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用品制造业空间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理论机理与实证检验

体育用品制造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具有相当体量规模的重要产业,也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战场。运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测算2004—2013年15个省区体育用品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结果显示:体育用品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3.7%,技术变化是增长动力源泉。基于动态面板回归模型的结果显示,主营业务收入区位熵、企业平均资产规模、区域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均对体育用品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正向影响。指出,新常态下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应坚持走集群化、规模化、集约化的发展道路。     

空间集聚、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以2005-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家具企业为样本,运用ACF-OP法测算中国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分析了空间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一,中国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密度图接近正态分布。二,空间集聚不利于促进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验证了威廉姆森假说。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促进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且空间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二者的互动效应显著地促进了集聚经济的正外部性及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三,出口对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负,验证了家具企业"生产率悖论"的存在。同时,研发创新和企业年龄对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     

农副食品加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利用1999—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使用OP方法计算农副食品加工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考察行业加总生产率的动态变迁。基于此,比较不同所有制企业在全要素生产率等指标方面的差异。研究发现,样本期内农副食品加工业的加总生产率年均增长8.88%,存活企业(在位企业)是行业加总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来源,其次是企业退出的贡献,而企业进入的贡献很小。存活企业对行业加总生产率的提高以企业内成长为主,企业间配置效率改善为辅。研究还发现,国有企业在自身生产率和生产率增速上都显著低于民营和外资企业,但国有企业在"抓大放小"改革中,通过改善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以及提高企业进入和退出的贡献,能够显著缩小同民营和外资企业在加总生产率方面的差距。     

企业性质、研发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

以企业性质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机制为基础,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层面数据就企业性质通过研发效率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内资企业性质降低了研发投资效率,从而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其中国有企业的阻碍作用最为明显;外商投资企业性质则有利于发挥研发投资的功能,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来自轻重工业分组的回归结果表明,不同行业中企业性质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轻工业国有和私营企业性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不显著,而重工业企业与总体样本的结果较为一致。     

创新人才集聚、空间溢出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长江经济带空间面板数据的分析

运用超效率SBM-GML指数测算了2009～2020年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进一步使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创新人才集聚对该区域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创新人才集聚能够直接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创新人才集聚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正;由于经济带内创新人才集聚的省际差异明显,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农业创新人才集聚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大于其直接效应。因此,应强化农业研发支出倾斜力度,因时因地增加农业技术创新岗位;实施柔性人才引进计划,引导农业科技创新人才适度集聚;制定差异化人才吸引政策,优化经济带农业创新人才空间分布格局。     

全要素生产率与企业的发展

论文系统地介绍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含义及其研究意义,建立了煤炭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评价模型,首次分析了全要素生产率与各效率效益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据此指出了煤炭企业的经营战略,并结合实例进行了测算与分析。     

制造业集聚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效应

以2006—2015年中国27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全样本下制造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倒"N"型关系。考虑城市级别和城市规模后,不同类型城市的制造业集聚门槛效应存在差异。高级别城市中,随着制造业的不断聚集,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小,并最终变为负向;一般城市中,制造业集聚跨越门槛值以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利影响将明显减弱;小城市只要迈过第一个门槛值就可以发挥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作用。环境规制、科技投入以及经济发展水平都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影响。     

异质性下农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Marshall外部性是产业集聚影响生产率的方式之一,由于资源禀赋、组织形式和政策环境等产业特殊性,农业集聚对产业生产率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基于DEA-Manquist指数,测算2002—2016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并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农业集聚对农业TFP的非线性影响。研究表明,农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随着农业集聚度的提高,出现阶梯递减现象。当集聚度小于等于0.94时,每增加1个单位,带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加0.709个单位,当集聚度大于等于0.94时,将带动全要素生产率增加0.437个单位。同时,农业集聚对农业TFP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农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出“V”型结构,中西部地区两者则呈现出“L”型结构。     

行政审批改革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行政审批中心设立的准自然实验

新世纪以来,旨在突出市场主体地位、激发市场创新活力的行政审批改革能否提升微观主体的生产效率进而助力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的双重差分模型结果表明,设立行政审批中心促进了辖区内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进一步的分析显示,行政审批改革的积极影响在企业融资约束、高管政治背景、规模大小以及行业竞争程度方面存在异质性。在此基础上,本文重点验证了设立行政审批中心通过提升投资机会把握能力以及投资效率来积极作用于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传导路径,相较而言企业科研创新潜力短期内并未被行政审批改革激发。本研究对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优化行政审批改革路径、推进"中国之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

Hsieh和Klenow提出了一种测算全要素生产率与资源配置效率的模型,龚关和胡关亮对该模型进行了扩展。文章在龚关和胡关亮研究的基础上,突破了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只与行业有关的假设,构建了一个新的异质产品的垄断竞争模型。然后结合企业的微观数据,测算了中国制造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劳动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最后,根据Olley和Pakes的方法测算了制造业的技术进步水平,并从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2001-2007年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4.93%;由于资本配置效率和劳动配置效率的双重下降,2007年以后全要素生产率明显下降;就全要素生产率的地区差异看,中西部地区越来越高,而东部地区越来越低。     

市场化程度、资源错配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在有效识别市场化程度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因果关系的基础上,揭示了"市场化程度——资源错配改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传导机制,并实证检验了市场化程度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市场化程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倒U型特征,市场化程度对地区资源错配的影响呈现U型特征,且这种影响存在所有制属性和地区异质性。进一步研究表明,资源错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传导机制既来自其对企业所有制行为变化的影响,也来自于其对企业规模扩展的影响,表现为资源错配程度越低,提高了国有企业的退出概率,降低了非国有企业的进入门槛以及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越容易获得生产资源。     

我国建筑业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运用DEA模型对我国建筑业1997—2009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评价,分析TFP变迁的原因及其过程,结果表明技术进步是促进TFP增长的主要因素,建筑业正由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我国建筑业的起点比较低,就现阶段情况而言,技术效率和技术水平都有待提高,进而才能实现建筑业产业结构升级。     

中国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非参数Maliquist指数方法实证分析了我国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状况,并将其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研究表明,1998—2007年我国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为9．9％：行业间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变化显著,技术效率变化不大;技术进步是推动我国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最显著因素。     

我国省会城市工业集聚的最优规模研究——基于全要素生产率最大化的视角

产业集聚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通过使用2008-2015年的我国省会城市面板数据,估计了全要素生产率和工业密度之间的二次函数关系,并根据拟合函数的一阶求导条件进一步估计了我国省会城市工业集聚的最优规模.拟合结果显示,我国省会城市工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拟合函数是一个开口向下的抛物线,有一个极大值的拐点.因此,从全要素生产率最大化的角度,我国工业集聚水平存在一个最优规模,二次函数拟合的最优规模边界大约为7.57-8.82之间,此时集聚中心的工业在商务成本的压力下开始考虑向外围转移.     

财政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我国西部省际视角

财政支出是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它一方面为政府职能的实现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也是政府对经济规模和结构进行干预的主要手段。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财政支出结构的合理性对经济事业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该文分别采用静态和动态空间计量模型,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我国西部地区12个省市2005—2014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支出与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显著正相关;财政支出对相邻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分解项有空间溢出效应;西部地区财政支出对相邻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具有较高的正向溢出效应。     

产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准自然实验

以中国2004—2018年26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非期望产出Super-SBM模型测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在全国层面,建立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U"型趋势,即开发区在建立初期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开发区建立一段时间后,会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且成立之初的抑制作用主要源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在区域差异上,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对东北地区、中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