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乡村司法之转变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迁。 从宏观社会背景看,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乡土社会的“地方性冶特征正趋于消解,传统以地缘和血缘为纽带形成的非正式社会规范日渐式微,乡村社会呈现出利益分化与规范多元的格局。 从微观社会结构看,虽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但进入诉讼渠道的案件类型中陌生人/ 半陌生人纠纷以及经济类纠纷总体占比较高且有持续增长的趋势。 与此同时,乡村人民法庭在硬件设施、人员结构以及司法的规范化层面亦获得充分的发展。 这一系列深层次的转变,构成了当代中国乡村法治建设和乡村司法全新的社会背景。 为顺应变迁后的乡村社会及其法治需求,亟需转变现行理论和政策层面对乡村司法的工具主义定位。     

“后乡村精英”时代的乡村如何治理？——对既有研究文献的梳理与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乡人口流动的加剧,作为乡村治理潜在人才的“乡村精英”也随之流失,这给乡村治理带来了诸多困境,引发了众多学者的关注。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回顾与梳理,总结出乡村精英与乡村治理研究的主要内容;同时,归纳出乡村精英和乡村治理研究的“国家政权建设视角”“底层群体视角”和“历史变迁视角”;在分析方法层面,总结了历史比较分析、典型个案分析和统计调查分析三种路径,并结合当前社会转型和新型城镇化的社会背景,指出乡村社会治理创新的现实意义,其未来的研究走向为乡村社会如何实现多元化治理和乡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乡村政治研究的变迁及理论拓展

政治学与乡村问题的碰撞触发了乡村政治研究的热潮。从历时流变的过程来看,乡政村治研究逐步过渡到乡域政治研究;从分析范式转换来看,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逐步过渡到国家与社会的分析范式。当下乡村政治研究中有关国家政权建设方向的争议一直存在,不同思潮需要在沟通和对话中寻求理论的突围。通过全方位的检视,可以深入发掘乡村政治研究的知识社会学脉络,并期许新一轮研究热潮的到来。     

民族地区国家政权建设与经纪模型——以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大草滩村为例

我国的国家政权建设正逐步深入到乡村社会内部，但在民族地区，乡村政权结构有其特殊性，因此了解民族地区乡村政权结构对我国现阶段的国家政权建设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将从“权力的文化网络”的角度探析甘肃省肃南县大草滩村这一民族地区乡村政权结构从传统时期到现代社会的变迁。     

法经济学视野下的乡村治理规则选择

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推进了乡村社会的变迁,并伴生着当代乡村治理路径的探寻。关于乡村治理模式重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法学和社会学领域,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的较少。考察传统乡村治理的特点可以看到,以宗族为代表的社会组织是传统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以乡规民约为核心的民间法是主要治理规则。本文通过构造当事人选择适用民间法和国家法的决策模型,分析了国家法价格下降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进而探究背后的法律含义,得出乡村治理规则的选择取决于人们购买司法正义的价格。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共存应当构成现代乡村治理的基本架构。乡村治理的良性实现有赖于科学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     

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实践过程——基于P县砂石盗采治理的分析

基于P县砂石盗采问题治理轨迹的分析,探讨了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实践路径。结果表明,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困境主要体现为法治剩余如何处置的问题,乡村治理法治化既是乡村治理机制变换的结果,亦是基层法律实践的结果。这一过程包括三个环节：一是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清理法治剩余事务,将治理痼疾转化为法律事实;二是通过乡村治权的重新调配,将执法力量援引到乡村治理实践中,使得乡村治理实践转变为依法治理的过程;三是通过建立公开透明符合程序的绩效考核系统,将科层法治理念融入乡村治理实践中,明确法律裁决的权威性。如此,依法治理就不仅仅是国家“送法下乡”的结果,亦非现代司法理念的自然产物,而是乡村治理实践中规则之治的必然要求。     

试论我国乡村精英研究的范式转换

中国传统社会的＂皇权止于县政＂为乡村治理留下了相当的＂自治＂空间,乡村精英人物顺势担负起了这一职责。随社会历史的发展变革,国家权力逐渐深入下沉到乡村社会基层,加强了国家对乡村的控制和资源获取,因循这一现实,乡村精英人物也不断受历史的裹挟发生演变分化。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一百多年来,乡村精英研究的范式经历了如下转换：从乡村精英地位和功能的研究到乡村精英角色的分类研究再到乡村精英的结构及其变迁趋势研究等逻辑嬗变过程。     

乡规民约与村治：研究范式的综述与反思

中国乡村共同体残存而社会未立的格局使自上而下的法治国建设遭遇落地难题。乡村自治范式混淆“共同体”与“社会”的团结性,共同体以压制法而社会以恢复法为自治基础,共同体自治掣肘社会自治的形成。法治国以社会自治为基础,以乡民自治排斥国家法,不利于乡村从“共同体性”到“社会性”的转型。“官督民治”较乡民自治主张更贴近中国经验,为国家法与乡规民约合作之基础。乡规民约研究的“个性化”范式基于文化自觉或实践理性,注意政治疆域内的地理差异和民族多元,主张国家法的统一理性化秩序应与地方生活经验理性化有更多亲和;但该范式缺乏对个性化乡规民约普遍化和通则化以通向统一法秩序的努力。行动中的法范式关注乡治中有效而便捷的手段,挖掘乡规民约在维风导俗、治安与群防、社仓与资源保护等方面作用;但该范式只关注乡规民约的某一方面,忽视了杨开道的“乡治的整个性”问题。     

从接点治理到直接治理:乡村治理的逻辑转换

税费改革之前,国家主要以乡村非正式权威力量和基层政权组织为中介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接点治理",但因其难以适应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变迁需要,乡村治理模式必须及时转型。农业税取消后,为维护农民权益,强化国家在乡村社会的基础性权力,国家改变治理策略,国家权力与农户直接对接的直接治理模式逐渐兴起,乡村治理实现了由接点治理到直接治理的逻辑转换。这一转换深刻影响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改变了基层政权的行为方式。由此,欲推动乡村治理转型、实现乡村振兴,需重塑乡村治理结构,将接点治理与国家政权建设结合起来,实现两者和谐共存。     

治理结构现代化:中国乡村发展的政治要求

从合法性来源与利益关联等方面考察乡村治理,可以看出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变迁源于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塑造。当前乡村政治发生障碍的根源在于建立现代国家进程中的制度性缺陷,乡村发展的关键在于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化,应当以制度化的方法确立新的治理规则,以取代原有的“潜规则”,实现乡村治理的现代性改造。     

转变中的乡村人民法庭 ———以鄂西南锦镇人民法庭为中心

20世纪末至今,乡村人民法庭自身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其无论是在人员配备、办公条件还是日常管理等方面均有显著改善.与此同时,乡村法官的办案方式亦随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法官们越来越习惯于坐堂问案,而非携卷下乡.然而,由于缺乏系统的现代法治理念和制度支撑,乡村人民法庭的种种积极转变,并未导致乡村司法的法治化,而是陷入“内卷化”的困境,即一方面乡村人民法庭经过多年的发展渐趋现代化、正规化,其运作方式亦趋于形式化;另一方面乡村司法的结果却是一种“两不是的草率判决”,乡村人民法庭本身亦发展为一种机会主义的运作单位.欲走出此种困境,须转变传统追求实质正义的司法理念,重新重视程序的保障作用.     

全球替代性食物体系综述

在世界各地,农业食品领域的工业化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环境、经济和社会问题,如环境污染、 大量碳排放、食品安全危机、小农边缘化和小农生计的难以维系。 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多个国家的不同 群体建立了多种多样的替代性食物体系,如社区支持农业、农夫市集、共同购买、社区菜园等。 替代性食 物体系自 2009 年进入中国至今已有十年,获得了较大发展。 然而,国内研究较少关注国际替代性食物 体系产生的背景及理念。 文章从替代食物体系的产生和发展、主要特征、国内外差异以及学术界的批判 等几个方面进行概述,全面介绍相关的关键问题和概念,为推动国内替代性食物体系研究的发展助力。     

农民环境权保护视角下的乡村环境治理

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农村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城市工业向农村的转移,农村环境日益恶化.改善农村环境,保障农民环境权的呼声日益高涨.文章以农民环境权保护为视角,认为“乡政村治”是我国现阶段乡村环境治理的主要模式,阐释了我国乡镇机构行政管理权能与村民自治权能在乡村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并通过实证调研,分析了当前“乡政村治”模式下乡村环境治理的现状及问题,提出从制度、运行机制及思想意识层面完善“乡政村治”,加强乡村环境治理,实现农民环境权的有效保护.     

近一百年来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乡村—兼论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乡村”

建设什么样的乡村、怎么建设乡村,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的一个历史性课题。 在近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不断衰败凋敝,这跟近百年来我国所选取的经济发展道路不无关系,更与人们对于“乡村冶和“乡村发展冶的认识紧密相关。 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人们简单地将“乡村冶与“农业冶、“乡村发展冶与“农业发展冶相提并论。 如果不能将乡村视为一个社会的概念,并着力乡村社会建设,即便在经济发展上用尽全力,也将事倍功半。     

乡村振兴中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

实施乡村振兴与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新时代解决“三农冶问题的基本方针政策。 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涵和推进路径进行理论辨析,旨在更加科学合理地理解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以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践的有效推进。 农业现代化的本质是要通过农业变革,实现农业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的提升。 农村现代化的真实内涵则是乡村主体性的维续和乡村新的发展。 在乡村振兴中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走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即以粮食安全为核心、以农户为主体、由农民因地制宜自主选择的多样性道路。     

乡村治理与发展的协调路径

在乡村地区治理导向不断强化和发展自主权相对弱化的普遍趋势下,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凸显了治理和发展之间关系的不协调性。事实上,治理与发展关系的不协调并非现阶段独有的特征,而是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上的普遍性。另外,治理与发展关系的不协调程度不仅与基层组织体制的变动息息相关,从而呈现出不协调程度演变的阶段性;还与区域差异、地方差异以及村庄的类型有关,从而呈现出不协调程度的地方性。因此,要协调好乡村振兴过程中治理与发展的关系,就需要在认识到治理与发展不协调关系的普遍性、阶段性和地方性的基础上,按照权责利一致的原则理清乡村振兴中治理和发展关系再协调的基本思路。     

乡村旅游对农村妇女的影响 ———以北京市延庆县农村社区为例

为了促进乡村旅游发展中的两性平等,基于对北京市延庆县7个镇/乡的8个农村社区的调研,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探究女性在乡村旅游中的参与情况、男性和女性在乡村旅游中的参与和决策差异,以及乡村旅游为农村妇女所带来的影响.研究发现,乡村旅游不仅为农村妇女的就业、收入、生活方式、劳动负担、闲暇时间、子女教育、老人赡养、社会网络等方面带来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同时对她们的家庭再生产活动的性别关系产生了影响.然而,由于主导乡村旅游活动而为农村妇女带来的经济等方面的改善暂时无力完成颠覆无论是在社区层面还是家庭层面的传统性别关系的重任,为此,提出有关民俗户妇女能力建设、居住与经营空间分离、家务劳动社会化,如社区提供儿童托管支持等建议.     

20世纪以来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演进的文化谱系：文献检视与反思

文章从三个阶段对我国20世纪以来"国家"和"乡村社会"这两大主体的关系演进所构织的农村文化谱系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研究认为,文化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衍生的,共处于政治变革的世纪大背景中。在现代化的发轫期,当国家与乡村社会相对分离时,有组织的国家和有传统的乡村社会均产生了寻求变革的文化元素,这些文化元素的衔接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当国家高度动员和高度整合乡村社会时,国家文化显得强势而正义,原有的农村文化形似消解或者选择蛰伏。高度重合的国家与乡村社会必然产生巨大的张力,在国家回归公共文化引导者和公共文化服务者的角色,乡村社会成为孕育农村文化的主要主体之后,农村文化才可能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这既是国内外学者研究形成的基本共识,也是百余年来农村文化衍生的基本脉络。当下的农村文化建设,应当予以借鉴。     

完善乡村治理结构,实现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既不是重新回到乡土社会,也不是重复原有的工业和城市化发展道路。 乡村振兴要探索一条中国特有的农村发展之路。 在乡村振兴中,需要强有力的顶层设计才能推动中国探索城乡共同发展;实现乡村经济与市场充分融合;并且有农民高度参与。 因此在村庄层面的国家弱化、市场缺位和农民参与不足的问题亟待克服。 本文建议推动行政权力向村级延伸、培育多样化的市场机制和市场主体,强化村委会的村民自组织性质,从而通过国家、市场和农民在村庄层面上的协同努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农村嵌入与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基于广西和贵州1611份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

在总结当前有关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与回流研究聚焦城市推拉力量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探寻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与回流背后深层次动机时不能抽离劳动力长期嵌入的农村情境的观点.分别从经济、制度、社会和符号四个维度入手构建了相应的结构模型,收集广西和贵州两省区1611份实地调查问卷数据,通过相关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和Logistics逐步回归分析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与修正.结论显示:虽然农村经济落后依然是推动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最重要因素,但农村制度因素同样不可忽视,而且它还成为束缚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最重要阻碍力量.农村社会因素和符号因素对西部地区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回流产生了显著影响,农村嵌入度对劳动力回流存在正向的调节作用,但它对劳动力的转移就业的调节作用则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