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历史与历史书写——以郑玄论圆丘礼为例

中国的经史传统,有着极为复杂的内涵。以圆丘祭天之礼为例,在两汉经典中,只有《周官·大司乐》提及过一次“圆丘”,而无论是今文经典,还是两汉典礼,在祭天典礼上都只有南郊祭天,没有圆丘祭天。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统合今古文经学,平衡经典异义,并以《周礼》为基础构建了一套新的礼学体系。郑玄将《周官》的圆丘纳入祭天典礼,认为在南郊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圆丘祭天。这是郑玄以经文为本,统合今古文经学的结果。经学的改变马上带来制度的革新。在政治层面,当“郑氏家法”被普遍接受之后,魏明帝开始以郑玄经学为基础构建祭天大礼,首次制定了圆丘祭天之礼,这表现出经学塑造历史、制度的特点。另外,郑玄把《周官》理解为周公制作的一代大典,周公又是一个历史人物,那么,周公制作的大典,便成为周代的历史,而且因其具有“经”的地位,而成为最可信的历史。因此,郑玄的经学在杜佑《通典》等史学著作中,成为构建周代史的材料。可以说,经学不断在塑造制度、塑造历史,同时,又不断在塑造三代的历史书写。从郑玄论圆丘礼中,便可以看出经史关系的多层面相。     

郑玄、王肃学说影响下的魏晋郊祀礼制

魏晋南北朝是政权大分裂的时代,在思想上佛、道教等宗教流行,玄学思想兴起繁荣,儒学中衰.但作为儒家学说重要组成部分的礼说却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为统治者论证政权合法性提供依据.这种情况在郊祀礼制中表现尤为明显.郑玄和王肃二人在郊祀礼说的某些方面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统治者在郊祀礼制的制定上于郑、王学说之间徘徊,取其利于统治的部分用于郊祀.     

郑玄礼学的"非学术"意义

以礼学为主干的郑玄经学常常在学术史研究中被认为是“ 纯学术”，可是经学自确立地位以来，就是一种政治统治学说，这是不容否认的。产生于一 个特殊时代的郑学，为什么就只是“纯学术”？这问题在近年的经学史研究中已经有人提出 疑义，但还缺乏专门的研究。本文从郑玄礼学的历史依据、现实针对性和以《周礼》为核心 的政治意义等几个方面探讨郑学的所谓“非学术”意义，以就教于方家。     

从“礼经之学”到“礼学”——郑玄与“礼”概念的转化

在中国礼学史上,东汉末年郑玄礼学的兴起,根本性地改造了两汉礼学观念,并对其后的经学史、文明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两汉经学中,礼是五经中之一种,而不是五经共同的基础,礼是冠、婚、丧、祭等具体礼仪之学,而不是一套无所不包的政教大典,礼唯有士礼,且是完书,而无天子、诸侯、卿大夫之礼。郑玄改造礼经,将礼经从《仪礼》变为《周礼》,改变了对"礼"的认识,"礼"不再只是礼乐,而且更是制度,礼乐与制度,遂合二而为一。郑玄以《周官》为体、为本,《仪礼》为履、为末,其实质是以《周官》之制度,吸纳《仪礼》之礼乐,以《礼记》为这套礼乐制度的解释,从而重新塑造一个可以构成一代大典的"礼乐"体系,构建相对完整的"周公之法"。     

从“礼经之学”到“礼学”——郑玄与“礼”概念的转化

在中国礼学史上,东汉末年郑玄礼学的兴起,根本性地改造了两汉礼学观念,并对其后的经学史、文明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两汉经学中,礼是五经中之一种,而不是五经共同的基础,礼是冠、婚、丧、祭等具体礼仪之学,而不是一套无所不包的政教大典,礼唯有士礼,且是完书,而无天子、诸侯、卿大夫之礼。郑玄改造礼经,将礼经从《仪礼》变为《周礼》,改变了对"礼"的认识,"礼"不再只是礼乐,而且更是制度,礼乐与制度,遂合二而为一。郑玄以《周官》为体、为本,《仪礼》为履、为末,其实质是以《周官》之制度,吸纳《仪礼》之礼乐,以《礼记》为这套礼乐制度的解释,从而重新塑造一个可以构成一代大典的"礼乐"体系,构建相对完整的"周公之法"。     

以“尊卑”代“尊尊”——汉代儒学政制平议

先秦原始儒学本以礼学为核心,《春秋》为礼义之大宗。今文礼学"推士礼以致于天子",诸等级之间虽略有高低,却并不悬隔。古文礼学因此斥责今文礼学不知天子礼,由之将建构超绝性的天子之礼。因此,今古文礼学的差异,不在经书文本的今古文之异。古文礼学只是用古文礼经证明今文《仪礼》十七篇实为残本,但是,古文礼学的天子礼在古文礼经中也没有,而是出自《王史氏记》等传记文献中。传记文献的权威毕竟不够,于是,古文经学便以《春秋》为六经之首,居于礼上,发展出《春秋》稽合于律的学说,在《春秋》学内以《左传》压倒《公羊》《榖梁》,推崇《左传》深于君父之义,实则以秦制律令体系的"尊卑"取代了《春秋》的"尊尊"。刘歆晚年更进而提升《周官》一书的地位,以之为"周公致太平之迹",名之为《周礼》,开始了以周公取代孔子的经学重构。郑玄的经学体系就是这样一个以《周礼》为核心重构的体系,这一进程在西晋臻于极致。杜预注《左传》以《春秋》"五十凡"为周公所作,彻底以周公取代了孔子的经学至尊地位。西晋王朝以《周礼》体系撰制《晋律》,杜预为之作注,完成了礼律一体的王朝政教体系。     

东汉隆礼之势的形成以及郑玄的重尚礼学

<正>东汉统治阶级重尚礼治;东汉古文经学至郑玄时盛极,郑氏亦以礼学为重,孔颖达云:“《礼》是郑学”。唐晏《两汉三国学案》(下称《学案》)卷7:“然统康成一生著述而论之,《三礼》实为专长。”皮锡瑞《经学通论》“易经”篇“郑学最精者《三礼》。”下面,笔者拟从社会阶级变动的角度,观照上述文化现象。     

中华儒学的产生与发展

儒学产生于河洛 ,来源于礼乐文化。周公制礼作乐标志着中华儒学的产生。孔子继承和发扬周公思想创立了仁政礼治学说 ,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 ,汉末郑玄使古今经文之争趋于统一。北宋程颢、程颐创立了儒、道、佛三学合一的洛学 ,南宋朱熹发展了二程学说铸就程朱理学 ,使中华儒学得以新发展     

追寻六经之本———曹元弼的《孝经》学

在晚清民国经学中，曹元弼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曹元弼遍注群经，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学术体系。而在他的经学思想中，他通过注解《孝经》，为其经学理论奠定了基础。他继承郑玄的思想，认为《孝经》是六经之道的总汇。在曹元弼看来，六经之道，在于人伦，而《孝经》恰恰提供了这一人伦思想的核心。同时，他认为通过《孝经》中的“爱” 与“敬”，可以贯通百王之道，六经之法。     

郑珍与郑玄的经学渊源

郑珍的经学研究与郑玄有着极深的渊源。首先是因为他们同为郑姓,出于对郑玄的景仰,郑珍视郑玄为＂家康成公＂,视郑学为＂家康成公之学＂。其次是因为他们人生遭际的极大相似性,郑珍以郑玄为楷模,抱道隐居,学业志行,颇类康成。郑玄注经以三礼成就最高,郑珍的经学研究亦主攻三礼。为救世儒之失,承继、维护与弘扬郑学,郑珍治经,以声明郑注为宗旨,排击他说,推尊郑学,在郑学的流传上功不可没。     

论郑玄、王肃对汉末儒学的改造与创新

东汉末,雄居汉代统治思想宝座二百余年的官方正宗学术的经学开始走向衰亡,经学的衰亡成为历史的必然,经学衰微的总趋势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但是从某一历史局部来看,这时候经学却出现一统的盛世,即历史上所谓的“郑玄时代”,这主要是因为以郑玄、王肃为代表的一批人对儒学改造与创新所作的巨大努力。     

论孔子的天道观

"天道"观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非常重要的范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天道"观历来有不同的说法,要真正认清孔子的"天道"观实质,必须结合孔子生活的时代及周公"制礼作乐"的历史背景及其礼学发展传承.孔子继承了周公以来的重视人道,天道与人道互相结合的观点,对"天道"观重新做了阐释,认为"天"首先是一个外在于人类的物质实体,并不相信"天命"的先天决定性,把周公的的"天人之际"发展为"人人之际",以仁德来教化民众,以"礼"来安排人与人的关系,创立了儒家学说,即所谓经学.新"天道"观是孔子创建儒家学说的思想理论基础.孔子的"天道"观不是崇尚宗教人格之天,而是自然之天、伦理之天、道德之天,这就是孔子"天道"观的实质.     

孙诒让“周公作《周礼》”说评析

《周礼》一书于诸经最为晚出,且记载多有不合之处,因而历来存在很大争议。刘歆最早提出《周礼》为周公致太平之道,经过礼学专家郑玄的认可,这种说法后来得到更多的认同,孙诒让作《周礼正义》也延续此说。为了弥合"周公作《周礼》"这一默认前提,孙诒让有时不得不勉为其说,把歧异之处解释为时代差异是最常用的方法。孙诒让的学术背景、经学立场、个人局限,以及当时激烈的今古文之争,都是他延续旧说的重要影响因素。     

郑玄经学三论

郑玄经学在中国传统的文化学术史上影响非常深远。今天如果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一特有的经学形态,至少有以下三点不容忽视:一是郑玄通学的形成与长期以来王朝政治的实际导向有关,二是郑玄经学的基本出发点是王朝的政治统治问题,三是郑玄经学笃信谶纬,由于清代学者的回护,这个问题变得有点模糊了,现在需要重新予以澄清。     

简论郑玄对《诗经》的理论研究与训诂

郑玄笺《毛诗》,《毛诗》存而汉代今文三家诗遂亡。郑玄《诗》学,融汇了汉代今古文经学之精华,是汉代《诗》学的总结,又是魏、晋、唐代以及清代《诗》学的滥觞,因此郑玄的《毛诗传笺》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但长期以来,对郑学研讨不够,对郑玄《诗》学的贡献论述也较少,实为憾事。本文是在学习《毛氏诗传笺》的基础上,浅谈几点体会,以就教于大家。一、汉末经学的衰微与郑学的兴起欲论郑玄《诗》学的贡献,首先需明瞭两汉经学演变的趋势。经学盛于两汉,但汉末经学亦趋于衰微。皮锡瑞《经学历史》说:“经学盛于汉,汉亡而经学衰”。汉代经学衰微,其原因如下: 第一,汉代的经学是汉代的官方哲学,     

郑玄《注》《笺》中诗说矛盾原因考析

郑玄注《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常常引用《诗经》。若《三礼》中引《诗》,郑玄也大多作了解释。但是郑玄《三礼注》中的诗说,却和他后来作《毛诗传笺》时的诗说颇多矛盾之处。这是什么原因呢?据唐孔颖达说,是因为郑玄“注《礼》在先,未得《毛诗传》”。孔颖达这样说的根据,就在于《郑志》中郑玄答炅模问曾说:“注《记》(案指《札记》)时,执就卢君(案指卢植),后得《毛传》,乃改之。”     

略论周公的礼乐观

周公姬旦是西周的开国元勋 ,是西周确立时期最关键、最重要的领导人物。他辅佐成王 ,东征平叛 ,营建东都洛邑 ,以血缘宗法为指导 ,推行分封制 ,“众建亲戚 ,以藩屏周” ,设宫分职 ,又完善井田制 ,特别是在礼制和音乐方面颇有建树 ,堪称古代精神文明的创造者。周公“制礼作乐 ,致政成王” ,在潜移默化中改进与统一各地习俗 ,从思想上促进了国家的稳定和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礼是人的行为道德规范 ,乐是礼的手段。礼是现实生活的缘饰化 ,在古代许多制度规程就是礼。《左传》讲《周礼》是本 ,周公就是制定周礼并将礼与音乐结合起来的创始人。《…     

王肃的礼记学及其后世影响

王肃作为继东汉卢植和郑玄之后出现的礼学家,以其《礼记注》和《圣证论》中与郑玄有所不同的礼学观点,从而成为独自名家的一派,其礼记学著述及学说的传播与传承,对后世礼学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从集中在诸多礼学问题上王肃与郑玄的认识和理解的不同,以及历经唐宋元明清乃至近代的后世学者对王肃礼记学的各种观点的肯定与否,既呈现出传统经典学术传承中的时代性异同与特点,也表明在唐人标树的“礼是郑学”之外,还有值得后人关注和探析的别样的礼学观点及其学术价值意义所在。     

周公“天—仁”哲学是中国哲学“原型”论纲

周公创制“仁”字并实施“仁政”,是中国儒家践“外王”而兼“内圣”的真正创始人.宋明理学突现儒门“心性”侧面,改“周孔并称”为“孔孟并称”.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从孔子开始讲,影响巨大.但傅斯年、徐复观、许倬云、成中英等均已指向周公奠基中国哲学.而李泽厚先生近年借鉴考古成果,提出了影响较大中国文化在周公制礼作乐中实现“巫史传统理性化”理论,也明确了周公奠定中国哲学基础.周公“天—仁”哲学之所以是中国哲学“原型”,极简言之,一是“天人之际”一直是中国哲学主题;二是“天”、“仁”分别是中国哲学表达“外在”和“内在”的最古老且至今俯视中国理性的最高哲学范畴.     

郑玄《三礼注》中的汉史资料

前言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县)人。生于东汉顺帝永建二年,卒于献帝建安五年(公元127—200年),是汉末著名的大经学家。郑玄遍注群经而尤重《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郑注《三礼》常用“以今况古”的手法释经,即以汉代的典章、制度、文物、风俗、时事、方言、俗语等等,来比况和解释经文,使经义易明。因此,郑玄的《三礼注》中为我们保留了许多有关汉史的珍贵资料。而且其中许多不见于“正史”和其他典籍,还有许多则是郑玄当时据“目验而知之”者,这就更觉其可贵。郑玄《三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