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适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实质

胡适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 ,其用意是反对包括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一切主义 ,“问题与主义”之争 ,是要不要旗帜之争。胡适没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不合乎事实的。当然 ,认为胡适只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也不合乎实际。胡适反对研究和宣传主义 ,是因为他坚信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能够解决问题。然而否认理论的积极作用 ,是站不住脚的。因此胡适在《三论》《四论》中修正了自己的观点 ,不得不承认主义有作用 ,转而反对教条主义。但是 ,胡适认为主义的作用 ,只是一种参考的作用。因而继续抬高方法的作用 ,而贬低主义的作用     

数学本质认识的历史与发展趋势

数学本质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数学认识论发展经历了从柏拉图学派的“数学发现观”,到罗素、希尔伯特等人的“绝对主义数学观”,再到数学的“可误主义”、“拟经验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认识观的转变。人们在对数学本质的研究与争论中,不断揭示矛盾,认识本质,推动了数学的发展。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异同及其影响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胡适与李大钊围绕着学理的探讨和实践途径的选择两个方面的争论,在学理的探讨上两人的观点基本相同,都主张既要研究"主义"又要解决"问题";在实践途径的选择上两人的分歧很大,胡适主张点滴改良,李大钊主张根本解决。"问题与主义"之争对李大钊的影响较大,促使他更多地研究实际问题,初步有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本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问题与主义"之争提出了中国需要长期关注的重大课题即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具体表现为:一是中国社会需要长期关注的重大课题即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与中国国情的问题,二是中国共产党人需要长期关注的重大课题即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将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始终。     

再论“问题与主义”论战双方的深层思想基础

胡适与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二十世纪初一场著名的论战,胡适的思想根源来自于其信奉的美国＂实用主义＂,而李大钊的观念则与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精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人所秉承的两种＂实用＂观念的冲突其实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当时中国思想界论争的一个缩影。     

清代“汉宋之争”的政治因素与学术态势

为了揭开汉学与宋学同为研经之学,却在清代出现“汉宋之争”的原因,对其进行了政治与学术2个方面的研究。分析认为：理学具有治世功能,而汉学具有守平功能,因此统治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两者有所偏重,遂出现了“汉宋之争”;“汉宋之争”的内容虽然主要是两者不同的研究方法以及不同的研究结果,但是汉学鼎盛是其“实证”方法之有效结果,随后又从“实”至“虚”,“汉宋之争”最终以理学的复兴为表象,直至汉宋合流,体现了晚清经学致用的学术发展目的。     

盛世才与苏联关系新见

盛世才在新疆长达11年的统治与苏联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能够在新疆坐稳与苏联在军事、政策等方面援助是分不开的，同样，与苏联的反目也直接加速了“新疆王”时代的结束；盛世才一改“亲苏”立场，绝不是偶然的，在思想上表现为“主义之争”，在新疆领土上表现为“归属之争”。     

简评五四时期胡适的白话文改革和问题与主义之争

五四时期,胡适发动白话文改革并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但直至今天这两件事仍颇受争议。正确认识这两项运动对于指导今天的文化、政治仍大有裨益。     

论20世纪文学艺术中的"主义"

2 0世纪文学艺术中的“主义”争奇斗艳 ,由此也引发了“多研究些问题 ,少谈些主义”的呼吁。由此可以探讨三个问题 :“主义”范式“对文学研究的意义 ;表现主义为中心的世纪 ;表现主义时代的中国文学。     

"尚雅"与"崇礼"精神

中国美学尚“雅” ,以“雅”为人格修养和文艺创作的最高境界。“雅”之境是人与自身心、性的构成 ,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在相互对待、相互造就中的构成。“雅”的开端 ,是“作人” ,就价值体系的差异而言 ,“雅”与“俗”的区别首先表现为主流文化与精英审美意识和大众审美意识之间的疏离与对抗 ;从人生美学来看 ,中国古代“尚雅”审美意识的确立 ,与中国文化中的“崇礼”意识分不开。雅俗之争 ,体现了中国人在究天人之际、于天与人之间关系的思考中 ,对如何确立人的地位 ,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理想、人格的确立、人性的美善、人的自我实现等一系列问题的探讨     

"问题"与"主义":两种思想谱系的历史演绎--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看《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衔接

“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在本质上还是意识形态内在规定性的冲突。五四以来两种思想谱系分别以不同的变形进行着思想的交锋。从《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演绎出的思想史命题来看,今天的学术立意不应该总是停留在孰胜孰负的判别上。作为启蒙思想史的一桩公案,“问题与主义之争”是思想史上一次双赢的典型个案。     

20世纪初的三大论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程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解读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三大论争会使我们对论争的意义有一全新认识。"问题与主义"之争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义乃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去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社会主义之争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必由之路;无政府主义之争则明确了建立中国共产党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迫切任务。三大论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启程的逻辑链条,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逐步展开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铺垫。     

“问题与主义”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析

通过对中国近代史上“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考察与反思所汲取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到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且更具普遍性存在的问题本身,正是西方在解决问题时所提出的纷繁复杂的主义所蕴含的单边立场所致。从问题与主义的视角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用来解决某个具体问题的举措,而是一种看待问题的立场,它不包含主义所要求的某种确定的体制,而是一种广泛凝聚共识构建应对问题之基的共同价值观。这种立场本身就意味着问题的得以解决成为可能,其实践成果也必将推动其创造更大价值。     

金正恩时代朝鲜的“人民群众第一主义”

“人民群众第一主义”是把人民群众视为革命和建设的主人，并依靠人民群众，为人民忘我服务的政治理念。金正恩继承和发展金日成的“主体思想”和金正日的“先军思想”,将“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确立为朝鲜的指导思想，并将其本质规定为“人民群众第一主义”。朝鲜指导思想的核心概念是“人民群众”,“主体思想”和“先军思想”均源自金日成和金正日的“以民为天”思想。金正恩也遵照这一思想，将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设定为国家目标，提出了“人民群众第一主义”,并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取得了丰硕成果，进一步巩固了以金正恩为核心的全党全社会的团结一心。近年来，朝鲜劳动党党章将“人民群众第一主义政治”规定为社会主义基本政治方式，此举表明，如同金正日时代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方式“先军政治”提升为“先军思想”,“人民群众第一主义”已经被提升为金正恩时代朝鲜的指导思想。     

"笔墨"的文化语境与"笔墨"概念的语义

“笔墨”是在中国古代特殊的文化语境中产生的，文化语境的改变是出现“笔墨”之争的决定因素。解决“笔墨”问题的关键是要使“笔墨”　符号体系与色彩符号体系以及现代艺术理念尽快整合。文化语境改变是“笔墨”语义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理论术语使用的规范化是解决笔墨之争的前提。     

荒原与旺火——鲁迅、沙汀批判“看客”所持价值立场之分析与比较

该文以鲁迅和沙汀笔下“看客”的生态景观为基点 ,探讨两位作家在“看客”问题上所表现的不同价值立场。鲁迅面对“看客”的“荒原”景观延展他一贯的“绝望战斗” ,悲观而执着地在形而上层面把守“意义”的关口。沙汀则凭着他对生活的那份“信赖”热情而小心地拯救“看客”身上余留的“情感”火种。鲁迅的“荒原”意识是他的理想主义、悲观主义和清醒的现实主义交合的一枚果实 ,沙汀的“旺火”信念则是他乐观的生活态度和立场的具体表现     

朱熹与陆九渊“鹅湖会”的再思考

朱熹与陆九渊是宋朝封建社会后期两位重要的哲学思想家,二人成名于同一时期,且学术观点相异,自“鹅湖会”始争论不休。朱陆“鹅湖会”引发的争辩,揭示“鹅湖会”争辩的焦点是“为学之方”,朱陆主要分歧是博与约、简与繁及尊德性与道问学之间孰轻孰重、孰先孰后的关系问题。“鹅湖会”争辩的启示是朱陆之争形异而质同;儒学思想分野的逻辑表现;学术辩论是学术繁荣的需要;朱陆之辩彰显“和而不同”的文化价值观。     

“理在物中”与历史演进法——论胡适的科学解释思想

胡适是五四时期最早注意到启蒙解释范式风险的知识分子。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他提出要用“评判的态度”整理国故,主要针对的是当时启蒙者普遍“以理验物”的解释弊端,认为他们对“科学思想”的普适性的推崇,有重蹈宋明儒学格物论覆辙的可能。胡适相信,作为一个客体,传统只有在阐明了其演进的过程后才能得到理解,而“历史演进法”则可为这种研究提供一个系统、客观的逻辑框架。     

“事情本身”与“物质”——黑格尔和马克思看待世界方式的差异

“事情本身”意味着黑格尔看待世界的方式是意识本质主义的,“物质”则似乎表明马克思看待世界的方式是物质本质主义的,而以胡塞尔为代表的现象学思想家赋予“事情本身”这一“首先由黑格尔提出的术语”以新的内涵,力图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看待世界方式的基础上型构一种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即现象学看待世界的方式:该种看待世界的方式既非意识本质主义,也非物质本质主义,认为世界的本质乃是世界本身.不过,现象学家看待世界方式或现象学看待世界方式所存在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切入世界本身以型构我们所意欲的理想世界?这一问题让我们又重新意识,甚或认识到了马克思基于物质之看待世界方式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文体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在中国古代,文体研究主要表现为3种形式：一是散见于古代文献中的散论;二是体现在古人整理的文集和编撰的各种文选中;三是体现在研究专著中。在中国古代的文体研究中,有几个重要问题值得一提：文体分类的问题,具体文体风格特点研究,＂文本于经＂的观点,＂文＂＂笔＂之争,古文和骈文之争,诗文之辨,诗词之辨,曲与诗词之辨等。自1949年至1980年,文体研究没有受到重视。而1980年之后,文体研究受到人们的关注,古代文体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     

斯大林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理论研究

在当代国际问题研究中 ,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在这个问题上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曾作过精辟的论述。斯大林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中心”与“外围”的研究 ,二是对两大不同社会制度的研究。斯大林的研究 ,既以其有价值的方面丰富了列宁的思想 ,也有其不足的方面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留下了深刻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