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性别失衡的公共治理视角:“预前”与“预后”

性别比失衡问题已经成为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性别结构的平衡不仅关系到个人、家庭、人群和社会之间的协调,同时也关系到社会稳定及其可持续发展.因此,对性别比失衡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西安交通大学李树茁教授所主持的“中国人口性别结构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提供了一个研究性别结构失衡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的全新研究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很多有创新性的结论.我国性别失衡的公共治理既要做好“预前”的防范措施,也要做好“预后”的治理措施,标本兼治全面治理性别比失衡问题.     

农村婚姻挤压的类型及其生成机制

婚姻挤压是指由于适婚男女性别比失衡导致其中一种性别的人口无法找到配偶的现象。我国农村婚姻挤压主要挤压的是适婚男性农民,它包括宏观层面的性别挤压、中观层面的梯度挤压和微观层面的竞争挤压等机制。其中,性别挤压机制挤压的主要是农村中的适婚男性,而农村适婚女性较少被挤压;梯度挤压机制挤压的是作为婚姻市场低洼地带的自然和经济条件落后地区的适婚男性农民,而作为婚姻市场优势地带的自然和经济条件相对较好地区的适婚男性农民被挤压得较少;竞争挤压机制挤压的主要是在婚姻市场低洼地带内部的婚姻市场竞争中无法支付高额婚姻成本的适婚男性,而该地区家庭条件相对较好的适婚男性被挤压的程度相对较低。农村适婚性别比失衡的社会后果最终由处于婚姻市场低洼地带的底层家庭的适婚男性承担,他们最容易成为农村找不到配偶的“光棍”。     

从婚姻挤压到“光棍”的认识误区

我国出生性别比长期失调,引发了未来将有多少"光棍"的争论。通过对婚姻挤压的多角度分析,可得结论:"光棍"的定义易引起混淆;婚配性别比失调导致的适婚男性过剩不能同"光棍"划等号,对统计数字容易出现认识偏差;适婚男性过剩的原因,是以性别比为基础、综合了社会经济因素的结果;在贫困地区出现"光棍村"的现象,是大范围内婚姻挤压层层传递的结果。     

中越跨国婚姻中的家庭内部关系研究——以中越边境金厂镇苗族为例

中越边境苗族跨国婚姻目前在边境区域范围内广泛存在,因婚姻双方未在中方民政部门登记,故被称为“跨境非法婚姻”。目前国内外很多学者对这一现象有较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跨国婚姻的成因、跨国婚姻引发的户口、家庭、子女、认同、社会治安等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解决对策等三大方面。”[1]夫妻双方是家庭中的主体,本文从夫妻自我“主位”的角度来探讨跨国婚姻所组成的家庭中的各种关系,包括婚姻缔结过程、跨境婚姻的独特性和未来走向等方面。     

促进国际交流 治理性别失衡

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失衡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迄今已经延续了30年,从1982年的107.6到2005年的120.5,到2010年下降到117.94.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出生性别比失衡程度最高、持续时间最长、波及人口最多的国家.出生性别比失衡直接导致女性数量短缺,引起人口结构失衡,对人口规模、性别和年龄结构、人口老龄化、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婚姻挤压、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等产生重大影响.     

农村光棍的类型研究 ———一种人口社会学的分析

以光棍率作为分析单位,文章发现,光棍率在1970年代至1980年代中期变化较为平缓,自1980年代中后期至今则逐渐加剧上升。根据其形成的直接原因可以将农村光棍划分为历史塑造型、身心缺陷型、经济贫困型与缘分宿命型四种经验类型,而经济贫困型光棍逐渐成为当前农村光棍的主要类型。农村婚姻圈的持续扩大造成婚姻资源的不对称性流动以及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时期严重失调的双重挤压效应,客观上使得农村女性在婚姻市场中具有较强的要价谈判力,从而使得婚姻高消费成为可能并因此而导致了经济贫困型光棍的形成。     

婚配实践的个体本位：农村“老实人光棍”的形成机制

老实人光棍是当前农村一种新型的光棍，这类光棍群体的出现是农村婚配实践变迁的产物。婚配实践包括婚配权力和婚配能力两个重要变量。在乡村社会转型过程中，婚配实践的主体发生变迁和分化。其中，婚配权力的主体逐渐从父代向子代转移，子代个体的婚配意志凸显，父代成为退居于后台的支持者；婚配能力的主体日益从家庭整体转向子代自身，子代的个体性禀赋在婚姻达成中愈益凸显，因而婚配实践呈现出个体本位的特征。当年轻人主导婚配权力之后，其个体性的情感偏好和交往能力直接影响了婚配对象的选择。那些太老实、不善于与女孩子交往的男性很容易成为婚姻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极可能面临打光棍的命运。可见，当前的婚姻市场竞争不再是局限于以父代为核心的家庭经济竞争，而是扩展为子代的个体性竞争，后者放大了个体性因素的婚姻市场分化效应，“老实人”群体沦为光棍的风险显著增加。     

我国城乡光棍现象对比研究

城乡光棍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的一个现实性社会问题。乡村光棍以被动光棍为主流,城市光棍以主动光棍为主体。农村婚姻场域的变迁是乡村被动光棍产生的主要原因,独身主义、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等现代性理念是城市主动光棍产生的重要原因。无论是乡村被动光棍还是城市主动光棍,其广泛存在都是对社会和谐稳定的威胁。因此需要我们引起足够的重视,调节好现阶段人口出生性别比例失调的问题,通过发展经济并从思想观念等方面入手解决城乡光棍问题,有效促进城乡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跨境婚姻与社会稳定研究

跨境婚姻已成为边疆民族地区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并在人口学特征、地域特征、社会结构特征等方面呈现出新态势。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差异、性别比失衡、传统小社会三大社会现实问题是跨境婚姻形成的主要动力机制,跨境婚姻的大量存在,给边疆民族地区带来一系列显性或隐性的社会问题,成为影响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重要变量。     

宁波市出生人口性别比现状分析

利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宁波市的数据,分析宁波市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现状,在此基础上从文化、社会、政策和技术视角分析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产生的根源,并建议从营造性别平等和关爱女性的社会氛围、政府政策要注意“去性别化”和“去区域化”、稳步放宽二胎的生育政策、开展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地方立法、加强对流动人口出生性别比的监控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以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     

论夫权占优婚姻习俗及其主要影响

现代婚姻家庭普遍存在夫权占优的婚姻习俗,即丈夫享有比妻子更多的婚姻资源支配权．主要包含：婚姻主导权、优先发展权、家产控制权、家务豁免权、家庭符号权、子女冠姓权．部分丈夫还巧取了优先出轨权、强行施暴权等。妻子群体在婚姻家庭中普遍不平等的地位决定了女性个体在父母家庭、职场与社会领域中的不平等待遏。它的存在有历史、现实和环境等方面的因素。要建立夫妻平权的婚姻家庭文化,应当从“男娶女嫁”的婚礼走向平等结婚,从“子女随父姓”走向夫妻平等分享子女冠姓权,从“男主外,女主内”走向平等承担家务,并营造平等的社会性别语境,完善相关社会制度。     

社会性别视野下当代中国夫妻关系平等的新要求

性的自然属性(差异)并未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性别,女性主义者称之为社会性别则是一个具有心理学和文化属性的概念,为一种社会标签,表现为男尊女卑、男外女内,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因而也是可以改变的。婚姻是以社会性别为基础的社会构建,因婚姻而组成家庭,各女性主义流派创立了不同的理论,中心论题主要是家庭与夫权制的关系。公私领域的划分与性别分工也产生了同样的结果,即当公领域与丈夫联系起来,私领域和妻子联系起来,等级就应运而生。因此,社会性别视野下中国夫妻关系平等的新要求是实现起点平等与结果平等的统一、法律制定的去性别化及家事法公法化。     

中美婚姻伦理差异研究

中美两国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使两国的婚姻伦理存在差异。在婚姻的选择上中国家庭注重整体利益,美国家庭则注重个人情感。这体现在中美两国不同的婚姻前提条件和婚姻决定权上。婚后,夫妻关系成为婚姻伦理的主要部分,中国夫妻的关系较为密切,而美国夫妻即使关系再亲密双方也会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这与两国夫妻不同的家庭地位和相处模式密切相关。中美两国的离婚率和离婚原因反映出当婚姻出现问题时,中国家庭会本着"从一而终"的观念尽力挽回,而美国家庭则是用"顺其自然"的态度面对。     

悍妇与益友——晚明江南妇女的家庭角色新变

明代中叶以后的江南妇女,在家庭生活中表现出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常常掌握着家中话语权,成为名副其实的"女主人";人们对此褒贬不一,或诋为"悍妇",或赞为"益友",前者是咒骂,后者为爱称,貌似迥异,其实根由一致:即当时江南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获得了明显提高;夫妻各自扮演的家庭角色,发生了变化甚至转换;"夫妻益友"的理念,表明晚明时期的江南文人无视男尊女卑的俗套,能够尊重女性、承认和欣赏妻子的才干,这无疑是值得赞赏的。     

沿海发达地区农村离婚现象研究

珠三角农村地区经济发达,最近10年当地离婚现象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年轻夫妻是离婚主体,大部分离婚案例由女性主张。调查发现,当地农村离婚现象主要与以下因素有关:一是当地农村是全国农村的婚姻高地,外地女性大量流入,当地女性在婚姻市场进而在家庭权力结构、家庭矛盾中处于劣势地位;二是当地农民家庭缺乏明确的共同奋斗目标,使得夫妻之间难以形成紧密的相互依赖、协商、支持的关系,夫妻关系完全维系于情感;三是当地农村夫妻之间在经济、亲戚关系、交往圈子上相互独立,使得夫妻之间在家庭责任、义务方面去公共性,夫妻关系纽带不牢固;四是当地宗族观念重,中老年人掌握财产权,维系着传统家庭秩序和权力格局,这与年轻女性主体性伸张形成较大张力,容易导致婆(翁)媳矛盾,进而可能引发夫妻矛盾。这样,年轻女性在家庭中无法获得应有的地位和话语权,难以实现主体意志,因而在发生家庭矛盾或失去夫妻感情之后容易提出离婚,而年轻男子则因为容易再婚亦不畏惧离婚,从而导致当地离婚、再婚、复婚现象频仍。     

规范与失范——清代平民家庭夫妻冲突问题研究

中国文化从家庭出发,认可的两性关系就是夫妻关系。古代的礼教、国法、家法族规无一不重视规范这一家庭核心关系。在此规范体系下,虽然"夫主妇从"型和谐夫妻关系是理想的古代夫妻关系,但是暴力冲突型的夫妻关系也在平民家庭中占有相当的比重,而形成这一失范的夫妻关系的原因同样也要从上述规范中去寻找,规范与失范的夫妻关系共同构成了古代家庭的生活的实态。     

中国农村夫妻权力关系研究——基于区域差异视角的分析

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从区域差异视角对农村夫妻权力关系的基本状况和发展变化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尽管农村女性在个人及家庭事务中的决策权有所提高,但农村夫妻权力关系整体上处于不均衡状态。主要表现为：妻子承担了全部或绝大部分的家务劳动;丈夫在家庭中更有实权的现象比较普遍,在家庭重大事务决策中以丈夫意见为主的比例明显高于妻子;“男主女从”、“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观念在农村地区仍得到较高程度的认同。研究还发现,中国农村夫妻权力关系状况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域差异。     

论汉代的夫妻关系

夫妻关系是社会上重要的关系之一。汉代夫妻之间的传统思维是夫妻尊卑有序,妻子要服从丈夫。夫妻间既有相互理解、相互帮助共度危难的和谐一面,也有关系紧张甚至于相互残杀等不和谐的现象,复杂的夫妻关系是汉代社会生活的反映。     

城市老年人夫妻权力模式与夫妻关系研究

基于对烟台市245位老年人生活状况的问卷调查资料，对烟台老年人在家庭事务中的分工和决策状况进行了研究，试图了解城市老年夫妻在家庭事务中的权力分配以及不同的夫妻权力模式对老年夫妻关系存在怎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在城市老年人家庭中基本上没有改变，但家庭决策出现了由“丈夫决定”的控制型权力模式向“夫妻共同协商”的平等型权力模式过渡；家庭事务的分工及决策状况对夫妻关系并没有直接的影响；老年女性比老年男性更易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而对家庭事务分工持保守的认知，但对男权主义的决策模式已开始质疑；烟台市老年人对家庭事务的分工与决策在观念和行为上存在一致性。     

从竹枝词看清代贵州民族家庭中的女性角色

清代贵州民族地区普遍存在＂不落夫家＂的婚姻习俗,必然影响到其家庭中男女性别角色.这主要表现在生产劳动中的＂男逸女劳＂、生育习俗中的产翁制和夫妻年龄结构中的＂老妻少夫＂现象等,说明清代贵州民族地区女性在生产生活中居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