规定性的自然基质"的存在。实践优先与物质优先兼具的双重逻辑既体现了施密特敏锐的理论思维，也使他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包含着难以自洽的内在矛盾，并因此呈现出明显的折中主义色彩。     

郭沫若与抗战时期的孩子剧团

孩子剧团是抗战时期一支由少年儿童组成的以文艺为斗争武器的宣传队伍,因表现卓越受到郭沫若的关心.郭沫若与上海、武汉、重庆时期的孩子剧团联系紧密,他不仅为孩子剧团推荐了稳妥的落脚点,还给其编辑的书籍《孩子剧团从上海到武汉》《抗战儿童》题写书名,帮助剧团补习文化知识,提升文艺演出水平.他全方位的帮助为孩子剧团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郭沫若号召大人们向孩子学习,还多次撰写文章赞扬孩子剧团.他在《洪波曲》中以《孩子剧团》为题记录孩子剧团的事迹.郭沫若的关心帮助推动了剧团的发展,还对抗战大后方其他少年儿童团体的壮大起到了鼓舞作用.     

论《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之完善——以美欧儿童网络隐私保护立法的比较和借鉴为视角

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起草颁布的《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于2019年10月1日正式实施,这是我国第一部保护未成年人网络个人信息的专门法.《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借鉴了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和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基本原则,被国外观察者视为中国版本的《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本文在分析《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出台的立法背景和比较法环境的基础上,探索《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所借鉴的美欧儿童个人信息保护主要原则,并通过探讨2019年美国启动《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新一轮修订所征求到的建议,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的方案.     

朱厄特《乡村医生》中父母教养方式与孩子的成长

长期以来，萨拉·朱厄特的《乡村医生》被普遍认为是作家为了实现儿时的学医梦想和感激父亲的教养之恩而创作的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其实，作家创作《乡村医生》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通过小说来描写和对照“放任型”“专制型”“权威型”等不同类型的父母教养方式，巧妙地“参与”到她所处时代的关于父母教养方式与孩子成长关系等社会话题的讨论中。在作家看来，“放任型”教养方式下的孩子，其个性发展由于得不到父母必要的引导和约束而会出现成长失控，甚至产生悲剧；而“专制型”教养方式下的孩子，则因为父母过分地约束和压制其个性发展而成长受挫，难以在社会上有所作为。正是意识到“放任型”“专制型”教养方式都存在缺陷，会给孩子的发展带来伤害，朱厄特还在《乡村医生》中积极探索更有利于孩子成长的教养方式。她将自己接受父母“权威型”教养方式的成长经历融入小说创作中，并自信地对其加以推荐。相较于另外两种教养方式，“权威型”教养方式下的孩子不仅能感受到来自父母的关注和重视，也能享受到父母给予的民主和自由，个性得以健全发展，从而更加快乐自然地成长，实现人生价值。这也是作家在教养方式方面的远见卓识。     

物权与债权的二元权利体系浅析

物权与债权是民法财产体系中的两大财产权。在我国物权法制定的过程中,首要解决的是物权与债权的区分问题,这不仅关系到民法典日后物权编的修订,更多的是关系到物权法体系的构建。物权与债权相伴而存,虽有紧密的联系,但在性质、客体、内容、设定、期限上又体现出来及其差异化的特点。本文重点对这两类权利进行比较以及讨论物权债权化或债权物权化之优化的问题。物权与债权的区分与融合,有助于我们正确对两者进行类型化整理,有助于立法的完善和民法学研究中复杂问题的解决。     

西安物流发展的系统分析与评价

2003年《西安现代物流产业发展规划》提出以来,西安的物流业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也存在不少问题。文章基于对西安物流产业发展现状的系统分析与评价,提出了发展特色物流、提升现代服务水平、发展物流金融等基本思路,以期促进西安物流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从《人间世》看庄子的处世哲学

庄子作为战国时代伟大的哲学家,面对险恶的社会现实为疾苦的百姓提供了明哲保身的救世之道——庄子的处世哲学。《人间世》就是集中探讨人如何在社会中相处和生活的哲学论文。本文通过解读《人间世》来分析和探究庄子“心斋”、“顺物无己”和“无用之大用”的处世之道。庄子的处世之道,在我们处理人际关系时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和借鉴意义,所以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和汲取。     

冀南红色革命旧址建筑现状调研

红色革命旧址建筑完整的将那段红色峥嵘岁月呈现于世人眼前,同时也是我们回顾红色革命精神与历史的重要载体。本文以冀南地区红色革命旧址建筑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考察与资料收集两种手段,对其历史背景与现状有了初步认识。将冀南地区红色革命旧址建筑根据当时行政功能划分为四类：党政机构、军事机构、后勤保障机构、宣传教育机构。并对其现有建筑特点进行了初步讨论,为下步探讨其保护与活化打下良好基础。     

新工科建设背景下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的挑战与对策

针对新时期高校师德师风现状,系统性地分析了当前师德师风建设存在的问题:理想信念模糊,价值观念倾斜;功利倾向抬头,育人意识淡薄;职业素养弱化,科研道德欠缺;师生关系冷漠,服务意识不强。从主、客观方面深入剖析了原因,结合新工科建设对高校师资队伍要求,提出了针对性策略,建议从把好入口关、打造师德师风教育终身制、改革和优化教师评价体系、奖惩并行等方面推动高校师德师风建设可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