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为学”观

朱熹关于为学的论述颇丰。他认为做学问的人一定要在究理、读书、居敬上下功夫 ,而治学的方法计有六条 :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著紧用力及居敬持志。朱熹的这一读书治学的经验对我们当今的求学者依然有借鉴经验。     

严译名著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以严复译《群学肄言》为例的考察

运用跨语际文本分析的方法,对严译八大名著之一的《群学肄言》进行考察,可以看到严复译《群学肄言》译文中包含大量严氏自己的思想,译者不仅传达了斯宾塞原作中所固有的西方思想,同时通过有意识地选用特定的语汇,将中国儒家的思想精华,尤其是荀子有关"群"的思想和朱熹一派的理学思想精华有机地融入其中,反映出严复立足中华文化,努力吸收当代西方科学思想,希望从源头上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思想文化现代化的真诚愿望。严复此种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的努力,堪称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继孔子、朱熹之后的又一个里程碑,为中华文化在近代的复兴奠定了初步基础。     

荀子礼学思想探源

荀子思想尤以礼学见长。尽管其历史观具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但是他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儒家以礼治国的思想,批判总结先秦诸子思想又多有融合,从人文和历史的高度挖掘礼仪制度的深层蕴涵,从社会、政治、人生、道德等纬度全面开拓礼仪制度的广泛外延,从而构筑了博大精深的儒家礼学思想体系,奠定了上古殷周文化模式向中古封建文化模式转型的理论基础。     

明清家礼变迁的内在逻辑——以《家礼·昏礼》为考察中心

朱熹《家礼》深刻影响了明清家礼的编纂,促成一种不同于礼学研究的知识门类———家礼学的形成。《家礼》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学问,重要原因之一是该书本身的不完备。作为朱子“早年未定之本”,《家礼》不但对古礼存在误读、曲解之处,还有不少不易施行、不合人情的仪式设计。其中,《昏礼》删“六礼”为“三礼”,回避了他所理解的六礼矛盾;设计“从下做上”的亲迎礼序,以体现先卑后尊的礼义;改三月庙见为三日,混淆庙见之礼与拜祖之俗。这些问题成为明代家礼聚讼之处,学者试图补完六礼以全古意,却发现《家礼》对六礼名义的理解无法包容问名、纳吉;试图补入拜祖礼俗以安人情,却发现《家礼》无处安置两次庙见。明中期之后,学者对《家礼》的质疑与反思愈发深刻,终于在清代汇集为一场批判、重构家礼的风潮。随着相关问题的穷尽,家礼学在清中期后丧失理论活力、归于沉寂。     

荀子的礼学渊源和历史影响

:荀子是战国末期儒家礼学的集大成者。他的理论为中国封建政治文化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本文对其礼学渊源和历史影响进行了论述。     

儒礼之宗教意涵——以朱子《家礼》为中心

朱熹不仅是一位强于思辨的哲学家,他也十分关心儒家思想在实践层面的具体表达及其社会教化功能,而且是个既虔敬而富有宗教热诚的儒者.他认为上古的礼仪已经太陈旧了,并且也太繁琐,需要加以适当的改革和简化,以适应当时的社会生活.一方面,他通过补充及更新材料,编辑了一本百科全书式的论著--<仪礼经传通解>[1].另一方面,他将原属上层社会的儒家礼仪世俗化和平民化,推广至民间,编成<家礼>一书,成为后世最简明的冠礼、婚礼、葬礼、祭礼实用手册.通观整部<家礼>,祠堂及祖先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祭祖只是其表现方式之一而已.朱子编修这本<家礼>,希望能培养人对祖先"爱敬"、"崇爱敬"、有"谨终追远之心"、"报本反始之心",这些都可说是一种宗教情怀,但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祖先崇拜.     

对礼学的历史考察

礼学产生，缘起于礼的传统和礼治实践。“周公制礼”的残篇断简，当为后来礼书的蓝本。春秋战国是社会转型期，“礼崩乐坏”，士子忧时而力图拯救之，倡礼言礼议礼，编定礼书，为礼学的产生提供了契机。孔子编定礼书，标志着礼学的产生。被称为“三礼”的《周礼》、《仪礼》、《礼记》三部礼书之形成，为以后礼学的开展奠定了基本范畴。礼书在传授中形成了经今古文两大系统。郑玄注《三礼》，使礼学走上今古文经融合的道路，《三礼注》成为礼学奠基之作。礼学在发展过程中，随政治制度的更易以及统治者思想意识的变化而沉浮。其中，学官的设置和科举制的推行对礼学产生了很大影响。清代考据之风大兴，礼学得机重振，出现了一大批带有总结性的鸿篇巨作，虽有思想方法上的及时代的局限性，但将礼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礼学的历史命运取决于它赖以存在的社会根基以及自身义蕴和社会功能的变化，从封建宗法制到民主意识或制度，从治民到教民，从仁义的形式到害人的桎梏，传统礼学走到了尽头。一部礼学史反映了历史的变迁，关涉着众多历史现象和事实，对礼学进行全面的历史考察，有助于在新时代开拓礼学的研究领域     

朱子对“为己之学”的诠释与建构

"为己之学"是宋代理学的重要主题,宋代儒者大多以"为己之学"自期.朱子对"为己之学"极为重视,甚至以之作为划分读书人是否为"吾党"的标准.他认为"为己之学"既是学问的目标,也是为学的基本原则.朱子诠解<大学>,其目的就在于将"为己之学"理论化、系统化,并落实在文本中.     

以讲为学、以会为学:明代书院讲会的新特点

"以讲为学"、"以会为学"是王湛之学区别于程朱理学"以学为学"的一个重要特点。讲会和书院的结合,是王湛及其后学寻求学术自由的明智选择,也寄托着社团书院的讲学精神,乃至政治意愿,理应引起人们的注意。正是他们奉"以讲为学"为利器,立书院,联讲会,才鼓荡起百余年的心学思潮。     

朱熹理学化的帝学思想——以《经筵讲义》为中心的考察

《经筵讲义》是朱熹为引导宋宁宗成君德立圣治,建构其理想的帝王之学而作。为此,他紧扣《大学》三纲领,以“天理”所赋之“明德”作为人的本质属性,诠释了尧舜可学而至的理论依据及工夫进路,从而将帝王纳入了“天理”所规范的范围,要求他与普通人一样按照理学的标准修身,成就盛德至善的圣王功业,寄寓了朱熹以学术影响政治,以理学建构帝学,致君尧舜的理想,客观上促进了理学的社会化。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老子》“为学”“为道”思想之智慧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思想是《老子》思想的核心所在。通过“若水”“不争”、“见素抱朴”、“涤除玄览”等方法去“为道”,可以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研读《老子》,就是要深刻体会其“为道”“为学”思想的大智慧及其管理深蕴,并为高等教育管理提供一些启迪。     

北宋礼学的转向——以濮议为中心

濮议是融礼仪、礼制、礼意、礼经为一体的礼学争议问题。从思想史角度考察其意义,可以获悉北宋儒学思想发展的新动向。司马光等人从维护皇权专制统治出发,强调"礼"具有的社会规范价值,以及对于维持尊卑等级结构的现实意义。欧阳修等人则从"礼"赖以存在的基础着手,彰显"礼"的人性本质,突出"礼"的内在精神实质与外在表现形式的相依关系。程颐从宇宙自然秩序入手,提出"天理"是"礼"的根本所在,坚守"礼"的伦常本位,对礼学融入理学的历史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从章句之学到义理之学——以朱熹《大学章句》与《经筵讲义》为例

朱熹《大学章句》与《经筵讲义》均是对《大学》的经典诠释之作,但因教育对象不同,导致了两者在诠释目的、诠释体例、诠释方式、语言风格等方面的差异。《大学章句》是书生之学,故而采取了传统章句体,通过章句训诂引导学者,进而阐发义理,思想简明扼要,语言典雅规范;《经筵讲义》是帝王之学,故而采用了新兴讲义体,虽然也讲训诂,但是特别重视义理阐发,以鲜明的观点、通达的语言感格君心。宋代帝王之学的兴起,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国经典诠释形态从章句之学向义理之学的学术转型,是经学由汉学向宋学演变的重要因素。     

以道观礼--老子之礼学

老子礼学呈现强烈的批判性。老子从道的高度考察礼,批评礼和礼治在政治层面的危害性和理论层面的不合理性;将礼的神学根据———天、帝、鬼神置于道的宰制之下,并从本原论方面予以证明;在论述学道方法的同时,讨论了学礼的方法———“益”;但是,老子将“道治”的实现寄托于天子、诸侯,违背了其圣人“以道莅天下”的理想化设计,还对丧礼和祭礼有所肯定。     

荀子“多言而类”的礼学阐释

对荀子多言而类的阐释应该在荀子理想人格以及人格等阶差别的意义域中展开。荀子多言而类的观点既是对理想人格语言特质的抽象概括,在特定的荀学语境中又转化为具体的、极富实践性的礼言规范,并可以与其他礼学典籍中的语言观相互参照。多言而类既是政治意义上的治国理念,又是修身意义上的道德规范。其对言行之间的一致性、言语所遵守的礼仪规范、言语的务实态度所做的规定不仅仅是对圣人个体语言的修养要求,言语的修养次第实际暗喻了各个人格位阶不同的政治地位,以及与其政治地位相对应的政治职能。     

王夫之礼学思想的特色——以“濮议”论为中心

通过分析王夫之对礼学争议"濮议"的评述,可以看出王夫之的礼学思想既有突出"礼"的人性情感基础的一面,同时又不乏对礼学政治规范价值的充分认识,使其与宋儒礼学思想之间既呈现出差异性,又有一定的相似性,从而获得了巨大的活动空间。     

儒家“为己之学”的现实意义

"为己之学"是儒家传统为学之道的主流,其实质"就是学做人"、"学习成为一个完善的人"。儒家的学做人,大体可以概括为两大方面,即尊德性与道学问,二者的顺序上,尊德性是第一位,道学问是第二位。二者的关系上,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一为学传统已渐行渐远,致使当代大多数学子对"为己之学"提法感到陌生,对其深刻内涵不甚了解,疑议丛生,不一而足。鉴于此有必要重提"为己之学",以唤起学子对"为己之学"真切的领会,即它是由本及末由体及用的正确为学之道。由此确立为己之心,笃实为己之心,正确处理学与用、闻与达的关系。将为己之学聚焦在自身思想道德素质提高上,将为学功夫下在自身能力提高上,契合在内圣外王的功用目的上。     

礼的法典化——论荀子的礼法观变革

在先秦儒家,荀子首先提出了"礼法"概念,开启了儒家礼的法典化进程。荀子释礼为法,将礼从内在心性引向外在法典,展现了儒家内部的礼法观变革;又以礼纳法,批判了法家以严酷刑律治国的思想,提出以礼为国家法典之主导的思想。荀子的礼法思想,以"重建"整个社会制度为归旨,故而为儒家进入政治生活领域打开了通道,提供了范式。     

胡安国《春秋传》的礼学观

<春秋>与礼关系密切,礼的本末、常变关系,历来是<春秋>学讨论的热点.礼有本末之分、文实之别,礼有常亦有变.胡安国的<春秋传>提出了"正身治人礼之本、威仪文辞礼之末"的思想,强调"礼以敬为本"观点.胡安国认为,礼之"本"与"实"是不可更改的"礼之常";而礼之"末"与"文"则是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调整的"礼之变".在"礼之常"与"礼之变"之间,有一个基本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那就是"变而不失礼之正,则犹可矣"、"变而不越乎道之中".     

政治哲学视域下荀子的礼——以人性、优良政府和正义为中心的考察

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主题是人性、优良政府与正义,而荀子是体现这个主题的重要一环。对于荀子来说,该主题很大程度上是以礼为焦点的。从政治哲学的视域考察荀子的礼观念,可以看出其呈现出多重向度。就人性哲学的主导倾向而言,可以把荀子归入他律伦理学的类型;就理想的政体而言,荀子支持的是君主专制,只不过是仁慈的专制主义而已;就正义观而言,荀子形成了颇有特色的精英主义的等级分配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