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发展推动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生计转型：动力与阻力

在易地扶贫搬迁和乡村旅游发展的双重影响下,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农户迎来了生计转型的契机,但生计资本限制、心理阻碍、产业发展瓶颈制约等阻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搬迁农户生计转型的驱动力,影响着生计转型的进程。要克服这些阻力,政府应重塑关键生计资本,提升搬迁农户参与旅游生计活动的能力;加大心理资源供给,激发搬迁农户参与旅游生计活动的意愿;增强产业发展活力,实现旅游生计方式的可持续性。     

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可持续生计研究 ——以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为例

易地扶贫搬迁不仅要"搬得出",更要"稳得住",而生计可持续性发展是移民"稳得住"的保障。本文利用熵值法,通过构建可持续生计评价体系调查巴马瑶族自治县的易地扶贫搬迁,将研究对象分为已搬迁移民、欲回迁移民、未搬迁移民三种类型,并分析其搬迁前后生计资本的变化情况,然后分析家庭结构、安置方式与迁入地区对搬迁移民生计资本的影响。研究表明,搬迁后已搬迁移民的生计资本整体水平提高,而欲回迁移民与未搬迁移民的生计资本则略有下降;不同的安置方式移民对生计资本增长率的影响程度为:有土分散安置>有土集中安置>无土集中安置,搬迁到乡镇的移民比搬迁到县城的移民生计资本增长快;未搬迁移民未搬迁的主要原因是其家庭的经济能力不足、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低谋生能力较弱以及生活成本高等。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重视提升移民的人力资本;按照移民致贫原因和特殊需求实施移民计划;要实现移民的空间转型和社会转型同步,以扶贫而非搬迁为重点;需要从无土集中安置为主的非自愿移民模式,转向以就地就近扶贫安置为主的自愿移民模式。     

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现状及对策——以昭觉县M社区为例

“十四五”规划强调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保障移民后续生计安全,如何增强移民的可持续生计成为了重点。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通过实地调研,分析M社区搬迁前后移民生计资本的状况,探讨移民后续生计发展问题。研究表明：易地扶贫搬迁后,移民的生计资本提高,生计状况有所改善,但仍存在移民就业持续性差、移民主体内生动力匮乏、安置区产业尚待发展等生计风险。为此,主要从发展人力资本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提高移民可持续发展能力。     

迈向共同富裕背景下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随着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在未来迈向共同富裕背景下,创新基层社区治理成为“后搬迁时代”下巩固民族地区易地搬迁脱贫成效、促进移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近些年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积极开展实践探索,涌现出了一批基层社区治理创新的典型案例,包括“党建引领+政府主导+社区自治”的广西模式;“政府+社会组织+社区+企业”合作参与共治的贵州模式;“政府+市场”的甘肃模式,这3种模式在治理特点上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其完善发展也面临着不同的挑战。     

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地方改写及其实践逻辑限度——以Z省A地州某石漠化地区整体搬迁为例

"易地搬迁脱贫一批"是中央精准扶贫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实施以来对贫困地区尤其是生态脆弱、基础条件困难地区的民众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在实际推进中,不同施政理念的地方政府对于易地扶贫搬迁有不同的政策安排、搬迁方案和安置方式,不同条件地方的民众对不同的易地搬迁政策也反应不一。以中国西部Z省石漠化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整体跨区域搬迁政策为研究对象,以该地区核心腹地A村的整体搬迁情况为调研重点,结合抽样问卷调查和随机入户深度访谈,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地方改写、实践逻辑限度与治理困境进行研究。基于调研情况初步发现,该地"整体跨区域"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存在对中央易地搬迁政策精准取向和价值基础一定程度上的替代,政策变通在决策层面也存在合法性挑战,造成政策执行亏损与层级性治理困境,不仅在一些关键利益上存在政策要求与政策对象期望相悖之处,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对村民当下的生活造成阻断。     

易地搬迁移民社区文化治理的实践逻辑——以陕南G社区为例

易地搬迁移民社区在实现居住空间变革的同时,也使原有的互助空间、社会交往空间、礼仪空间、心理文化空间、娱乐休闲空间走向瓦解,面临从乡土文化向现代文明转型的过程。新型文化空间的构建遵循了国家权力自上而下的外生型“官治”治理和社群自下而上的内生型“自治”治理逻辑,一方面,作为外生型的行政治理机制的公共文化嵌入,通过公共文化设施的修建、文化资源的下乡、文化活动的开展实现社区文化共同体的重构,国家通过文化的柔性治理技术将社区作为国家治理单元,奠定了国家政权稳定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作为内生型的自我治理机制的村落文化的延续,通过船桥会的延续、农民丰收节的开展等各种民俗节庆活动和自发的社交聚落,有效应对文化失调导致的个体化焦虑,通过增加集体记忆塑造社区共同体的情感能量,从而实现社区空间的文化治理。在社区治理实践中,唯有加强外生型他治与内生型自治的协同治理,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上下互动的和谐社区,实现社区治理的善治。     

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地区可持续脱贫探析 ——以凉山彝区易地扶贫搬迁为例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关于扶贫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脱贫攻坚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在全面建成小 康的关键时期,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奔康是短板,要如期脱贫,需因地制宜,探寻出一条可持续的脱贫路径。以凉山 彝区易地扶贫搬迁为例,通过分析搬迁实施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以及搬迁群众后续发展制约因素,从部门协调、精准识别、产业 支撑、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以及贫困群众内生动力的培育等方面探寻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地区可持续脱贫路径,以期实现同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空间理论下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可持续发展研究 ———以昭觉县 M 社区为例

易地扶贫搬迁作为国家的顶层设计,体现国家对空间贫困的一种外在力量的干预,其是通过自上而下的空间规划改 变贫困人口的生存环境,以达到使移民脱贫致富的目的。 从“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恶劣环境搬迁到资源更丰富、更有利 于人类发展的环境中,是为了实现人们生活水平的跨越。 易地扶贫搬迁改变的不仅仅是地理空间的位移,更是搬迁居民对城 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元一体的社会空间的实践。 基于空间理论视角,聚焦于微观的社区管理者、搬迁居民与空间三 方面,目的是通过对 M 社区的空间再造的路径选择和居民社会适应效果的调查,分析讨论 M 社区空间重构的优缺点,并探索 空间再造的路径,丰富空间再造的路径,为社区管理者提供多种空间再造路径的选择,同时也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一些借鉴 与参考。     

易地扶贫搬迁情况分析与思考

基于中西部8省(自治区)16县2 019户建档立卡搬迁户问卷调查数据,对建档立卡搬迁户的总体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建档立卡搬迁户生存环境较差,收入水平偏低,生产和生活不便且开发难度大,饮水困难、不安全现象突出。因生存性困难或发展性困难而需要搬迁的农户比例为92.67%,暂时不需要搬迁的农户比例为7.33%。建档立卡搬迁户搬迁意愿强烈但仍有疑惑,且有部分搬迁支付意愿。现有政策能够基本满足人均住房面积的要求,但对后续政策的需求强烈。建议加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宣传工作,易地扶贫搬迁要根据轻重缓急分类施策,搬迁方式需要符合贫困家庭的生计能力,在严格控制标准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进行住房建设,加强搬迁后的后续扶持政策。     

空间社会学视阈下易地搬迁社区治理路径——以湖北省巴东县为例

易地扶贫搬迁是我国脱贫攻坚重要政策之一,对成功实施精准扶贫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但由易地扶贫搬迁引起的物理空间、生产空间、社会关系空间及心灵空间的改变,打破了原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带来一系列的社会治理问题,需要完善配套制度和治理政策。对湖北巴东的考察表明,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社区及其空间变化引发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邻里关系空间及心灵归属等问题,需要从社区治理创新视角,探寻重构物理空间、再造生产空间、重塑社会关系空间、建构心灵空间的社区治理路径。     

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研究——以湖南城步苗族自治县为例

民族地区旅游资源丰富,随着各种旅游资源的开发,形成各类特色鲜明的景观,但是在开发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本文以湖南城步苗族自治县为例,就民族地区旅游开发过程中存在问题的表现、原因及解决途径进行初步探讨.     

话语权视角下对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战略的思考——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例

在社会深刻转型的背景下,国内特别是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遇到严峻挑战,在局部地区呈现出主导性与非主导性意识形态等量齐观的显性格局。建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优势话语权,不仅要不断实现和并强化意识形态话语在认知、价值、实践层面的有机统一,而且要通过强化机制和培养队伍,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这是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战略的现实需要。     

民族地区之间和谐发展问题研究——以湖北省来凤县、湖南省龙山县为例

文章以湖北省来凤县、湖南省龙山县为例,就民族地区之间如何实现和谐发展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如下对策: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步伐,提高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此为实现和谐发展的基础;加强民族团结,建立和谐的民族关系,此为实现和谐发展的前提;牢固树立和坚决贯彻科学发展观,此为实现和谐发展的根本保证;正确处理竞争与协作、竞争与帮助的关系,此为实现和谐发展的关键;妥善处理民族地区之间的利益关系,此为实现和谐发展的重点和难点;广泛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激发人民群众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智慧和创造力,此为实现和谐发展的动力。     

民族地区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对环境卫生的影响——以湖南城步县、广西龙胜县、贵州黎平县为例

本文从湖南城步县、广西龙胜县和贵州黎平县的一些农村公共环境卫生调查情况入手,具体分析了民族地区农村陈旧的生产生活方式对农村环境卫生建设的负面影响,并提出相关的对策和建议。     

民族地区机构养老服务政策执行影响因素探析——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

对民族地区机构养老服务政策执行影响因素的探析,有助于纠正该政策在民族地区执行中的偏差。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探讨影响民族地区机构养老服务政策执行的主要因素有:政策标准与当地现实不够适切;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不够到位,医护人员和服务人员严重缺乏;政策执行主体对政策认识不足,其他社会主体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缺乏参与;目标群体对机构养老服务政策接受程度较低;特殊的自然环境导致部分老年人迁移;传统家庭养老及互助养老对机构养老存在挤出效应;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对政策执行效果存在显著影响。     

社会治理视角下的民族地区林权争议研究 ——以贵州省L县为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林权作为农民一项重要权利,势必会造成诸多矛盾与争议。拟从剖析L县林权争议的 特点、原因以及解决途径入手,寻找一条适合民族地区林权争议的最优路径,而树立起将林权争议处理在基层的典范,将林权 争议问题妥善解决,从而建构成一个以民间自治为主、官方为辅的解决林权争议甚至是矛盾调处体系,是法制社会的重要课 题,也是今后依法治国的重要方向。     

当前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主体作用发挥情况及其对策研究——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

本报告对湘西州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主体作用发挥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作者认为,当前农民积极参加经济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和村容村貌建设,但参与新农村建设规划和方案的制定严重不足,参与民主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不够。要充分发挥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必须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增强其领导新农村建设的能力和水平。二是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使农民全面正确理解中央关于新农村建设的精神和内容。三是充分认识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将农民主体地位落到实处。四是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促进和保障农民主体作用的实现。五是制定科学合理的新农村建设方案与规划,使农民从内心支持、参与新农村建设。六是加强对农民的教育与培训,提高农民素质,增强其参与建设的能力。七是寻找符合自身实际的新农村建设道路、切入点和方法。八是新农村建设的各项内容要同时推进,积极探索农民参加新农村建设的适当形式。九是正确处理新农村建设中试点村与非试点村的关系。     

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研究——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地区农村为例

目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存在体系不健全、社会保障覆盖面小、整体水平低、管理不规范、立法滞后等若干问题。经济、文化以及现行的土地制度成为建立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阻碍因素。建立和完善具有民族地区特色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一是建立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二是建立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相结合的养老保障制度;三是大力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四是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保障制度的立法工作。     

民族传统生计与石漠化灾变救治——以广西都安布努瑶族为例

一个民族的生存环境是特定的,为了适应不同的生存环境,每个民族都具备其特有的传统生计方式。都安布努瑶族长期生息在高度石漠化的喀斯特山区,该地区土体浅薄、土壤保水性不足,对植物种类成分选择性强。面对其脆弱的生态系统,布努瑶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出了一套适应于当地生存环境的传统生态智慧和技术技能,从而使本民族得以发展延续,并凭借这样的生态智慧和技术技能有效地控制了石漠化灾变,化解了生存环境中的结构性缺陷,使得看似极不有利于人类生存的环境也能成为可以利用和改造的家园。这一事实足以表明,布努瑶族能够将世人视为“土地癌症”的灾变实施有效地救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