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反贫困政策的层次结构与历史变迁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反贫困工作取得巨大成就,中国成为世界上减贫成果最为显著的国家。这与政府制定与实施科学合理的反贫困政策密不可分。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村反贫困政策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一方面,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具有三个层次的政策体系,即宏观层面的经济发展政策、中观层面的扶贫开发政策和微观层面的社会保障政策,三个层次在内容构成、政策目标、针对人群、功能性质上均具有差异性。另一方面,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存在着层层演进的五个阶段,即“社会救济”阶段、“制度改革推动扶贫”阶段、“扶贫规范化、专门化”阶段、“开发式扶贫”阶段、“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阶段。通过对其层次结构与变迁历史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农村反贫困政策的理解,从而助推农村反贫困事业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保障济贫与发展脱贫的主题变奏——中国反贫困发展与展望北大核心CSSCI

提供生活救济、增加就业机会、开发人的潜能,反映了人类反贫困的逻辑和政策演进的过程。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反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贫困人口大幅减少,极大地改写了世界贫困数据。如何评估、解释这一成就,这对于2020年后中国贫困治理与世界反贫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两个维度考察反贫困历史,中国减贫所取得的成就,应该归功于建立了反贫困的经济开发与社会保障双重政策体系并得到有效执行。中国反贫困从计划经济平均主义的生存救济,到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的开发式扶贫,再到新时代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并重的精准脱贫,正在进入国家—社会—公民协同、以消除人们能力和发展机会的制度性限制为核心的贫困治理新时期。2020后贫困治理的努力方向,应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的理念下,持续建立、优化、完善制度,由救济扶贫、开发扶贫、精准脱贫转向以制度化建设为方向的贫困治理,不断推进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农村照亮城市:精准扶贫视角下的城市低保制度反贫困政策调适

精准扶贫在农村反贫困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城市低保制度反贫困提供了政策思路和宝贵经验.当前城市低保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对象识别不精准、脱贫措施不精准、资金使用不精准、人员配备不精准、脱贫效果不精准等精准化实践偏差.需借鉴精准扶贫的成功做法,从政策对象的精准识别、脱贫措施的精准实施、低保资金的精准使用、治理主体的精准选派、脱贫效果的精准强化等方面,对城市低保制度进行政策调整,以适应城市反贫困的迫切需要.     

中国西部农村的反贫困治理研究

对中国西部农村反贫困治理的国际国内背景、难点问题、西部农村反贫困治理新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框架进行论述,认为:西部农村的反贫困治理要充分考虑反贫困战略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建立全新的反贫困治理模式,实施以满足贫困人口基本生活、生产和发展能力为主体的反贫困战略,治理重点是调整扶贫制度、强化社会服务、发展特色产业、重视教育培训、依靠科技进步和推广小额信贷。     

乡村治理转型与农村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为当前中国农村的反贫困提出了新的战略,也成为脱贫攻坚阶段国家的一项政治任务,在乡村治理的转型过程中如何使精准扶贫与农村社会的政治生态相适应已成为决定农村减贫成效的决定性因素。鉴于此,本研究从乡村治理中治理方式、治理主体、治理社会环境、治理单元、治理动力等方面的转型来阐述对于农村精准扶贫的影响。面对转型的影响,必须进一步提高项目实施的科学性,加强对于扶贫资源的监管,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推广网格化的精准扶贫治理模式,大力提高贫困村专项扶贫资金额度,从而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     

改善我国农村反贫困中政府行为的思路与对策

反贫困是一种政府行为,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也是反贫困成功的关键。我国以政府为主导的农村反贫困具有诸多不可替代的优势,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主要表现为：扶贫资金的使用方向存在一定偏差,扶贫的政绩化严重;在反贫困主体上重行政行为,对引导社会和贫困人口参与不够;扶贫财政资金分配、管理不严格,监督不到位;缺乏对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和社会保障等。为搞好农村扶贫开发,提高反贫困效率,必须从重视农村反贫困政策理论的研究和指导;健全农村扶贫资金管理和监督制度;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健全农村反贫困绩效评价机制;提供扶贫法律保证等方面来改善农村反贫困中的政府行为。     

后2020贫困问题初探

作为发展中大国,后2020中国仍然存在贫困问题。考虑到世界各国经验和扶贫成效,结合中国国情,应根据人的基本需求变化来确定新的贫困标准,这既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通常做法,又能够体现中国扶贫成效。扶持对象更加关注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困难群体,解决难啃的硬骨头。扶贫战略应推动反贫困走向城乡一体,因为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低保和扶贫两项制度一体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能够为统筹解决城市和农村贫困问题奠定基础。后2020贫困问题的政策取向可以是区域政策解决制约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发展的外部约束,开发式扶贫政策提升一般贫困人口向上流动的能力,精准滴灌式扶贫政策解除特殊困难贫困人口的特殊困境,城乡一体化扶贫体系解决扶贫的“真空地带”。     

建国初期毛泽东反贫困思想——对新时代精准扶贫工作的启示

建国初期毛泽东的反贫困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实现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了解建国初期中国农村的贫困现状，科学把握建国初期毛泽东反贫困思想的基本原则及其主要内容，对当下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精准扶贫思想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精准扶贫中的博弈关系与矫正策略

精准扶贫是新一代领导集体关于贫困治理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是当前我国反贫困工作的高层战略。然而,精准扶贫在实施过程中因存在着多方利益主体间不间断的利益博弈,使得精准扶贫相关政策的实施出现了"异化"。精准扶贫中的贫困者与非贫困者、上下级政府、村委与地方政府、贫困户与地方政府等主体之间存在的非均衡的零和博弈与负和的非零和博弈关系说明,构建多元的精准识别体系,完善精准扶贫考核机制,推动精准扶贫方式由"项目"扶贫向"主体培育"转变,是扶贫资金得到正向效应的有效策略。     

论精准扶贫社会工作者的核心能力及培育策略

反贫困既是专业社会工作历史关注的焦点,更是当代社会工作服务的重点.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进程中,专业社会工作不仅更新了扶贫的价值理念和服务模式,更促进了扶贫社会政策和人才队伍的建设.但随着精准扶贫的推进,反贫困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多元化、制度化、专业化和理论化水平还有待完善,关键是社会工作者精准扶贫的核心能力不足.因此,需要以"价值—知识—技术"三位一体的能力框架为基础,从共同富裕、城乡平等、内源发展、社会政策、生计发展、服务管理、精准识别、跨界融合、统筹整合、评估跟进等十个方面构建精准扶贫社会工作者的核心能力体系,并通过专业教育、继续教育、实务拓展和政策引导来培养、提升、拓展和巩固其核心能力.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探究

精准扶贫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最新贡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又一重大创新。本文认真梳理了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发展脉络、主要内容、实践成效和国际影响。研究发现,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源自习近平早年的扶贫理念和实践,其内涵可以高度概括为“六个精准”和“五个一批”,包含真情扶贫、组织扶贫、发展扶贫和自立扶贫四种扶贫理念。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已然指导中国的精准扶贫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获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对在探索中前进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产生了积极影响。     

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反贫困治理体系的创新维度

反贫困治理体系创新既是帮助穷人的民生工程,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创新,中国的反贫困正在从临时的、项目制的治理转向制度性治理。为了提高反贫困治理绩效,中国政府在反贫困治理体系方面做了大量创新,其中4个维度的创新对国家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反贫困治理重心的下移,包括扶贫理念贴近群众、帮扶措施要精准和工作人员下移;二是反贫困协作治理框架的形成,包括跨部门领导小组及多部门参与反贫困措施和贫困县涉农资金县级整合;三是反贫困中不同利益主体参与的扩大,包括目标人群、社区居民、合作社、第三方机构、商业主体的参与;四是反贫困治理工具措施载体的多样化,针对多样性的致贫原因实施多样化治理的工具,并探索治理工具的时空组合。当然反贫困治理体系机制改革在这4个维度仍有许多亟待探索研究之处,如基层单位自治能力的提高、长效机制的建立、内生动力的强化、商业盈利与扶贫效果的平衡以及政策实施过程的完善。     

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重要论述及其世界意义

消除贫困是全世界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经过七十余年的反贫困理论总结和实践探索,中国成功走出了一条以"精准扶贫"为核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的重要论述,以"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为逻辑思路,以"志智双扶"为根本要求,以转变扶贫模式为必由之路,既是新形势下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思想指南,又是构建"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方略.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重要论述为全球减贫事业,特别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解决贫困治理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对世界范围内减贫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思想的来源、内容和价值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中国脱贫攻坚伟大斗争中进行理论积淀、历史反思、时代审视和实践总结的结果。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扶贫思想具有坚实的历史依据和客观的实际需要,是在承继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科学理论、承袭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反贫困思想、汲取中华优秀文明蕴含的济贫智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创新性扶贫思想,具有严密的逻辑体系和高效的执行体系。这一思想包含扶贫目标、扶贫管理体制、扶贫关键策略、扶贫路径以及处理相对贫困扶贫机制方法五个方面的内容,不仅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开发理论体系,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且为相对贫困治理提供了理论指导,为全球减贫治理提供了中国样本。     

精准扶贫社会工作者的能力建设:核心能力及其培育策略

反贫困既是专业社会工作历史上关注的焦点,更是当代社会工作服务的重点。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进程中,专业社会工作者不仅更新了扶贫的价值理念和服务模式,更促进了扶贫社会政策和人才队伍的建设。但随着精准扶贫的推进,反贫困社会工作者的本土化创新、多元化协调、制度化保障、专业化和理论化水平还有待完善,而其中的关键问题是精准扶贫社会工作者的核心能力不足。因此,需要以“价值—知识—技术”三位一体的能力框架为基础,从共同富裕、城乡平等、内源发展的价值理念层面,社会政策、生计发展、服务管理的知识层面,精准识别、跨界融合、统筹整合、评估跟进的实务技术层面构建精准扶贫社会工作者的核心能力体系,并通过专业教育、继续教育、实务拓展和政策引导来培养、提升、拓展和巩固其核心能力。     

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演进脉络与未来接续———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

以历史制度主义为分析框架，从教育扶贫与扶智的角度，回顾我国民族地区学前教育政策的改革与发展，不仅是对我国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反贫困政策演进脉络的时代性总结，也是对我国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后，防止民族地区“返贫困”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思考。自1984年我国正式提出“教育扶贫”的政策议题后，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反贫困政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均体现了政策的存续和变迁，并历经四个历史阶段，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前教育反贫困政策体系。21世纪20年代后，我国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未来接续要在立足于“防贫困”的基础上，进一步关注质量和效益，落实“优质均衡”的学前教育质量政策；强调公平与正义，设计“差别原则”的经费投入政策；推进民主与法治，建构“良序善治”的体制政策。最终通过政策体系的协调与互动，共同推动学前教育“后普及时代”的可持续发展。     

精准扶贫与妇女反贫困：政策实践及其困境——基于贵州省的分析

在理论和实践研究中发现,妇女贫困问题有其特殊性,妇女较男子更为贫困,其所面对的贫困问题更加严重。文章以贵州省扶贫实践为基础,探索其扶贫过程中对女性需求、妇女发展的关注。研究发现：政府相关政策文件纳入了助推妇女脱贫的内容,精确瞄准、精准助力、多途径助推贫困妇女脱贫,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然而,妇女反贫困仍然面临诸多政策困境,妇女反贫困要真正进入政府扶贫政策决策主流,普惠贫困妇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推进妇女反贫困,应把性别平等纳入扶贫政策系统;实现精准扶贫,应把妇女列为关键目标,反贫困政策应把妇女作为关键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扶贫道路：脉络梳理与经验总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反贫困道路,沿着这条道路,中国在国际减贫事业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梳理中国特色反贫困道路的发展脉络,将这一历程可以划分为瞄准贫困区、瞄准贫困县、瞄准贫困村和瞄准贫困户等几个不同阶段。在长期的扶贫开发实践中,党和政府通过不断更新和转变扶贫理念、优化扶贫格局、下沉扶贫对象和调整扶贫目标,积累了丰富的反贫困经验。理解这一成功经验,可以从注重策略调整、注重环境改善、注重文化提升和注重内外结合等四个维度把握其要义。这些成功经验不仅为当前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工作提供了宝贵借鉴,还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     

宁夏西海固地区反贫困问题研究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贫困在中国是一个长期存在且十分突出的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宁夏西海固地区是世界有名的贫困地区,也是我国最早进行反贫困的地区之一,因此西海固地区的贫困及反贫困问题已经引起了许多学者关注与研究。研究发现在西海固地区的扶贫过程中政府的扶贫政策导向不稳定,扶贫资金缺乏良好的管理与使用,地方扶贫攻坚投入不足,返贫现象严重。针对这些突出的问题从西海固反贫困战略规划,反贫困法律法规,扶贫资金监管,拓宽扶贫对象的参与渠道,建立政府与市场双导向反贫困机制五个方面提出了对策。     

路径、机理与创新：社会保障促进精准扶贫的政策分析

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制度,其在缩小收入差距、保护人力资本、降低社会风险和保障基本需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反贫困作用。当前农村扶贫阶段中,贫困人口的社会生理性致贫因素增强,因此要求包括社会保障、社会权利救济在内的社会保护式扶贫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此相应,社会保障既被列为反贫困的重要目标,也被列为反贫困的主要路径,在中国农村减贫发展进程中的嵌入程度逐渐加深。为了减少因制度不一造成的缝隙和叠加问题,让扶贫与低保等其他社会保障制度进行衔接十分必要;另一方面多领域、多主体的反贫困协作治理框架也需要被构建起来。在看到当前我国通过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减贫发展可喜成就的同时,也应注重解决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未来我国社会保障减贫可以借鉴欧盟社会保障发展经验、加强服务供给、倡导更加积极的制度安排以及以 “一站式服务”方法促进基层社会保障的协同化治理为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