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行政法制的程序化与行政程序的法制化

行政法制程序化与行政程序法制化是中国行政法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它首先表现为统一的法典的制定与实施。行政程序法是中国行政法制现代化的基石。其理论基础就是通过程序实现正义，亦即程序正义论；在中国，则是具体表现为依法行政原则。依法行政实际上是依程序法行政，亦即通过行政程序，实现行政正义。中国行政程序立法应选择以权利模式为主兼顾效率的模式     

论江泽民的行政管理创新思想

创新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永恒主题,也是行政管理的永恒主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不断总结行政管理工作的实践经验,在继承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大胆创新。江泽民对行政管理思想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行政管理观念的创新、行政管理体制的创新、行政管理方法的创新。     

试论我国行政指导程序的规范和完善

行政指导作为非强制性行政行为,在现代政府行政管理活动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但是当前我国无明确的行政指导程序加以规范行政指导行为,使得行政指导程序在立法和运作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结合国外行政指导程序的先进经验,提出了规范和完善我国行政指导程序制度的若干建议。     

行政程序中的协力行为研究——基于两岸理论与实践的比较

行政程序中的协力行为包括行政机关的协力和行政相对人的协力。前者称为行政协助,后者则称为当事人的协力义务。我国台湾地区关于行政协助和当事人协力义务的理论研究与法律规定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大陆在这方面的规定和研究还有待加强。开展两岸关于行政程序中的协力行为的比较研究,对于我国正在进行之中的行政程序立法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规范行政权力的基本法--行政程序法

行政程序法是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立法热点,规定了行政机关和相对人各自在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的程序权利义务.行政程序法的立法宗旨在于构建公正、公开、高效的行政权力运行机制.中国目前尚未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关于行政程序的规定散见在单行法中.统一行政程序法典的欠缺,严重阻碍了我国行政程序的现代化,应当早日启动立法程序.     

论行政决策程序的法制化——《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的立法模式分析

《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是我国第一个规范地方行政程序的立法。它的颁布对我国行政决策程序的法制化极具现实意义。《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以公民享有更多程序权利、政府承担更多程序义务为线索,以规范政府行政行为、转变权力运行模式、推进依法行政为目的,以突出程序控权、强调依程序办事、建立服务型政府为立法特色。《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也存在一些缺陷,通过对该规定的缺陷进行分析,提出了对制定行政决策要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的全程监督等建议。     

美国政府监管程序的宪法基础

美国今天的政府监管并没有明确的宪法根据。因此,行政程序遭遇到一系列严肃的质问:诸如正当性、公平性和可问责性。不过,在这三个问题上,已经发展出在功能上相当于宪法保障的体制。立法委代的假定应对了正当性难题,行政法发达的制度应对了公平性难题,司法和立法对行政程序众多正式和非正式的控制应对了问责难题。由此产生的图景并非整齐划一、逻辑严密,不过,它是一个可以运作的但却不甚稳定的解决办法,让宪法适应于其制定者不可能预见到的环境。     

中国行政改革的阶段定位解析——基于第三次明诺布鲁克会议的视角

尽管2008年第三次明诺布鲁克会议标志着新公共行政学已经把关注的重点转向讨论全球公共行政的走向以及对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理论进行有益的替代。但是中国的行政改革却还处在第一次明诺布鲁克会议所说的由传统效率行政向公平行政过渡的阶段，所以在此阶段定位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探讨政治——行政两分法之于中国改革的理论意义，同时分析政治经济改革脱节以及二元制结构下的社会分化对于中国行政改革的环境影响，尽管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思想是当前世界的主流思潮，然而单就中国的国情来说，新公共行政学更具指导意义。     

中国行政立法程序之探析 --兼论《行政程序法(试拟稿)》中的相关规定

<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国行政立法程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其科学性、民主性和公开性仍显不足.中国应加强行政立法起草的科学性,大力完善公众参与程序.为确保公众参与的实效性,在程序设计时还必须关注立法草案的公布制度、立法主体的理由说明制度和立法审查的责任机制.中国拟制定的行政程序法典应该将行政立法纳入其框架之中.     

关于行政强制立法的几个问题

行政强制是一柄双刃剑。在行政强制立法中,我们应当坚持中国特色,着重要解决当前我国行政强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即要对行政强制的名称和形式予以统一、对行政强制的设定权予以明确、对行政强制执行体制予以完善、对行政强制程序予以细化以及对起诉不停止执行原则进行重新设计。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政府社会管理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新一届政府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理念和强化社会管理思想是新时期重要的理论创新,对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而且这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将政府社会管理纳入和谐社会的视野,我们会发现,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至关重要。     

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是行政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也是一项极具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课题。然而由于我国行政诉讼起步较晚,在诸多方面都不够完善,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也存在着立法内容简单、司法实践指导性较差等问题,在第三人的资格认定以及权利救济等多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疏漏。在合理界定行政诉讼第三人时,关键是要考虑第三人参与的诉讼时间、利害关系的范围等因素。第三人的界定包括范围界定、时间界定、权限和地位界定,通过制度完善合理界定第三人,有利于为保障行政诉讼第三人合法利益奠定基础。     

行政级别、城市规模与土地产出效率

2019年1月1日起施行的《行政区划管理条例》强调通过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强化政府的行政化管理。行政级别作为国家政治权力在地理空间上的体现，对城市的资源配置、社会治理、政策规划实施起到重要作用。城市可以凭借行政级别的优势在中国的行政区经济发展模式下获取正反馈效应，因此从行政级别的角度理解城市发展也就抓住了中国特色的行政区经济模式的关键。研究首先对我国行政级别的制度背景、演化发展历程及发展趋势展开系统性梳理分析。在此基础上，基于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运用新经济地理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理论对行政级别、城市规模与土地产出效率之间的影响关系展开研究。分别从权力职能、财政能力、资源配置三个维度分析城市行政级别对土地产出效率的推动作用，由规模集聚、过度积累两个维度分析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的倒U型结构作用，再从行政区与经济区发展协同的角度分析城市行政级别与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的协同作用。在实证研究部分，研究通过对我国特色政治制度下行政级别设定的分析，将城市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土地产出效率纳入统一的面板数据模型中进行定量分析，在对数据进行单位根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基础上，利用2000-2016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样本进行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并通过内生性检验对模型内变量之间的干扰问题进行控制。为进一步探寻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倒U型作用下存在的最优区间值，研究利用门槛效应模型以全社会资本存量作为门槛变量通过500次自抽样门槛效应检验对城市规模存在的结构变化点进行探寻。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行政级别对土地产出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影响；第二，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呈现倒U型作用，城市在387万人时处于最优城市规模；第三，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的协同作用较小，现阶段城市行政级别与城市规模之间存在不协调的现象。最后，研究在着眼长远发展展开行政区划设置，强化行政区划设置在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作用、通过行政区划制度协调行政区经济发展，促进区域空间结构体系的良性健康发展、促进行政区划设置与土地产出效率的协同作用，提升城市土地资源配置与城市发展的匹配程度三方面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行政法上“控权论”的哲学审视

关于行政法是否存在或有必要构筑其理论基础,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对于什么是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以及什么样的行政法理论基础才是目前中国行政法所需要的问题,则是一个虽久经讨论却仍不过时的重要问题。其实,作为一种理论基础,其存在与否以及如何定位,都有赖于理论背后的哲学基础,否则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丧失了“合法性”。作为行政法上的理论基础,“控权论”可以从“本质—表象”、＂工具性—目的性“和”应然—实然＂这三个维度进行审视和考量。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找出其与“控权论”的对接与暗合之处,以期对中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的选择乃至重构有所启发和裨益。     

论构建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必要性

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案件的审理只能适用普通程序,而未确立简易程序,这种现状已不能适应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构建,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诉权、实现程序正义的内在要求、缓解案件增多与司法资源稀缺之间的矛盾、提高诉讼效率诸方面确有必要,为此建言,在修订的行政诉讼法中确立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并存的诉讼路径。     

论行政诉讼的再审事由——评新行政诉讼法再审相关条款

对行政诉讼再审程序的启动要严格限制和把关,要以再审事由的有限性、明晰性为标准,以存在错误的严重性为依据,以维护法院生效裁判的既判力为前提,来设计再审事由的内容。我国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对再审事由的规定存在标准不一、表述不一致等形式上的问题,以及再审事由的模糊性、不确定性与错误程度不够严重等内容上的问题。目前,要在保持新行政诉讼法稳定实施的前提下,对其规定的再审事由进行解释性改造,使其成为维护裁判既判力和纠正某些严重错误的有效武器。     

羁束行政行为中滥用职权的表现及规制

长久以来,滥用职权被认为只能发生在裁量行政行为的领域当中,其原因在于:只有裁量行政行为当中存在行政机关的主观意志,在羁束行政行为当中行政机关的主观意志被予以排除,没有权力滥用的可能。但是由于受法律文本表达所限和行政任务的日趋复杂,对于某些羁束行政行为来说,从事实认定到最终作出行政行为的一个或多个环节中存在着行政机关的主观意志已经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行政机关以羁束行政行为已经排除其主观意志为由,从而过度或者胡乱使用职权,将会造成行政职权实质上的滥用。因此,对于羁束行政领域中的滥用职权,同样需要采取相应的规制措施,如提升行政机关人员的业务素质、加强对行政行为的监督等,以避免相对人合法权益遭到侵害。     

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的法理分析

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是近年来我国司法实践创新的产物,客观存在于行政诉讼中.实践证明,它的出现实现了行政审判“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针对这一新的试点中的司法制度,从制度价值、司法价值和程序价值三方面进行法理分析,以期指出这一制度存在的法理价值,为立法提供理论素材.     

中国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研究

目前中国惩治危害生产安全犯罪乏力，折射出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严重不畅的现实。造成如此困境，其中既有行政立法与刑事立法不协调、判定标准不明确、移送程序不健全等客观原因，也有安全监管部门自身素质不过硬、公安机关选择性执法等主观因素。打通中国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制度梗阻，较为可行的路径是从实体和程序两大环节共同发力。首先，突破传统的依附型立法模式，明确危害生产安全犯罪及其相应的罪量标准，并在刑法中增设安全生产危险犯；其次，需要制定《安全监管部门移送涉嫌危害生产安全犯罪案件工作规定》，并出台配套的行政执法证据规则；最后，建立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案件调查与裁决相分离机制以实现自我约束，同时通过完善信息共享机制，强化外部的监督制约。     

论行政行为补正制度

行政行为补正是行政主体在一定期限内对程序存在轻微瑕疵的行政行为进行的补救,通过补正使原来违法的行政行为成为合法行政行为并维持其法律效力。行政行为补正的理论依据有行政程序双重价值理论、信赖保护原则、公正与效率的价值目标三个方面。目前我国行政行为补正制度并不完善,有必要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经验,构建我国统一的行政行为补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