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误解的文学主题─—从萧红的《呼兰河传》谈起

以反对愚昧的封建文化开始的中国现代文学几乎从它诞生的那刻起便处于一种尴尬的二难处境中。一方面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是以世界现代文化背景为参照系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彻底批判和全面反思，在彻底的自我否定中重新思考其自身的符号体系、价值判断和生存方式，实现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的入侵又使这种文化选择难以持久，救亡反帝的政治背景和历史要求使文学难以孤独纯洁而行，必须在特定的时候，排斥西方的价值体系，回到中华民族的传统中寻找民族文化精神的凝聚点。启蒙与救亡便如两个强音，时而高昂，时而低沉，交替着…     

启蒙的潜隐与拆解——20世纪40年代战时文学中的启蒙思潮

生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启蒙思潮在20世纪40年代发生了本质的裂变,"启蒙"与"救亡"成为20世纪40年代相互对峙、纠缠的两种时代话语。本文主要从文学内部的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和文学外部的启蒙空间的位移两个向度来捕捉战时文化环境中启蒙思潮的脉象,并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启蒙思想和文化形态进行纵向比较,以此来探寻中国启蒙运动的路向。     

“新启蒙”及其限度——“八十年代”话语的来源、建构及革命重述

"八十年代"存在一种"拨乱反正"的冲动。重启被一度"中断"的启蒙成为知识分子的核心诉求,而重识"五四"并获得一种新的理解和叙述近现代中国史尤其是知识分子思想史的方式,为现代化提供可能的思想文化路径,就构成了所谓"新启蒙"运动的共识。李泽厚发表于1986年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之所以获得广泛认可并占据某种"元叙事"地位,很大程度上就因其内在于这一新启蒙共识。这一点也为其后的知识产权论争所证明。李泽厚对"五四"的重识,对"启蒙"的重释,对"救亡"的重构,大抵以"文革"后党内重要决议为前提和限度而进行思想史重述,只不过更借重西方启蒙思想的资源,但其将"救亡"与"传统"或"封建"等负面价值相勾连,却"再生产"了一种新的理解和叙述"革命"的方式。     

现代文化建构中的中国当代女性散文

20世纪末新的启蒙主义思潮开启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自觉时代,女性散文是其中重要的文学与文化现象之一.本文从文化反思中的女性主体精神、社会转型期女性的家庭伦理观念及女性对城市文明的礼赞三个方面,阐释了女性散文的主题流向及其现代性别文化的内涵.     

从于逢《乡下姑娘》看战火中的启蒙与自我启蒙

于逢的《乡下姑娘》在热闹的抗战初期的文化宣传浪潮中是冷静而沉思的真正的文学作品;在喧嚣的救亡呐喊里,它却揭示出救亡中更应关注启蒙,关注人本身的自我启蒙。故,《乡下姑娘》在当时和现在都是一部具有独特价值和时代意义的上乘之作。     

无法放逐的启蒙情怀——论林氏刊物的启蒙思想及其意义

林语堂的《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直接受到《语丝》的影响,注重通过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来进行思想启蒙。当然,在新的时代环境中,其话语策略和启蒙姿态有着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林氏刊物之遭遇批判与人们对启蒙与救亡的关系的不同理解有关。林氏刊物在处理启蒙与救亡的关系时表现得更为理性。     

当代大学生思想观念研究

当代大学生是跨世纪的一代,是开创中国二十一世纪大业和进一步振兴中华的生力军,是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希望所在.研究大学生的思想观念现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救亡与启蒙是近代中国的两大时代主题.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思想文化近代化变革就是中国的近代思想启蒙.思想启蒙的方向同近代化的方向是一致的,然而中国思想启蒙的历史进程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现实背景下,不得不让位于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思想观念的启蒙往往被救亡图存所湮没.“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     

文化自觉下的延安时期新启蒙运动研究

新启蒙运动发生于民族危机日益加重的的历史时期,基于抗战、救亡的目的,知识界对之前的五四启蒙运动及中西文化进行了反思与重估,彰显了一定的理性精神与文化自觉。新启蒙运动之"新",主要体现在对五四的继承与超越、对传统文化的重估以及新文化综合观三方面。虽然新启蒙运动持续的时间比较短暂,但是由于在运动中知识界积极倡导文化的民族性、启蒙的大众化与文化的综合观,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一定贡献。而且,在新启蒙运动中所确立起来的对待中西文化的立场、态度及理念,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近现代哈萨克思想启蒙论说——以阿拜、阿合提、唐加勒克的作品为例

哈萨克近现代文化启蒙之路经历了阿拜开启的文化反思阶段、阿合提文学启蒙意识的“立人”阶段、唐加勒克作品开启的文化自觉高级阶段.经历了百年的这三个发展阶段,在同时也是哈萨克族进入思想启蒙和走进文化反思的时代.     

“五四”精神的文化反思

七十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以其爱国救亡和思想启蒙两方面的丰功伟绩永垂史册。它对于中华民族近化进程的深刻影响,一再引起人们常忆常新的反思。作为爱国救亡运动,“五四”门政治目的在其后三十年便告实现;但是作为思想启蒙运动,“五四”的文化目的在其后七十年间却并未取得应有的进展, 以至于今天人们遗憾而惊异地发与现,自己竟然面临着与“五四”先辈们本质基本相同的文化障碍与困惑。改革、开放已经十年,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商品经济和科学文教的发展,遇到人们传统的守旧文化心理和思维定势的顽强阻碍。另一方面,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又面临湮没不彰的厄运。在这样的时候,对“五四”精神进行深入的文化反思,无疑是大有意义的工作。     

启蒙与理性——读《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

启蒙运动又称“理性时代”.“理性”是启蒙运动三个核心概念之一,它不仅与启蒙运动如影随形,也与启蒙运动本身一样具有多重内涵.在一定意义上,对理性的认识与反思也就是对启蒙的认识与反思.《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中所录康德《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一文,以及康德的反对者哈曼的有关论文和福柯关于启蒙与理性问题的探讨会帮助人们了解西方学界对“启蒙”与“理性”的认知.     

回望与守护--评张光芒著《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论》

启蒙 ,始终是 2 0世纪中国知识界挥之不去的情结 ,甚至成为走向现代的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根据。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学界对于近代以降启蒙思潮的流变进行了多种概括和多层面的反思 ,许多研究者做出了颇有影响的论断 ,并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果。李泽厚提出了“救亡”与“启蒙”双重变奏的主题 ,作出了“救亡”中断“启蒙”的结论[1 ] ;姜义华认为中国启蒙运动是理性缺位的启蒙 ,“他们更多重视的是西方启蒙运动给现代文明提供的进化论、人性论、社会主义这样一些卓有效的具体效果” ,而忽视了理性作为启蒙精神的核心[2 ] ;汪晖则认为 :“五…     

义和团运动与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启蒙

辛亥革命时期,报刊舆论曾就义和团迷信盛行的状况深入反思,遂认识到开展思想启蒙的重要和迫切。关于改造国民性、"开民智"、反迷信、改良小说戏曲等等主张,都是鉴于义和团迷信误国的教训而提出,反映出义和团运动给予思想启蒙的重要影响。通过考察报刊舆论,不仅可对辛亥革命时期思想启蒙兴起背景有更深切的认识,而且对近代启蒙与救亡不可分割的时代特征也会有更深入的理解。     

文化观念转变与启蒙——简析从“西学中源”到“中体西用”

"西学中源"到"中体西用"的转变,概括出当时学人对于中西文化及其价值的认识程度及他们心理激荡的历程.文化观念的转变以及"中体西用"内涵的变化体现着中华民族的觉醒程度的深入--从蒙昧状态逐步深入到重估中西学价值.尽管,这种觉醒并不足以开启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但从中可窥见启蒙的前景将是伴随着保守与激进、救亡与启蒙的二元激荡历程.此外,这更启发了后人对文化交流冲撞的思索,并成为中国民族觉醒的新的开端.     

论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启蒙话语的嬗变与转型

启蒙话语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统摄性文化主题和中国知识分子精英的独特身份符号，在世纪末的文化转型中陷入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通过总结和反思20世纪启蒙话语体系自身的本体意识，探寻启蒙主题在中国的历史更迭，以此透视世纪之交转型期的文化语境，探讨启蒙传统的未终结性，新启蒙的转型背景、启蒙本体论的嬗变，以及启蒙策略转型，尤其是启蒙者身份的隐匿和启蒙对象的扩张，才能彰显这一文学传统和文化思潮的未来走向和当代意义。     

中国近代启蒙思潮论要

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以民主和科学思想的传播,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蒙昧主义的批判为主要内容,同时延伸到伦理、哲学、文学和国民精神等方面.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大致分为萌芽、兴起、发展、高涨和逐渐衰退五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它始终与其他进步思潮相互影响和补充.启蒙与救亡结合,启蒙往往让位于救亡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显著特点之一,这也中国近代启蒙思潮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主要原因之一.     

“启蒙”、“五四”与国学

文章针对第三代新儒家从儒学角度反思“五四”和“启蒙”的某些观点,通过梳理明中叶以来的一条具有启蒙意义的思想线索,可以发现启蒙思想并不只是西方国家的“地方经验”.“五四”新文化运动同这条思想线索有着内在联系,倡导启蒙、科学、民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并不是西方“文化殖民的产物”.当今弘扬国学或本土文化应该着眼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全局与整体,不应局限于正统儒学,更不应排斥“异端”,因为启蒙思想往往存在于“异端”之中.     

反思现代性——霍克海默、阿道尔诺论启蒙

启蒙是西方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反思启蒙一直是西方理论界的一个重要课题。霍克海默、阿道尔诺从现代性异变角度展开对启蒙的反思与批判,揭露了启蒙向迷信,理性向非理性转化的必然性,从而证据确凿地指证启蒙理性单向度化为工具理性,是造成当代西方社会病症的罪魁祸首。从社会批判理论重建现代性角度看,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对启蒙的反思,是展开新一轮人类自我拯救之前的思想审视。在这种审视中,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尽情展现着“天启圣哲”的魅力,宣告一场反抗新的控制形式的观念战争已经开始,这场战争的目的就是:对启蒙进行再启蒙。     

域外兴亡史鉴与戊戌维新

戊戌维新，是一场学习西方，改造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运动，为了“救亡”与“启蒙”的双重需要，新兴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指出，要救中国，只有变法维新，而要维新，就要学习西方。维新派改变了洋务派在固守“中体”时所表现出的妄自尊大的颟顸态度，主张通世界之知识，采万国...     

启蒙立场的民族主义宣言——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新解

梁启超出于忧国忧民的认知与情怀,在《少年中国说》中表达了一种启蒙立场的民族主义。忧国之心生发其民族主义的救亡呼吁,忧民之心昭示其民主主义的启蒙立场。致力于国家救亡的民族主义意识与致力于民众启蒙的民主主义意识交相并存,贯穿于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两个主旋律都在此文中回旋激荡。学界应该重视此文发自启蒙立场的民主主义内涵,借以引导读者思考现代国家的少年应是怎样的少年、应该具有怎样的国民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