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产业扶贫的实践困境——对华北李村产业扶贫项目的考察

以华北李村“整村推进、连片开发”产业扶贫项目为例,发现在产业项目申请阶段容易出现“精英捕获”与“弱者吸纳”;在产业进行中易遭遇由逆向软预算约束带来的“政策性负担”以及规模化经营不善等问题;最终在产业完成之后又面临着后续维护的缺失与农民生计系统的损害。产业扶贫的地方实践背离了国家“精准扶贫”的政策目标。产业扶贫背后隐藏着扶贫济困的社会道德逻辑与产业发展的市场化逻辑的矛盾,前者决定了产业扶贫是以项目为载体,后者则容易导致规模化的经营方式,两种逻辑之间的张力与冲突增加了产业扶贫项目失败的风险。     

小农格局下的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理论阐述与国际镜鉴

基于对农业高质量发展内涵、小农生产格局下中国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面临短板的理论阐述，针对性梳理日本、韩国等典型小农国家提升农业发展质量的国际经验。研究表明，保障供给、结构优化、质效提升、体系完善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征，但小农生产格局下，生产效率低、成本高、品质和环保水平差等固有不足，使中国农业距离实现高质量发展尚存一定差距。提出中国可借鉴日韩两国推进结构改革、健全社会化服务、强化科技创新、推进产业融合、造就新型农民队伍、推动绿色转型和夯实“软实力”的典型经验，以立足小农、服务小农、强化小农为政策主线，促进人、地、资金等关键要素的整合与流动，不断强化种业创新和装备创新，推动农户生产行为实现绿色转型，同时注重将增强“软实力”作为提升“硬实力”的有效补充。     

大国小农 何去何从?——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对马恩经典农户理论的拓展和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深入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体现。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小农消亡的命题,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对经典农户理论作出了重要创新。基于历史背景和实践脉络审视经典理论的起源和时代化发展,可以看出,以技术进步与政策转向为代表的实践变化突破了理论的分析背景,改变了原有发展趋势,小农消亡论断未能成为现实。基于独特的资源禀赋和制度安排,中国共产党探索出激活农村土地和劳动力要素市场、发展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市场这样一套“三位一体”的小农改造模式,不断在市场化进程中推动生产要素组合优化和配置效率提升。     

“区块链+”小农户生产扶贫:模式与机制

小农户生产扶贫是产业扶贫的重要补充,对贫困小农户的资源和能力禀赋要求低,对解决深度贫困问题、抵御疫情等自然或社会风险、稳定脱贫成效有重要意义。只有建立将小农生产消费关系嵌入社会关系的巢状市场,小农户生产扶贫才能持续。在小农户生产扶贫实践中,存在着无法建立巢状市场的现实困境。通过在线下对接贫困村庄与城市社区,在线上利用小农电商专用平台对接贫困小农户与城市消费者,运用区块链技术,可以建构小农户生产扶贫新模式,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且安全可靠的巢状市场。推行“区块链+”小农户生产扶贫新模式,可以保障贫困小农户与城市消费者无障碍直接对接、有效有限筛选认同小农价值的城市消费者和扩大贫困地区小农生产规模提升流通便利性,从根本上解决小农户生产扶贫无法建立巢状市场的难题。为此,需要政府采取措施,搭建“区块链+”小农户生产扶贫的综合平台、优化运营环境和完善基础设施。     

产业扶贫与扶贫 “产业化”———基于广西产业扶贫的案例研究

产业扶贫作为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战略,其发挥的积极意义和正面功能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但不可否认的是,产业扶贫的实施过程中却出现了扶贫“产业化”的现象。所谓的扶贫“产业化”意味着产业扶贫的资金、资源和项目变成了扶贫工作参与主体谋取个体或部门利益的资源和资产,且具有利益一致性的主体之间还形成了俘获产业扶贫资源的配合关系。产业扶贫中扶贫“产业化”的出现源于扶贫工作中核心主体基于现实自身利益的考量,同时还与扶贫工作面临的结构性困境有关。扶贫工作必须积极应对扶贫“产业化”现象的出现,以扭转其对扶贫工作带来的不利局面和后果。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政策转向及其挑战——以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为例

以历史维度的政策梳理和现实材料的经验分析为依据,讨论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已经经历或者正在经历的五大政策转向：扶贫方针由救济式扶贫转向开发式扶贫;瞄准对象由区域、县域转向贫困村、贫困户;扶贫方略由“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扶贫;社会动员由政府扶贫转向社会扶贫;主体地位由被动式扶贫转向参与式扶贫。扶贫开发转向在经验材料上得到验证,但仍面临着项目制扶贫的短期效益、参与式悖论、治理困境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经验与理论探讨可以为“扶贫攻坚”的历史性任务提供贫困观重构、人力资本建设与贫困治理等方面的借鉴。     

产业兴旺的农民解读与现实困境

本研究从农民视角考察乡村产业的发展现状与发展问题,通过分析所调研的五省十村中农民对产业兴旺的理解、在乡村产业中的处境和对乡村产业的具象需求,展示农民视角下乡村产业政策的推进状况和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研究发现,政策话语中产业兴旺的重要目标之一是“旺农民”,而当前乡村产业实践还面临重重困境,与这一目标的实现还有很大的距离。首先,农民对产业兴旺的理解和认知与政策话语中产业兴旺的实现路径存在偏差;其次,农民游离于产业体系边缘,大多数小农户尚未参与具有产业融合特征的产业体系,少数参与者也仅仅从事着临时性、低效能、自负盈亏的产业活动;再次,农民在生产体系中双向脱嵌,既无法完全融入现代农业,也无法回到传统农业;最后,农民在经营体系中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或其他农户的合作比较消极,农民的产业主体性尚未被唤醒。基于以上发现,本研究在学术讨论和产业实践方面提出建议,尝试为进一步探讨乡村产业如何惠农兴农提供参考。     

基于“互联网+小农户”的中国式农业现代化路径探索

小农户家庭经营是目前我国主要的农业经营形式,而且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大国小农”的格局不会改变,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必定是基于小农家庭经营基础上的现代化。在小农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还面临“技术设施瓶颈”“组织瓶颈”和“人才瓶颈”亟待破解,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可以为小农家庭经营注入新的活力,将农业改造成有较高收益的产业,使农民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路径。我国应加快农村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和服务的建设,加快构建与信息化相适应的农业经营组织,加快培养新型农民,探索出一条基于“互联网+小农户”的农业现代化的新路径。     

产业扶贫研究现状、热点及发展趋势——基于CiteSpace可视化分析

采用CiteSpace软件呈现2014—2020年国内产业扶贫研究的科学知识图谱,通过关键词共现、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谱等功能对研究热点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产业扶贫领域的研究以2018年为节点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研究热点聚焦于产业扶贫模式、实践困境及破解路径、产业扶贫中的农民参与、产业扶贫绩效研究、产业扶贫与产业兴旺衔接研究;研究方法包括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通过案例研究对比不同产业扶贫模式的优缺点,借用DEA、熵权法等模型研究影响产业扶贫绩效的因素;在已有对产业扶贫与产业兴旺衔接机制的研究中,侧重于政策、路径、机制的研究,未来应重点关注产业发展内生动力的提升、衔接机制的实际可操作性研究。     

压力型体制、生计模式与产业扶贫中的目标失灵——以黔西南L村为例

立足于西南民族农村的产业扶贫实践,从基层政府压力型体制下的行为逻辑和少数民族文化特质下型塑的生计模式角度,探讨了产业扶贫政策的运作逻辑及困境成因.指出基层政府面临着精准扶贫考核上的短期性要求与产业扶贫长期性之间的矛盾张力,出现了对政策的变通式执行,优先考虑能否达到贫困户精准脱贫的数据指标,贫困户能否真正脱贫成为次要考量.西南民族农村长期以来形成了一套嵌入于当地社会文化系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他们追求的是农业生产能服务于家庭生活和社会文化需求,而市场化导向的产业扶贫政策难以与少数民族农户地方性的生计方式相适应,使得产业扶贫政策遭遇到民族农村传统生计模式的排斥.     

超临界CO2喷染方法和装置的研究进展

制度性农业治理机制和规模化经营的路径依赖使得政策表达与实践之间存在错位,文章基于桂西南A镇的个案研究,试图从政府治理角度呈现规模化农业转型的实践逻辑与困境。研究发现,实践中的农业转型和农业治理并非遵循市场与社会的逻辑,而是表现出行政主导的逻辑,从而将嵌入性农业经营改造成脱嵌的规模化经营。基层农业转型的行政机制表现出多重逻辑——科层与运动的复合型运作、项目治理的行政发包逻辑以及行政“借道”社会关系网络。虽然行政主导农业转型快速实现了农业经营体系的重建,却在微观的乡村实体治理层面上导致非预期性后果和农业治理困境。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形势下,农业现代化和产业振兴应从过于强调规模化经营转向服务转型,从行政主导的逻辑转向回应乡村社会诉求,将农业现代化与乡村现代化作为一个整体协同推进。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逻辑与路径——产业发展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

从脱贫攻坚的“产业扶贫”到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折射出产业发展对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根本性作用。基于对深度贫困地区精准扶贫调研中发现的产业扶贫市场机制不彰、可持续性差问题,本文首先以新结构经济学的“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理论为基础,提出深度贫困地区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即应根据当地资源、人力、资本、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素的禀赋结构,依循“市场逻辑+政府逻辑”的双重逻辑,培育和发展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形态,并构建多主体激励相容的参与机制及利益分配机制。进一步,基于对深度贫困地区符合上述逻辑的产业扶贫模式的多案例分析,从微观层面探讨市场逻辑和政府逻辑如何协同推动扶贫产业形成市场竞争优势并带动贫困户获取可持续的产业扶贫收益:企业发展与企业家才能的有效发挥将本地资源禀赋变成有市场的产品,政府因势利导对企业进行扶持激励并协调提供软硬件服务,从而推动企业做大做强并形成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扶贫产业;在可持续产业带动下,贫困户通过参与产业链订单生产、直接就业,以及将土地租出、到户扶贫资金入股企业等方式获取收入,提高内生发展能力,从而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促进人的发展和福祉提升的最终目标。最后,就进一步推动深度贫困地区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市场不确定性、产业扶贫项目参与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探讨市场不确定性、产业扶贫项目参与对农户减贫效果的影响机制,对于管控产业扶贫项目实施风险、提高产业扶贫绩效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利用陕西省秦巴山区776户农户调研数据,借助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市场不确定性、产业扶贫项目参与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在反事实假设的基础上估计了农户参与产业扶贫项目对贫困脆弱性的平均处理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农户产业扶贫项目参与能有效缓解贫困脆弱性,相较于未参与农户,参与农户贫困脆弱性显著降低26.22％。进一步研究表明,市场不确定性显著抑制农户产业扶贫参与,且加深了农户贫困脆弱性。基于此,从合理选择产业扶贫项目、搭建有效利益联结机制、优化农业保险体系等方面得出针对性的政策启示。     

泥淖之上 科层之下:产业扶贫中乡土企业与基层政府的关系研究

在贫困地区乡村,具有不同行动逻辑的行动者及其编织的关系网构成了产业扶贫政策实施的民情基础。 返乡精英创办乡土企业参与产业扶贫后,在追求盈利、公益和认同的多目标过程中,因自身资源有限而采取拟亲性关系构建、人情馈赠等行为,使基层政府分配扶贫项目具有排他性;基层政府及官员则遵循扶贫政绩竞争、乡土社会网络和政治共同体信任的逻辑,将项目回馈给企业。 这种政企关系表明,在经济利益规则基础上,政企互动遵循伦理规则可较快对接国家与贫困小农,弥补基层政府自身的不足,但非正式的伦理规则削弱了作为正式规则的扶贫政策执行成效,增加了乡土企业的经营成本。 这种政企遵循多重规则的产业扶贫与西部乡村市场发育、社会基础和政府治理构成的宏观环境密切关联。     

精准扶贫视角下农村产业化扶贫政策执行逻辑的探讨--以Y村大棚蔬菜产业扶贫为例

文章通过对环京津贫困带一贫困村大棚蔬菜产业扶贫政策执行逻辑的探析发现,产业扶贫实施前的权力主导和弱势吸纳,实施中扶贫资源的股份化运作以及实施后的事本主义共同导致以合作社为依托的产业扶贫功能的式微。在产业扶贫所呈现的中央和地方“委托———代理”关系中,双方利益诉求的差异迫使地方以打造“戴帽项目”和“亮点工程”来进行权力寻租,产业扶贫目标靶向出现了偏离;另外,扶贫资源资本化和蔬菜种植规模化的产业发展模式使产业扶贫陷入了重产业发展而轻扶贫济困的困境,扶贫和开发处于一定程度的脱嵌状态;最后,产业扶贫以项目制为核心追求的短、平、快逻辑形塑了产业发展的非持续性。面对产业扶贫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产业申请、考核、验收与评估,建立产业依托主体的准入制度,制定产业扶贫的后续扶持政策。     

我国不同类型区域农民农业投资行为分析

借鉴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的“理性小农理论”,结合我国的国情,利用实际的统计数据,对我国不同区域农民的农业投资行为进行分析后认为:不同区域的农业发展政策应有其各自的针对性。但无论采用何种政策措施,都必须遵循诱导性原则,让农民认为从事农业生产、增加农业投入是符合自身利益的行为,使农民自发保持对农业生产的热情。只有这样才能在有效实现政策目标的同时尽量减少政策成本,实现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最大统一。     

产业扶贫项目的运作机制与地方政府的角色

以发展贫困地区特色产业为手段的扶贫方式也被称为产业扶贫,是开发式扶贫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标是通过发展地方产业,提升贫困群体自身发展能力,促进贫困地区人口脱贫致富。但是,产业扶贫项目在基层运作的过程中,是否真正能带动贫困群体脱贫致富？使用定性研究方法,对武陵山区4个贫困县展开调查。通过对产业扶贫项目在地方社会的3种运作模式(干部承揽的产业扶贫、依靠“大户”或“公司”的扶贫项目、依靠农户参与和合作推行的扶贫项目)的考察,认为地区产业发展和经济提升未必一定会带动贫困者能力提升并脱离贫困的生活困境;而中央设计扶贫政策的目的与地方政府的施政能力和施政动力之间、产业发展理念与扶贫理念之间存在着的张力导致了产业扶贫项目这一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被扭曲,因而并未真正达到期望的效果。     

“三位一体”综合合作何以可能：金融赋能农业产业发展的逻辑

在金融赋能农业产业发展的探索中形成了以农业产业组织为主导力量,金融全方位支持的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综合合作,“三位一体”综合合作是社会系统结构与行动者的认知和实践相互作用的结果。外在的法律规则、政策制度等制度性要素和经济诱因、社会网络、模仿创新等内在的技术性要求,共同形塑了“三位一体”综合合作的生成路径、演化空间与组织边界,以及实践发展需要克服的困境。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展“三位一体”综合合作需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构建不同农业经营服务主体紧密的联结机制、提升农业经营服务主体能力水平、推动为农服务资源聚集,更好地引领小农生产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更好地服务于农业强国建设。     

基于产业示范站的科技扶贫模式及其减贫效应

探索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贫困人口减贫相结合的科技扶贫模式,是我国目前精准扶贫战略实施的重点。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产业示范站科技扶贫模式为例,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其减贫机制,并运用陕西省3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748份微观农户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科技扶贫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1)产业示范站科技扶贫模式具有显著减贫效应,即农户通过参与农业科技培训、主导产业示范、农业信息服务和产业组织化带动4种扶贫方式,不仅能提高其家庭农业收入,也能降低家庭贫困发生的概率;(2)不同科技扶贫方式的减贫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农业科技培训的减贫效应较为突出,而农业信息服务的减贫效应有待进一步提升;(3)建档立卡贫困户科技扶贫参与度低于非贫困户。因此,地方政府应加大财政支持与组织保障的力度,引导高校优势科技资源与贫困地区特色产业精准对接,借鉴“西农模式”为深入推进区域精准扶贫战略提供科技支撑。     

从适应到自主：资本下乡背景下农业雇工管理模式变迁

下乡资本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农业经营主体,破解资本化农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雇工管理困境对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资本化的农业经营方式与传统的小农农业生产体系之间存在张力,使得资本主体在下乡初期会遭遇雇工管理困境,此时资本主体必须通过适应性自我改造才能实现入场。但当资本深度参与农业经营后,会从生产者属性、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外部社会结构等多个方面改造农业生产体系,使之适配资本化的农业经营方式,进而化解资本主体的雇工管理困境。研究认为,随着资本下乡参与农业经营的程度不断加深,我国农业生产领域将逐渐适应资本化的经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