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地搬迁移民社区文化治理的实践逻辑——以陕南G社区为例

易地搬迁移民社区在实现居住空间变革的同时,也使原有的互助空间、社会交往空间、礼仪空间、心理文化空间、娱乐休闲空间走向瓦解,面临从乡土文化向现代文明转型的过程。新型文化空间的构建遵循了国家权力自上而下的外生型“官治”治理和社群自下而上的内生型“自治”治理逻辑,一方面,作为外生型的行政治理机制的公共文化嵌入,通过公共文化设施的修建、文化资源的下乡、文化活动的开展实现社区文化共同体的重构,国家通过文化的柔性治理技术将社区作为国家治理单元,奠定了国家政权稳定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作为内生型的自我治理机制的村落文化的延续,通过船桥会的延续、农民丰收节的开展等各种民俗节庆活动和自发的社交聚落,有效应对文化失调导致的个体化焦虑,通过增加集体记忆塑造社区共同体的情感能量,从而实现社区空间的文化治理。在社区治理实践中,唯有加强外生型他治与内生型自治的协同治理,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上下互动的和谐社区,实现社区治理的善治。     

农民集中居住区社会样态研究:基于 Wirth-Redfield 模型的分析———以江苏省镇江市平昌新城为例

基于Wirth-Redfield 模型以江苏省镇江市平昌新城为例,将农民集中居住区视作一种乡土—都市连续统的特殊地域社会类型,从公共空间和社区意识两个维度考察该地域社会类型都市性嵌入与乡土性嬗变的实践逻辑。 首先,公共空间结构转型,一方面社区公共空间的营造使得社会交往趋于公共化且打破了基于地缘关系的社会互动模式,实现基于村庄认同社会互动到基于社区认同社会互动的转型;另一方面社会认同转型在改变乡土世界运作规则的同时也使得后乡土中国的农民公私观念发生微妙变化。 其次,社区意识悄然崛起,一方面社区环境商品化增强社区归属感和家园意识;同时,房屋产权明晰化使得业主身份建构成为可能;另一方面通过社区基层组织与村组织有机融合引导村干部逐步向社区干部过渡,干部管理社区化既是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的主要议题也是重构社区组织认同结构的必要路径。 最后,Wirth-Redfield 模型视角下的乡村都市化不仅仅是人口聚居模式和社会样态的显性变化,更是一场隐形的文化转型,其核心是要告别乡土社会实现一种新型的城乡文明关系。     

软法视阈下的乡村社区治理研究——以厦门市院前社区为例

工业化和城镇化深入推进,市场经济因素被嵌入乡土社会,加剧了乡村传统社会的解构。乡村社会转型不断深化,乡村社区治理已成为重要的议题。软法能够整合传统因素并与现代因素对接从而消解社会巨变带来的“断裂”。通过对厦门市院前社区治理实践调研结果的分析,可以发现,院前社区所具有的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是其社区治理的重要资源。在软法视阈下,院前社区的治理机制主要包括参与机制、协商机制、激励机制与评估机制。在院前社区治理中,也存在着熟人社会与市场经济相抵牾、文化认同与利益分化相冲突、社区自治与政府管理不协调等困境。如何做好村规民约与政府法律的耦合、公共精神与主体意识的内洽、社区自治与政府管理的链接,是使社区治理达致善治的关键。     

整合式共治：党建引领资源型社区治理的模式实践——以山西省D社区为样本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资源型地区社区基于自治乏力与治理格局碎片化、复杂责任主体的场域交互以及各类特殊人群与利益分化等问题,形成了鲜明的资源型城市社区的治理特征。从“政党—国家—社会”的三元理论视角出发,聚焦于基层党组织引领基层社区治理转型与发展的实践经验,思考基层党组织引领基层治理的深层逻辑内涵,尝试回答党建引领逻辑与治理逻辑如何在基层社会的实践中真正有机结合形成统一体。山西省D社区通过构建党建引领基层社区治理,依赖组织整合、链式嵌入与双向政治动员的三重复合逻辑,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提供组织、动力资源,构建政党整合下的资源型社区治理模式,能够有效破解资源型社区的治理困境,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实现我国资源型地区基层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型城镇化社区组织结构转型与功能变迁

基于豫北33个新型城镇化社区的调查分析并以结构转型与功能变迁视角,考察新型城镇化社区组织结构转型与功能变迁的实践逻辑,从而提出一种“重构论”以回应“解体论”与“延续论”的学术争论。(1)新型城镇化社区组织重构虽然由国家推动和政府主导,带有一定程度的自上而下强制性,但基层社区并未完全被动接受,而是以自己的方式不断进行实践创新并通过“变通”实现新制度的落实。(2)豫北新型城镇化社区组织重构遵循政党—政府—社会三维一体的多元共治理念,主要包括“四委一中心”的新型社区组织架构、党员群众服务站和社会管理综合服务站、网格化管理模式以及“四议两公开”民主决策程序等。(3)文章打破村庄治理与社区治理的传统二分转型逻辑,将新型城镇化社区视作城乡连续统一体框架内的一种特殊人口聚落模式和社会空间,采用生成性视角考察社区组织转型和功能变迁的实践逻辑,提出作为一种通向共治之路的“重构论”实践逻辑。     

社会转型视域下农村社区治理路径选择——“第六届农村社会学圆桌论坛”观点综述

2015年10月31日-11月1日,“第六届农村社会学圆桌论坛”在南京农业大学成功举办。运用综述分析法,归纳总结“第六届农村社会学圆桌论坛”典型观点,为现代农村社区治理提供借鉴和参考。研究内容重点围绕关于国家治理下的农村社区及其运行逻辑、关于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与公共空间的建构、关于农村社区现实困境与治理危机、关于农村社区的治理模式以及关于农村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等议题展开研讨交流。研究结果是当前农村社区治理在理念与实践方向上尚存争议,但乡村建设已在推动,其主要治理模式表现为本土精英自主型、政治权力主导型、政策资源干预型和社会资本下乡型。研究结论表明社会转型视域下农村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在于重构治理主体,培育职业化农民精英阶层,内化“外部资源力量”,实现农村社区的合作共治。     

基层社区文化治理体系转型及重建的实践逻辑——基于苏北新型农村社区的实地调查

提升城乡基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和服务效能、补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短板弱项,是"十四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由之路。我国城乡基层社区文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的供给、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困境依然十分突出。本研究从治理动力、治理主体、治理规则以及治理目标等维度提出理论框架;基于苏北地区的实证调查分析基层社区文化治理转型的动因及文化秩序重建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城乡社区结构转型和秩序演化过程中文化主体的多元性、文化治理规则的复杂性以及文化治理目标的引领性等多重社会逻辑共时性运作,使得基层社区文化治理体系转型和治理秩序重建呈现出更加复杂、动态的实践特征。基层社区文化治理转型主要是由"农民上楼"后的"文化饥饿"、居民文化自治乏力以及社区文化引领不足等问题引起;同时,在具体文化治理实践过程中必须突破"官办文化"与"送文化"思维模式,并基于"民办文化"与"种文化"的新思维营造标准化公共文化空间、重塑主体化治理规则及社会化协同机制,实现多元文化融合下的共建、共治、共享。     

村落边界视角下农民集中居住区秩序变迁及重建

基于村落边界理论视角,从地域、经济、治理和社会4个维度构建农民集中居住区秩序变迁及重建的理论框架。将农民集中居住区与超级村庄、城中村等既有村庄类型进行对比分析,阐释农民集中居住区边界形塑的实践样态和动力机制。研究发现:不同于超级村庄、城中村等市场驱动型村庄边界的演化过程,农民集中居住区地域边界演化及社会空间重组具有显著的行政主导特征,经济、治理、社会等多元融合的地域关联及边界形塑机制难以有效建立,导致农民集中居住区社会秩序重建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村落边界视角下农民集中居住区社会秩序重建应突破“农民上楼”“合村并居”的行政社会实践逻辑,以发展型社会政策理念重构新型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实现农村生活与城市体验空间融合、农耕文明与都市文化地域重构、礼俗秩序与法理规范协同共治以及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     

互动共治:乡村治理的历史逻辑与法秩序转型——从“桂西北”~①特定地域观瞻

传统中国乡村治理一直受到国家权力与民间内生力量的共同制约和推动,国家与乡村之间总体上处于互动状态。自治是桂西北乡村治理发展的逻辑趋向。厘清这一历史逻辑,为我们理解当下村民自治的失落与重生奠定了基础。村民自治在实践中面临制度异化和治理失灵两大困境。基于"后乡土中国"和"半熟人社会"的乡情,回归村民自治本色,需要走一条从单纯依靠自治转向政府乡村互动共治的新路,从理顺乡政与村治关系、尊重村民在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实现民间规范与国家法律规范的良性互动、完善民主协商机制等四个方面推动乡村治理法秩序转型。     

行政嵌入与农村社会自治能力再造——基于对浙江宋村的个案研究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提高农村社会的自治能力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路径。浙江宋村的治理实践表明,基层政府以改善村民自治运作条件为核心的行政介入是提高农村社会自治能力的有效路径之一。随着农村社会的持续快速变迁,保障村民自治顺利开展的基础条件正在逐渐瓦解,其结果是农村社会的自治能力快速弱化。通过选择性治理事务下沉、民主性议事规则供给、发展性经济资源输入,基层政府可以将行政力量有效嵌入村级治理。生活性治理事务下沉可以重建农民与村级治理间的利益关联,从而增强村级组织对农民的动员能力;规范性协商规则供给可以为农民之间的理性协商提供空间与指导,从而引导农民围绕治理事务达成共识;发展性经济资源嵌入可以壮大集体经济,从而为自治活动提供灵活、持续的资源保障。由此,基层政府的行政介入能够重塑村民自治的实践基础,进而再造农村社会的自治能力。     

新时代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逻辑理路及文化向度

乡贤治村在中国国家治理中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其浓厚的乡土情怀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为新乡贤入场乡村治理提供了内生性依据。在经历传统乡贤与乡土文化的深度互嵌以及近代乡贤与乡村社会的多维脱嵌后,新乡贤现已发展成为贯彻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力量。新乡贤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汲取了传统乡贤治村的丰富经验和卓越智慧,并结合新时代乡村的发展现实,深入挖掘乡土新文化、嵌入治理新因子的逻辑理路,为乡村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振兴范式。在乡村文化振兴视域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耦合逻辑不仅能够拓展乡村文化发展空间,淬炼乡村文化特色品牌,而且可以通过文化治理的“软”手段,激发乡村主体的内生发展动力,助力乡村文化的全面振兴。     

流动性平衡：“村改居”社区的空间生成与秩序实现

为推进农村城镇化、农民生活现代化并从农村获取建设用地指标,地方政府积极推动农民向新型社区集中居住,重构农民生活空间。“村改居”社区空间的商品性、阶层性、共有性和规则多元性,意味着其面临更为复杂的公共事务和更为多元的利益主体。在“村改居”空间生产阶段缺乏参与的农民,入住新型社区之后,与乡村干部在公共空间利用上展开机智灵活的竞争。他们基于产权性、生计性和补偿性理由,施展富有权宜性和流动性的策略,修改了政府单向度规训农民生活的治理框架,型塑出社区公共空间的“流动性”景观。在“村改居”社区空间秩序达成中,基于主体互动达成的流动性平衡机制具有如下政策启示：在农民生活空间现代化转型进程中,有必要确立农民参与建设、治理自身生活空间的主体地位,通过充分的政社互动形成有活力的新社会空间治理共同体。     

后乡土语境下的新乡村共同体重构

农业文明的式微和乡土文化的断裂,加剧了乡村结构和文化内蕴的空洞化,“去乡村化”不可逆。要摆脱作为城市的他者,焕发乡土新的生命力,破解城乡分裂的历史悖论,乡村共同体必须升级：再建乡村公共空间的社会逻辑,唤回文化乡愁的实践支撑,重构支配农民的行动地图,确立起彰显新乡愁的“软乡村”,成为留住乡愁的新伦理共同体。     

新冠疫情下的城市社区之治

新冠疫情初期社区防控行动迟缓暴露出我国城市社区参与不足、力量薄弱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逐渐从以往的"单位制"转向"社区制",尝试走出全能主义国家模式。但在单位制路径依赖和国家强化基层控制的双重影响下,传统单位制并未完全退场,而是通过渗透、吸纳等方式隐性延续,从而形成了中国现行城市社会治理实质上的单位制与社区制并行的模式。"单位制"的隐性延续,使居民、单位、社区三者间的协调机制紊乱、力量分化,社区治理合力难以形成。因此,国家控制力和社区自治力作为决定社会治理形态的关键因素,未来还将在中国的城市持续并行。在社区自治力不足的情况下,如何适当地调整好国家的控制力度,培育社区自治力的适度成长,促进单位制与社区制的良性合作,成为后疫情时代提升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关键。     

重构社会空间：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实践路径——基于C市F社区更新的考察

当前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面临松散的社会空间环境难以自发形成,党建引领是社会空间再生产的关键载体。以C市F社区更新为案例,以基层党组织重构社会空间为着眼点,致力呈现“基层党组织引领”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之间的过程机制。研究表明,在松散的社会空间环境中,基层党组织经由共建层面的“组织整合”、共治层面的“利益整合”和共享层面的“价值整合”三重尺度重构机制,塑造了一个治理主体紧密联结、情感信任高度凝聚、集体行动有机团结的社会空间环境。其实质是基层党组织主动融入社区治理,通过强化和拓展社区治理能力促进社区空间再平衡,进而实现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过程,党组织也依托基层社会实现组织拓展与权威塑造。     

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创新路径研究

基层党建引领下的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创新,是实现中国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转化的有效路径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积极探索基层党建引领下的社会治理新模式,需要不断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在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中,通过构建复合型协同治理机制、整合社会资源精准嵌入公共服务、打造"党建+互联网"治理云平台等举措的实践,推动党建的政治功能、组织功能、文化功能与社区治理有效衔接,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供制度保障。     

柔性嵌入与协作治理——新型农村社区促进会的个案解读

以社区为基本范畴剖析协作治理的生产与实践,社会组织的介入与自主性行动构成观察理论适用性的现实切口。政府引导下的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区建设,既是国家重塑基层社会治理秩序的手段,也是激活民众自治参与的主体性和构建公共事务协商规则的中介平台。对B新型农村社区促进会的个案诠释,提炼出社会组织面向转型社区“柔性嵌入”的行动结构。社区治理的结构化关系促成了社区促进会主导的在资金募集、议事规则输入、项目制运作和社区疫情防控参与等方面的主体间协作生态。“柔性嵌入”营造的有机治理网络、耦合式治理结构和对社区资源的培育成为社区协作治理生成的主要逻辑。因此,推动社区层面协作治理的可能进路,一方面在于国家向社会的分权赋能,并为后者提供基本的规则与资源;另一方面在于社会组织的向下负责,分担与创新相应的治理功能,最终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协同共治。     

行政嵌入社会:国家治理与乡村社会关系研究

国家治理与乡村社会的关系表现为“行政嵌入社会”。行政力量嵌入乡村社会依托两种方式:一是内生性秩序的行政激活,以村庄内生性秩序的合理改造为基础,基层政府激活村庄内生性秩序的治理作用;二是自治秩序的行政规范,以引导村庄选举的方式,基层政府规范村庄的自治秩序。研究发现,基层制度设置与行政吸纳是行政嵌入社会的组织机制,国家资源分配与利益吸附是行政嵌入社会的动员机制,政府文化供给是行政嵌入社会的文化塑造机制。借助以上三种机制,国家行政力量得以与乡村社会融合,从而实现村庄善治。     

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以福建省福州市为例

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城市社区治理离不开共建的多元参与、共治的联动与共享的目标成效。福建省福州市推进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在党建引领、提升社区居委会治理能力以及社会组织和社工参与等方面取得初步成效,但是在社区自治、治理主体均衡发展、联动共治机制以及法律、人才保障方面还存在制约和瓶颈。推动城市社区治理,需要进一步健全社区自治机制,优化共建结构,建立共治机制,提升社区治理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水平,从而提升共建共治共享下的城市社区治理水平。     

权力、资本与生活：乡村公共空间生产的三重逻辑

乡村公共空间生产是新时期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增强农民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途径。在多元主体参与过程中,乡村公共空间生产分别遵循权力逻辑、资本逻辑和生活逻辑。权力逻辑强调以政府为主导,意在通过权力展示机制、空间规训机制、对话互动机制和双向影响机制,增强政府权力的合法性,实现政府权力的再生产;资本逻辑强调以市场和企业为主导,通过资本空间化和空间资本化,实现资本增值目标;生活逻辑强调以农民为主导,满足农民生活需求和创造美好生活是空间生产的终极目标,具体包括农民自发、精英主导和组织引领三条生产路径。面对三重逻辑下乡村公共空间生产存在的供需错位、公共性缺失、内生动力不强等问题,推进乡村公共空间生产,需要构建一种以生活逻辑为价值导向、以权力逻辑和资本逻辑为实现路径的协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