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衡在元代理学官学化中的地位

元朝成为理学发展和变为官学的关键时期,许衡在其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对程朱理学的继承、改造和传播,推动了程朱理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而他帮助元世祖忽必烈施行“汉法”政策和“兴儒”方略,则为将程朱理学推向全国和成为官学创造了条件,并最终使理学在元代实现了官学化。     

明代文社与科举文化

明代中后期文社的大量出现是科举文化衍化出的重要文化现象.明代科举以<四书>、<五经>为考试内容,以八股文为考试文体,以程朱理学为解题规范.出题范围的狭窄,文体格式的固定,以及评卷标准的僵化为士子们寻找考试规律提供了便利.他们自发地组成文社,相互探讨学习攀业.文社不仅为他们提供了交流切磋举业的机会,对他们的登科也大有裨益,甚至还成为下第士子的精神家园.文社因科举而繁荣,反过来对明代科举文化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很多文社在明代后期掀起了复古的思潮,他们试图以社团的力量,通过对明代前中期文风的提倡,改变当时空疏浮躁的科举风气;并刊刻社稿以及名家名作,作为规范士子们写作时文的准绳,以更好地矫正士人心态.文社社事活动的开展,又衍生出了许多泛科举文化现象,如时文评点之学的盛行,科举书籍的刊刻、推广等.随着势力的壮大,一些文社要员或操控科举考试,或干预朝政,使文社远离了当初建社的本意.     

元代书院与程朱理学的传播

元代建立之后,南宋遗民将书院作为研究与传播程朱理学的基地,以捍卫其作为"道统"维护者的尊严.在官方支持下,程朱理学以书院为依托实现了北传,不但将程朱理学的影响成功地向北方广大地区扩展,而且也使蒙古贵族对其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随后,程朱理学被统治者提升为官方哲学,并规定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在学习程朱理学与科举应试相统一的思想指导下,元代书院的教学成为程朱理学传播与普及最重要的途径.     

理学经世路线与曾国藩的理学经世

晚明以降,理学的空疏一面受到士子们猛烈地批判,理学主流的经世意旨却因此被忽略。其实理学主流无论程朱抑或陆王从未背离儒学经世的传统。曾国藩不仅对理学经世的精神意蕴多有阐发,而且尤其注意理学经世的路径。他明确揭橥“礼学经世”口号,不仅廓清了理学末流,恢复了理学经世的原旨,而且发展了理学经世路线,无疑是经世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贡献。理学经世的价值取向所蕴含的活力因素（务实精神、变易思想）深刻影响了曾国藩在近代社会中的所作所为     

洋务运动与知识分子

洋务运动与知识分子黎仁凯洋务运动是晚清咸同之交一批先觉知识分子倡导发动的早期近代化运动。这批知识分子大多是曾追求科举功名的士子或由科举仕进的官僚士大夫，也有社会绅士。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接触了西学，洞达时务，深具忧患意识，力主通过学习西方谋求富国强兵。他...     

明代科举的发展特征与启示

明代科举处于中国古代科举发展的鼎盛阶段,具有以下明显特征:完全与官学教育融为一体,形成了包括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和庶吉士考选在内的五级考试体系以及以科举功名为主、学校功名为辅的层级功名体系,科目单一和考试高度统一,防范和惩治作弊之制空前严密,分地确定解额和录取比例制度合理、完备,实行进士观政制度,规范性、包容性、适应性、公正性和吸引力都空前加强,明中叶后科举功名成为决定士子个人前程和朝廷分配政治资源的决定性因素。这既是科举制自身发展和明代社会内在要求的产物,也是明代统治者统治理念的反映和其高度重视的结果。既对选才和普及儒学文化尤其是促进社会稳定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也带来人力和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败坏和压抑人才、延缓了社会的发展进程等消极影响。     

程朱理学的正统化实现及其历史命运

程朱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统治时间最长、影响最深的一种官方哲学。但是,理学在其初始发展阶段由于被斥为"伪学"而几度遭到禁止。发生在北宋时期的"元学禁"以及南宋的"绍兴学禁"和"庆元学禁"都给理学以沉重打击。但理学毕竟是一种较为完备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由于其政治适应性,尽管历经坎坷而终成正宗。这其中既有反道学斗争的缺陷,使得对理学的批判无力,也有魏了翁等人恢复发展理学的积极努力,更重要的是封建统治阶级对程朱理学的政治需要。因此,理学的正统化实现乃是历史的必然。程朱理学毕竟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哲学,其唯心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它必将被民主主义的思想所取代,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科举视域下明末清初文人的选刻活动——以《儒林外史》为例

《儒林外史》中多处描写了士子选刻举业范文的活动,如马纯上、匡超人等选家为我们所熟知。明清科举考试内容、考试文体的程式化,使得士子们探寻到了钻研时文的规律,刻本也就为他们学习举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商人刊刻程墨所派生的经济效益推动了选刻活动的发展,而与科举相关的文人结社更是起着重要作用。小说中的选刻活动既反映了选刻风气在明末清初的盛行,也折射出明清科举文化的社会影响。     

张采与东林朱学

张采是明清之际学术大转型思潮中重要的理学代表人物，其接武东林朱学的学术实践，主要体现在传承东林学脉、整理理学著作、宣讲程朱学说等三个方面。这些学术实践，就理学学统传承而言，是东林朱学在复社的继续和发展，就时代精神实质而言，是复社士子重建与张扬程朱理学的开端。从东林朱学到复社实学，再到康熙理学，程朱理学之所以能历经王学狂飙和鼎革巨变而常新不衰，张采等复社巨子可以说是居功至伟。     

明代科举与文人结社

  明代科举与文人结社的关系极其复杂。科举对文人结社的影响巨大,而文人结社发展到一定规模和水平的时候,也会反作用于科举。科举对文人结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登科士子的结社促进了结社风气的形成,科举制度直接催生文社并推动文社发展,三年一次的科考为士子结社提供了契机,而科考的内容和方式对文人结社也有很大的影响。文人结社对科举的反作用直接体现在科举考试的录取上,间接体现则是在八股作文的文风上。     

《春秋胡传》和宋元明科举

胡安国是南宋理学的开创者,其理学紧密结合国家的现实危难,所上《时政论》亦有学理价值。此外,胡安国还是湖湘学派的创立者。胡安国是宋代春秋学史上的杰出人物。尊奉孟子、庄周、董仲舒、王通、邵雍、张载和程颐共七家之学说为撰述纲领,这是胡安国标举的思想旗帜。直接地取法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来著书,这是胡安国采取的撰述策略。胡安国对宋元明时期的科举考试影响巨大,《春秋胡传》成了考试指南。胡安国欲以自己的著作来顶替《左传》,这一点他没有办到。尽管《春秋胡传》具有理学的深刻性,但它却缺少史传文学的情节性和生动性。     

阳明心学、佛学对明中后期科举考试的影响——以袁黄所纂举业用书为中心的考察

明代中后期,随着思想文化的日趋多元化,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受到动摇,科举考试的指导思想也因此发生了变化,阳明心学、佛学和老庄以及其他各种思想开始向科举渗透,其中对科举考试影响最大者当属阳明心学和佛学,这一趋向从袁黄所纂举业用书中可以得到印证。     

元朝科举体制下少数民族教育公平问题研究

元朝由蒙古族建立,蒙古族以＂尚武＂著称。初期,由于统治者对科举考试认识的偏颇,以及政治、经济体制的不完善产生了一系列民族教育公平问题。随着封建统治的逐步巩固,当民族间教育文化水平的差距和民族教育公平问题成为元朝封建统治的主要障碍时,统治者采取实施科举考试、崇儒兴学等策略和方式,以促进民族教育的公平发展进而实现元朝统一政权的形成。虽然在科举考试中统治者采取诸多看起来对汉族士子不公平的＂优惠＂政策,向本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倾斜＂,但于教育文化水平相对逊色的少数民族而言,统治者能从自身客观角度出发做出这样的决定,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应对其进行公正而不失偏颇的评价。     

袁黄与科举考试用书的编纂——兼谈明代科举考试的两个问题

明代中后期,科举考试和商业出版都特别发达.适应市场的需求,书坊刊刻了大量科举考试用书,很多著名文人成为科举考试用书的作者,袁黄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他编纂了至少十余部科举考试用书,这些书深受市场欢迎,在士人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拟就袁黄编纂的、且在当时已经出版过的科举考试用书进行考证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明代科举考试的指导思想和二三场在整个科举考试中的地位.     

科举制背景下的士妓关系

唐宋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不断完善,士子们科举之前的紧张和压抑与科举之后的放松形成鲜明对比。在这种情况下,妓女成了他们排遣内心感情的重要途径。自唐代以后,进士们与妓女的关系发生了重要转变,从唐代的亲密合作者到宋代的红颜知己,再到元代"同是天涯沦落人",明代的志趣相投的同志,最后演变到清代嫖客和妓女的关系。不同时代士妓关系的转变也体现了文人社会地位的变化。     

明代儒经学术与科举制衡作用下的儒家类丛书编纂

明代儒家类丛书的编纂大体经历了明初汇纂注疏、正嘉自抒议论、隆万浅说评点、启祯儒经新说四个阶段。明代科举制度、科举的主试文体、举业文风等都影响着儒家类丛书的编纂,使其形成了重视群经总义、注重指导举业文章、遵从规定注本等特点。儒经思想学术与科举制度之间的制衡和取舍,决定了明代儒家类丛书编纂的复杂性——阐说儒理又要兼顾功利,秉承程朱也不回避阳明,兼有经学和文学的性质、学术与治道的功用。     

宋元易代之际的南宋士大夫——以浙东地区的士大夫为主

自西周以来,在分封制中就有大夫和士的等级,当时的士、大夫和士大夫,既习文,又不摒弃武事,所以并无严格的文武之分。魏晋以后到唐代,随着察举制和科举制的盛行,具有一定文化知识而入仕的士人大增,士大夫逐渐成为文臣的专称。赵宋政权建立后,通过改革科举制度,造就了大批以科举入仕的士大夫。进入南宋,浙东地区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地近京畿的有利条件,更多的士人通过科举进入士大夫行列。宋元易代之际,士大夫中主要形成了三种政治态度:坚持抗元,直至殉国;隐居山林,拒绝征召;归降元朝,成为貮臣。其成因有三:一是“华夷之辨”的认识和儒家思想的教育;二是力图通过文化优势,消极反抗元政权;三是南宋尚武精神的缺失,一些人在元朝的威逼利诱下,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屈辱投降的道路。其中,持第二种政治态度的士大夫占了绝大多数,以王应麟、黄震、胡三省为代表浙东士大夫,可以作为他们的典型代表。     

蒙元政权的儒化历程与程朱理学的官学化

元代是我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朝代,它以漠北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并最终建立了一个大一统帝国。为了巩固大一统帝国,蒙元统治者尤其是忽必烈主动认同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推行汉化政策,由此赢得了中原地区民众对其政权的文化认同。蒙元政权对儒学非常重视,在金、辽、西夏汉化的基础上,主要推行南宋地区所流行的程朱理学,而摒弃辽、西夏、金所推崇的章句注疏之学。蒙元政权经过长期的努力,尤其借助金朝儒士大夫向以元大都为核心的北方地区传播,最终确立了理学在学术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成为元朝的官方意识形态。     

元代书院官学化的历史文化解释

元朝蒙古族的游牧文化与汉族的农耕文化经历了一个从冲突到融合的发展过程。在文化价值取向上,元朝统治者崇佛重儒,使蒙汉文化从冲突走向融合。其结果使蒙古社会传统的知识发生了转型,高等教育活动主要围绕儒家文化高深学问展开。"国子学的多元性"、"书院的官学化"、"科举的时断时续"构成了蒙元时期高等教育的主要特点。本文在回顾元代官学化的历史事件和综述有关研究的基础上,对元代书院的官学化问题进行了文化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