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规定主义的完全性问题

［摘要］R·M·黑尔的普遍规定主义道德论证理论需要可准许性判断的可普遍化检验程序。这又要求一种具有完全性的普遍规定主义理论，它主张应当判断是普遍规定而可准许性判断是普遍许可。但Gensler和Torrance都想证明两个主张不可能同时成立。笔者试图表明他们的证明都不成功，因为他们的证明都依赖一个成问题的前提，即应当判断与可准许性判断之间具有模态关系。这个前提不正确是因为非道德主义是可能的。然而，同样的理由也表明普遍规定主义道德论证理论不可能是充分的。     

对同意理论批评的回应

近期中文学界几篇批评同意理论的论文要么误解了同意理论, 要么只对同意理论的某些版本有效, 但无法动摇约翰·西蒙斯的同意理论, 其洛克式“政治自愿主义”展现了一个既融贯又富有说服力的同意理论。事实上, 避开西蒙斯同意理论所蕴含的“哲学无政府主义”结论的最好方式或许是采纳一个宽松的正当性观念, 而不是正面“攻击”同意理论。     

在自由与平等之间———左翼自由至上主义分配正义理论探析

左翼自由至上主义是一种把自我所有权与平等主义相结合的分配正义理论。该理论主张行动主体拥有完整的自我所有权以及外在资源以平等的方式进行分配。由于左翼自由至上主义与自由至上主义以及自由平等主义的分配正义理论具有某些共通之处,因此,唯有认真做好以下三项工作,才能认清左翼自由至上主义的立论基础与理论特征：第一,阐明自我所有权何以是自由至上主义之左翼与右翼的共同基础;第二,阐明左翼自由至上主义与右翼自由至上主义之分歧;第三,阐明左翼自由至上主义何以是自由平等主义一个独立的分支,即它与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平等主义之区别。     

公共理性与政治共识———罗尔斯对康德及霍布斯观点的继承与改造

公共理性通常被构想为一种有助于促成或维持政治共识的理念。以康德为代表的启蒙主义者乐观地估计了理性自由运用与政治共识之间的关联。罗尔斯拒斥了启蒙主义的观点,转而采纳霍布斯式的构想,将公共理性作为一种机制以维持某种政治关系。但也因此,罗尔斯必须在不诉诸纯粹实践理性的基础上为公共理性提供新的规范性基础,以弥补霍布斯式公共理性的伦理缺陷。结果,罗尔斯式的公共理性既无法解决根本的价值冲突,亦无法在具体公共政策上促成实际的共识;其功能在于维护由作为公共理性规范基础的那些政治价值所界定的公民间的政治关系,以及使公民相互确信在这种关系中达成政治共识的道德可欲性和实践可能性。     

当代西方道德动机理论研究阐微

道德动机问题是当代道德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它所要澄清的是欲望和理由究竟哪一个在行动者的行动激发中发挥着更基础和更根本的作用。动机休谟主义理论主张道德动机来自被恰当定义的欲望,动机康德主义理论认为行动的动机来自不依赖欲望的理由。这一问题对伦理学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最终的论断是欲望占据基础地位,那么这在规范伦理学层面将得出情感主义的结论,在元伦理学层面将得出非认知主义和非实在主义的结论;反之,如果最终的论断是不依赖欲望的理由占据基础地位,在规范伦理学层面将导向理性主义,在元伦理学层面将导向认知主义和实在主义。     

伯纳德·威廉斯的道德内在理由析论

道德内在理由是伯纳德·威廉斯思考道德实践问题所提出的主题之一。他通过道德内在理由的诠释旨在阐明,伦理经验在道德行为中的重要作用,道德行为不是出于纯粹的道德动机,而是源于道德行为者的具体处境和心理状态。这种基于心理学视角探索道德实践问题的做法,不仅撼动了道德理想主义的统治,而且开启了研究道德实践问题的新领域。     

论纳博科夫文学创作中的世界主义倾向与文化立场

从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创作中的文化动因出发,从文学与文化的层面,探讨基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所形成的新的世界主义,可以发现纳博科夫的创作目的在于寻求一种人类理想化的存在空间,并在此过程中形成其创作的文化立场和世界主义倾向。多元文化背景使纳博科夫能够结合自身流亡经历,更好地展现后现代社会中具有普遍性的文化错位问题与身份认同危机,从而具备了世界性的文学视野和民族文化站位中的超然立场。因此,将世界主义视角引入纳博科夫研究,将有助于理解跨民族、跨文化文学交往过程中的“他性”和“差异”。     

康德义务论的自律性及其来源

在康德那里,义务是动机性与约束性的统一。一个出于义务的行为的道德价值在于行为必依之而行的准则,准则的标准是道德法则。法则具有普遍必然性和强制性,因此,义务也就具有了规范性。义务的动机性来源于义务本身。出于义务的行为就是正当的行为,正当性是行为的理由;那么,义务就是行为的理由,同时也是行为的动机。出于义务的行为的正当性在于它所依据的准则内在地具有可普遍化的法则的形式。法则还要借助于意志本身而起作用,这样才能实现义务的动机性与约束性的统一。统一的意思表现为意志自己给自己立法,并同时愿意去遵守那个法则,这就是意志自律;这样自律便成了义务唯一的可靠的来源,因为它不仅实现了准则与法则的统一、规范性与动机性的统一,并与道德的普遍法则结合起来,从而高扬了人的主体地位,实现了人的自由。     

及物性的几个核心问题及其认知阐释

历经传统语法、转换生成语法、系统功能语法等视角的研究,学界对及物性有了许多重要认识,但及物性的定义、判断标准及其与语言使用的关系等核心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以认知语法理论为视角对及物性做出新的界定,提出及物性的认知语义判断参数,并讨论语言使用特别是认知识解对于及物性的影响,不仅可以对上述核心问题做出新的阐释,而且能够拓展及物性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有利于更清楚地认识及物性。     

00后青少年群体的道德判断及其理由倾向——基于道德两难问卷的数据分析

道德判断及其理由倾向的选择反映了行为者的道德发展水平。本研究依据《道德的理由》一书中探讨的道德理由观编制了道德两难问卷,重点探究00后青少年群体的道德判断及其理由倾向,研究以其父辈为参照对象,发现两代群体在道德问题的判断上一致倾向于功利主义和利他主义的道德理由,且都不太认同将相对主义和责任伦理作为道德判断的理由。相较而言,00后比父辈较少倾向于利他主义、国家主义、绝对主义以及功利主义,但较多倾向于个人主义和相对主义。尽管如此,社会取向的道德理由在00后的道德观念中仍占主导地位。为进一步提高00后青少年群体的道德发展水平,学校道德教育应进一步深化集体主义内涵,倡导个人与集体的辩证统一;树立底线思维,坚守公平正义的道德价值观;强化责任教育,促进利他主义行为生发。     

网络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心理学方法论思考

网络大数据已被成功应用于探索情绪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等诸多心理学研究议题。与以认知神经科学技术为例的现代研究方法,和以问卷法、行为实验法为例的传统研究方法相比,网络大数据分析在样本规模、数据客观性、时效性、生态学效度等方面均具有显著优势。具有浓厚学科交叉性质的认知神经科学技术和网络大数据分析技术,前者擅长于微观分析层面,后者擅长于分析宏观层面,且都是心理学适应现代化技术变迁、把握时代机遇的两大重要突破口。未来研究者可采取方法互补,数据驱动和理论驱动相结合等策略,从而更好地把握时代发展机遇。     

信念的公共性及其证成

不存在私人信念,信念在本质上是公共的,它已经隐含相应的行动中所包含的事件之间的解释关系。能动者不可能获得孤立的信念,获得一个信念需要获有为共同体所共享的信念整体。这意味着能动者的信念亦能为他者所理解和接受,并在公共的维度中得到证成。证成信念的起点是可被观察的行为和断言,戴维森和布兰顿的相关思想为我们提供了证成信念的解释进路和推论主义进路。最后以“摩尔悖论”为例,探究了“信念本质上是公共的”这一观点的一个运用。     

规范辩护与动机解释——康德与休谟的分歧及其当代弥合

规范辩护是一种元伦理学分析,它不是应用特殊的道德规范去辩护具体的行为,而是追问道德之所以具有规范性力量的理由或根据。对道德要求的权威进行规范辩护就是要说明规范性的来源,外在主义、内在主义和建构主义代表了规范性来源的三种立场。康德主张理性必然也是实践的,休谟则坚持实践理性的工具主义和动机怀疑主义。康德回答了道德的客观性问题,休谟则回答了道德的动机有效性问题。在两者基础上提出的欲望-信念的动机解释框架,既可以看做是对康德与休谟的调和,也可以视为解决道德客观性与动机有效性相统一的有效路径。     

如何理解合情理性

合情理性尽管在日常生活中与理性一样被频繁使用，但在学术讨论中，其与理性得到的待遇却完全不同，几乎被完全忽略。罗尔斯、斯坎伦和麦克马洪是少有的赋予合情理性以重要性的作者，但他们的理解主要是对合情理性的形式理解，集中于政治道德领域，从而侧重合情理性的相互性方面。这里提出一种合情理性的新诠释，主要是鉴于对普通人只有有限理性、有限能力和有限利他心的一种后果主义式妥协。在道德领域，有限利他心在有利条件下会形成人道与公平两种基本道德情感，而合情理的人则拥有这两种道德情感，能够分辨相应场合且据之而行动。不仅如此，基于合情理性的这种诠释，可以让我们更恰当地理解现实主义乌托邦，从而成为解决正义的理想理论与非理想理论之争的基石。     

论道德判定

道德判定是一种具体的道德活动。它和其他道德活动所不同的是,它既有认识上的功能,也有命令式的功能,是使准则性的命令同当前的处境和行为动机直接结合起来,使道德意识向道德行为转化的杠杆,是维护道德规范的保障。它又向人们传递关于他们行为价值的特殊信息,使人们感受道德上的谴责或赞许,对道德行为实行监督,既对已有的道德行为作出结论,又对将要开始的行为提供道德规范。     

多余指定原则评析

在我国的专利侵权诉讼的司法实践中,多余指定原则的适用与否日益成为关注的焦点,学者们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国的司法实践既不应简单地排除多余指定理论或者非必要技术特征理论也不能使专利权保护范围的确定变得过于灵活。就目前来讲,多余指定原则仍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论编辑道德答知与道德行为相吻合的途径

编辑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的反差,主要表现在过于追求物欲化倾向与正当物质利益原则的错位、对动无责任化与责、权、利相统一原则的错位、经营风气的虚假化倾向与诚实信用原则的错位、人际关系冷漠化倾向与互助公益精神的错位。这是由于道德观念的多样化、道德情感的冷漠性、道德判断的“双重标准”和道德意志的不稳定性等原因造成的。要做到编辑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相吻合必须要解决好道德养成教育、道德创新实践、道德行为规范和道德     

叙事谜题:再论口述历史与心灵考古

说口述历史是新史料,甚或新史学,都不错,也非全对。口述历史是对个人记忆的采访记录和开发利用,问口述历史“是”什么,不如问个人记忆中“有”什么、采访人要“采”什么、受访人“说”什么。个人记忆里有生命知觉、成长经验、文化习得、专业知识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其中有史料或史学资讯,还有丰富的人文和社会科学信息资源。只不过,个人记忆的百科全书,通常是无分卷、无章节、无编目且内容混沌模糊、信息真伪难辨且多断简残篇,加之口述人由于社会压力、文化禁忌、隐私顾虑、知识局限、叙事习惯等多种原因,或不说,或少说,或敷衍了事,甚至言不由衷,采访及其所得都需要进行心灵考古研究。心灵考古需要心理学、传播学、语言学、叙事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及生理学知识技能,并回馈诸学科以丰富数据和信息,增进人性理解和人学(science of men)知识。口述历史之心灵考古,有巨大的探索空间。     

多余指定原则及其适用

多余指定原则是人民法院审理专利侵权案件可以适用的、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一项原则。其基本含义是:人民法院在解释专利独立权利要求和确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时,将记载在专利独立权利要求中的、明显是非必要的技术特征排除掉,仅以必要技术特征确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从而有效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司法实践中运用此项原则比较慎重,有严格的条件。对如何理解和认识多余指定和多余指定原则的内涵、多余指定原则的适用条件等内容进行了理论的探讨,并结合实例,提出了运用多余指定原则应注意的问题。     

论编辑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相吻合的途径

编辑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的反差,主要表现在过于追求物欲化倾向与正当物质利益原则的错位、行动无责任化与责、权、利相统一原则的错位、经营风气的虚假化倾向与诚实信用原则的错位、人际关系冷漠化倾向与互助公益精神的错位。这是由于道德观念的多样化、道德情感的冷漠性、道德判断的“双重标准”和道德意志的不稳定性等原因造成的。要做到编辑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相吻合必须要解决好道德养成教育、道德创新实践、道德行为规范和道德监督整合等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