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农就业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家庭生命周期的倒U型调节效应

基于黄河流域中上游5省农户的抽样调查数据,采用线性模型分析非农就业对农村居民家庭总消费、生活性消费、生产性消费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析家庭生命周期的调节效应并进行稳健性检验。进而探讨就业稳定性与就业地点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影响的异质性。结果表明：(1)非农就业会显著促进农村居民家庭总消费、生活性消费,显著抑制家庭生产性消费;(2)家庭生命周期在非农就业对农村居民家庭总消费的影响中具有“倒U型”调节效应;(3)稳定非农就业和异地非农就业对农村居民家庭总消费、生活性消费及生产性消费的作用效果均强于不稳定非农就业和本地非农就业。     

非农职业因素对农户兼业结构及其离农意愿的影响

推动农户兼业行为演化及其离农决策的最终动力是家庭成员非农就业发展,而非农职业因素构成了衡量非农就业水平的核心特征。本文基于农户视角,分析了作为农户家庭主要劳动成员的夫妻双方非农职业层次、收入及安全风险等不同非农职业因素对农户兼业结构类型及其离农意愿之间的理论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分别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和二元Logit模型对长三角地区1036户农户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夫妻总体非农就业水平的提升,对推动农户非农化兼业结构升级,增强其主动离农意愿具有显著积极作用。进一步比较发现,其中非农职业层次因素对经济更发达地区农户的兼业结构发展影响程度较大,而作为女性的妻子职业安全风险因素对次发达地区农户离农决策影响更为显著,但总体上即期收入因素的影响并不明显。文章认为要把促进兼农成员的非农就业发展作为推动其家庭兼业结构升级,进而最终主动离农的重要政策切入点;在当前农地征用补偿政策中,要重视扶持失地农民的非农职业层次提升和职业安全风险降低等长期非农就业发展之"能力补偿",而非仅关注短期"收入补偿"。     

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非农就业时间的影响分析——基于安徽省天长市的调研数据

采用对安徽省天长市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Tobit模型分析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非农就业时间的影响。结果表明:仅考虑单个粮食补贴政策变量的情况下,粮食补贴金额对农户非农就业时间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提高粮食补贴金额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农户非农就业时间供给;在考虑多变量的情况下,粮食补贴金额对农户非农就业时间的负向影响并不显著,主要原因是受教育程度较高、家庭务工子女数较多、家庭劳动力数量较多的农户对粮食补贴资金的刺激性不太敏感以及粮食补贴金额对农户农业收入的贡献有限;不管是否考虑所有变量,农户对补贴方式的满意度评价对农户非农就业时间都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农户对补贴方式的满意度越高,其减少非农就业时间的可能性就越大。提出要充分发挥粮食补贴政策的积极作用,应进一步完善补贴金额、补贴方式,提高农户满意度。     

新疆南疆地区农户人力资本积累、非农就业对收入增长的影响研究

提升农户人力资本水平,对于劳动力实现稳定就业以及构筑农户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具有重要意义。该文基于2009—2017年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农村住户调查数据,采用混合面板分位数回归和中介效应检验等方法,对新疆南疆地区农户人力资本积累、非农就业对收入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教育、培训、健康和迁移等所形成的人力资本积累变量对家庭增收具有促进作用;非农就业有助于农户收入增长,且对中低收入组的增收效应更大,起到了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同时,验证了非农就业在人力资本积累影响家庭收入增长中的中介作用。该文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的增收效应在第二、三产业更为显著,尤其是交通运输、邮政、居民服务等行业。这为进一步拓宽农户增收渠道、巩固脱贫成果提供了借鉴。     

山西省非农就业及收入决定实证分析

利用山西省农户调查的微观数据,建立了农户就业天数决定函数和收入决定函数,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分别考察了农户户主个人属性、家庭属性、人力资本、村庄属性对农户就业天数和收入的影响。结果显示,在各属性中,人力资本在就业天数和收入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初中水平的劳动力与其总就业、非农就业和外出就业天数正相关。拥有技术职称、受过培训、健康自评对劳动力各就业天数、收入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影响农村非农就业规模的主要因素:理论模型与统计检验

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修正表明,由收入差距和农民工就业率决定的城乡预期收入差距是影响农村非农就业规模的主要因素。劳动力市场均衡分析表明,各种因素共同影响最终形成三部门条件下新的城乡收入差距。统计检验表明,务工工资与务农收入差距和农民工就业率是影响非农就业的最重要的因素,而农民工人力资本储量、人均家庭负担以及城市现代部门工资与务工收入差距的影响也较显著。因此,政策制订者必须通过发展农业生产和构建人口流动管理长效机制规范农村非农就业。     

差异化非农就业比例对农村家庭返贫风险的影响分析

基于2021年陕西省吴起县342个农户调查数据，利用PSM方法实证分析了非农就业对农户返贫风险的影响。结果显示：当前非农就业家庭贫困脆弱性指数比未参与非农就业家庭低；非农就业并不必然会消除未来贫困，当家庭非农就业受限于被动就业或农业社会保障缺失时，非农就业与贫困脆弱性呈正相关关系；非农就业可以显著弱化未来贫困风险。从提升过低非农就业家庭的就业比例，合理调整过高非农就业家庭的风险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自然灾害冲击对农村家庭非农就业选择的影响

利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2018年调研数据,构建了自然灾害冲击对农村家庭非农就业选择影响的理论框架,采用Probit模型验证了自然灾害冲击对农户家庭成员非农就业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自然灾害冲击对农户家庭成员非农就业选择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一正向影响会随着自然灾害强度的增加而不断提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嵌入,会弱化自然灾害对农户家庭成员非农就业选择的影响,信贷约束却会强化这一影响。这意味着现阶段面对自然灾害冲击,农户家庭成员应积极尝试非农就业,不仅能够促进资本存量重构,还可以缓解家庭生计压力,增加农户家庭收入,避免农户家庭因灾致贫。     

节水生产行为、非农就业与农户收入溢出

将劳动力要素配置纳入分析框架是厘清粮食节水生产行为收入溢出机制的关键。基于河北、山东、河南540个粮食种植户调查数据,运用工具变量分位数、中介效应和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农户节水生产行为的收入溢出机制及异质性。研究表明：节水生产行为能够显著提升农户收入,且农业增收效应大于要素替代效应;节水生产行为的农业增收效应随农业收入水平提升而递增,即“马太效应”,其非农增收效应随非农收入水平提升而递减,即“重心转变效应”;本地非农就业在节水生产行为增收效应中发挥中介作用,外出务工部分遮掩了节水生产行为的收入提升效果;节水生产行为的增收效应随本地非农就业比例增加而上升,随外出务工比例提高而下降。因此,建议完善粮食节水生产的政策扶持与市场机制,引导非农劳动力合理有序就业,强化农村人力资本积累,进而推动农户持续增收。     

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风险性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分析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数据,考察了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风险性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采用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问题后的研究结果表明,非农就业能够显著提高农村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的可能,该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非农就业通过影响工资性收入、社会网络规模、互联网使用以及土地转出来提高农村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的可能性。进一步研究表明,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风险性金融市场参与的促进作用在金融市场和法治环境发达程度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此外,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风险性金融市场的参与广度有显著提升作用,而对参与深度的提升不显著。文章的研究结论对缓解农村地区金融市场“有限参与”、实现金融普惠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农业保险、非农就业与地区收入差距——基于共同富裕视角

【目的/意义】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缩小地区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设计/方法】首先尝试构建一个同时包含落后和发达两个地区农业人口非农就业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和理论分析框架，系统阐释农业保险对地区收入差距的作用渠道和影响效应；其次通过建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农业保险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结论/发现】农业保险是缩小地区收入差距的重要动力，非农就业是农业保险缩小地区收入差距的重要机制，农业保险通过提升农业效率加速非农就业，进而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农业保险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会因非农就业水平不同而表现出明显差异，相比非农就业低水平地区，农业保险在非农就业中、高水平地区，对地区收入差距具有更显著的影响效应。     

城市近郊农户非农就业和宅基地流转意愿作用研究——基于南京市栖霞区的问卷调查

以南京市栖霞区579户农户为样本,利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对农户非农就业与宅基地流转意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非农就业和其宅基地流转意愿之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控制变量中,农户的年龄、受教育水平、家庭收入、是否参加农保对家庭的非农就业情况具有显著影响,被调查者从事的职业对是否存在非农就业的影响不显著;年龄、受教育水平、家庭收入、是否参加新农保、宅基地数量、宅基地面积、房屋建筑时间、对抵押权的态度和对处置权的态度对宅基地流转意愿具有显著影响,被调查者的职业、家庭人口数、宅基地的取得方式对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本研究对未来的宅基地流转政策和鼓励非农就业的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也建议政府部门可以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更好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     

非农就业与缓解相对贫困——基于主客观标准的二维视角北大核心CSSCI

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5期数据,运用Probit和Mlogit模型,从主观与客观两个标准分析了农村居民非农就业与相对贫困的关系。研究发现:非农就业首先通过提高绝对收入改善农户客观相对贫困,同时也能通过改变客观相对贫困,间接改善主观相对贫困状态。非农就业主要带来了收入增长效应,但对于提升主观获得感没有直接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省内非农就业也存在类似的减贫作用,而省外非农就业没有产生作用。无论是省内还是省外非农就业都对主观非客观相对贫困无影响,参照系的变化影响着非农就业对主观相对贫困的减贫作用。此外,转变户籍可能致使非农就业农户陷入城市的客观相对贫困,而对主观非客观相对贫困群体没有影响。因此,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不仅要鼓励农户非农就业,创造非农就业机会,还要保障进城农民权益。     

扶养负担、禀赋效应对农户土地转出的影响——基于有调节中介效应模型的检验

基于山东、河南782份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扶养负担对农户土地转出的直接影响,并分析禀赋效应的中介效应及非农就业的调节作用,以此系统探析扶养负担对土地转出影响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研究结果表明,扶养负担对土地转出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禀赋效应在扶养负担与土地转出之间存在中介作用;非农就业能够削弱扶养负担对禀赋效应的正向影响,从而有利于促进土地转出;从扶养负担结构看,老龄化负担对土地转出的抑制作用强于抚幼负担,禀赋效应的中介作用在抚幼负担与土地转出之间更明显,非农就业能显著缓解抚幼负担对禀赋效应的影响。据此,应进一步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和完善,并加大对农户本地非农就业的扶持力度,以帮助农户实现非农就业与照顾家庭的兼顾,从而更有效地降低土地劳动承载功能及就业保障不可替代性,缓解农户的土地禀赋效应并促使农户转出土地。     

非农就业、基本医疗保险选择对农地流转的影响

基于中国居民收入调查CHIP2013数据,可分析非农就业、基本医疗保险以及两者交互项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民从事非农工作、就业于离乡的大城市能促进农地流转,而且非农就业时间越长、非农就业工资越高对农地土地保障功能弱化程度越强,越能增强农民的流转意愿。农民选择参加不同类型的基本医疗保险会对农地流转产生不同影响:参加新型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或新型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农民会倾向于流转农地,但影响不显著;而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农民会在新农合"枷锁效应"的作用下"锁定"在农村生产活动中,从而显著地抑制其流转农地。非农就业与基本医疗保险的交互项表明,非农就业会有效缓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对农民的"枷锁效应",而且随着非农就业收入增加,农民向省外大城市转移,使非农就业压力缓解的作用就更加显著。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劳动力非农就业选择的影响研究

基于CFPS 2018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实证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劳动力非农就业选择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农户群体的不同维度特征对其非农就业选择的差异性。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整体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劳动力非农就业的选择，农户群体的受教育程度和性别维度对其非农就业选择的影响也存在差异。据此提出，应进一步推进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普及，加强农户智能设备使用培训、加强农户就业培训，提升农户的人力资本水平积累、推崇“男女平等”思想，鼓励女性从事非农就业等，以帮助农户更好地实现非农就业。     

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户非农就业的影响分析与验证

基于1980-2008年全国农村住户调查数据,通过建立多元协整的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户非农就业的影响。得出主要结论:农户的教育、健康、迁移投资以及农户的非农收入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农户的教育投资以及迁移投资与农户非农收入为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但是健康投资为农户非农收入的单向格兰杰原因;教育投资对于农户非农就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健康与迁移投资对农户非农收入影响不稳定。最后,在归纳总结实证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父母异地非农就业对农村儿童营养摄入的影响研究

与父母在家务农相比,父母异地非农就业能显著提升儿童热量摄入水平,这种影响对低收入农户家庭尤为明显,但对高收入家庭作用并不显著;父母异地非农就业对儿童蛋白质摄入并没有太明显的影响。但是,与父母在本地非农就业相比,父母异地非农就业不仅不能改善儿童热量摄入,还显著降低儿童蛋白质摄入量,且这种影响对于高收入农户尤为明显。这表明随着收入水平提升,父母照料在提升儿童营养水平中的重要性凸显。这对反思我国不完全的城市化模式,促进农户本地非农就业,或父母异地非农就业但小孩随迁具有重要的政策涵义。     

非农活动是否扩大了农户内部收入差距?——基于赫克曼二阶段修正法的验证

利用2018年河南省农村劳动力流动调查数据，通过构建农户非农活动参与模型和收入方程，基于赫克曼二阶段修正法，考察了家庭成员非农活动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户家庭成员中的劳动力数量、是否接受过相关培训、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农户耕地面积、农户户主年龄等因素通过影响农户参与非农活动进而对农户家庭总收入产生显著影响。进一步模拟参与非农活动的农户假设不参与非农活动的农业活动总收入，进而计算模拟这种情况下的基尼系数，发现消除农户非农活动的影响后，农户家庭收入差距趋于缓解。研究认为，尽管农户非农活动日益普遍，然而非农活动对农户内部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影响将显著扩大；基于当前农村现实，提高农户收入水平仍然是促进农村发展的根本途径。     

收入渴望、非农就业与脱贫户收入——以陕西省周至县为例

在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时代背景下,精神贫困治理的重要性逐渐凸显。根据陕西省周至县807户脱贫户的调研数据,对精神贫困进行量化分析,构建了收入渴望、非农就业和脱贫户收入的理论框架,实证分析收入渴望对脱贫户收入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收入渴望对脱贫户家庭总收入、工资收入以及其他类型收入之和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对工资收入的影响最为显著。(2)收入渴望有利于提升以家庭劳动力投入为标准的非农就业水平,并间接影响家庭工资收入。(3)在中介机制中,由于调查对象的特殊性,脱贫户家庭人口结构特征对非农就业和工资收入的影响较户主特征表现得更加明显。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应激发目标人群收入渴望、创造劳动力升级环境、继续加大公共资源投入力度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