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农村家户属性研究

国家治理与家户属性密切相关。国家治理能力包括国家汲取能力、规控能力与供给能力,家户属性包括生物属性、社会属性、经济属性与政治属性。家户社会属性、政治属性与国家治理能力负相关,经济属性与国家治理能力正相关。具体而言,家户社会属性与国家汲取能力、供给能力、规控能力负相关;经济属性与国家供给能力正相关,与国家规控能力、汲取能力负相关;政治属性与国家汲取能力、供给能力、规控能力负相关。国家治理与家户属性都有限度,这就要求国家与家户之间要合理分工,相互合作,走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家国共担、家国互动”的乡村振兴之路。     

要素集聚:探索村民自治基本单元的物质基础

要素集聚为村民自治提供了物质条件,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需要适合的自治单元,要素集聚程度影响自治基本单元的选择。不同经济发展时期,要素集聚程度存在差异,高要素集聚和低要素集聚都不是选择自治基本单元的有效条件,只有适度要素集聚才构成村民自治基本单元的物质基础。     

治理单元调整与村庄的民主自治

使用大规模的跟踪调查数据,从村庄民主自治开展的角度,研究了村庄合并和治理重心下移两类治理单元调整对村庄“四个民主”的影响。结果显示:村庄合并后,村民参与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的概率、村庄召开村民大会的频次都会降低,民主自治开展困难;治理重心下移后,村民民主参与的概率、村庄召开民主大会和民主评议的频次都会提升,民主自治较易开展。从影响机制看,村庄合并会减少村民获取重要信息的便利性,进而降低村民的民主参与概率;重心下移会提升村民的政治效能感和重要信息获取便利性,进而提升村民的民主参与概率;单元调整后,村民公共事务参与积极性的改变,会直接影响村庄的民主管理。进一步研究发现,村庄合并后,提升交通便利性能激活村民部分类型的民主参与热情,但难以解决民主管理难题;重心下移后,议事会或理事会能承接部分村庄自治活动,而村庄合并难以达到类似效果。不论治理单元如何调整,提升村民的政治效能感和信息获取便利性,激发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热情,对开展村庄民主自治都是有益的。     

制度性自治：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村民自治创新

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的推进,国家加强对基层治理的管理,如何通过接入国家力量提升村民自治能力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新命题。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村民自治面临熟人社会基础不断瓦解、治理限度不断凸显的困境,难以适应农村社会发展需要。地方政府以资源下乡为抓手,从治理资源、公共权威、公共规则三个方面加强制度供给,形成了新型村民自治制度。地方政府将基层治理纳入国家制度体系的同时保留了村民自治,通过接入国家的力量提升了村民自治能力。新型村民自治与农村基层治理的“非程式化”“复杂化”特点相适配,是接入国家力量且保持基层自主性的新型基层治理模式,区别于国家力量支撑不足的社会性自治和国家力量消解村民自治的行政科层制。在我国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充分重视基层治理的特点,将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有机结合起来。     

论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的基本单元和组织载体

以村民理事会为研究对象,以探索符合各地实际情况的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为目的,运用文献研究法和实证调查法以及比较研究法对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的基本单元和组织载体展开系统研究。以传统的"大行政村"为基本自治单元和村民委员会为组织载体,总体已不适应当前村民自治新需要。以自然村、农村社区、村民小组为基本自治单元,以多层次多类型的村民理事会为组织载体,具有很大的包容性、灵活性和适应性,满足了全国各地不同地区乡村治理复杂性的需求。     

群众参与:探索村民自治基本单元的主体基础

群众是村民自治的主体,群众参与是村民自治不可或缺的环节。研究发现,群众参与程度越高,即参与动机越强烈和参与意愿越强烈,村民自治成效越显著。从历史实践来看,人民公社单元和建制村单元的规模太大,群众距离利益远,利益分享难,参与程度低,导致自治空转。为了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群众参与的自治基本单元应该落在规模较小、利益距离近的自然村或村民小组。在自治实践中,可以选择自治有效利益引导有序参与、寻找规模适度自治单元降低参与成本和坚持高认同规模进行互动共治,促使村民自治真正落地。     

在共同体视阈下寻找有效的村民自治单元

依据滕尼斯的共同体理论,共同体内部因存在着共同地缘、共同血缘、共同文化和共同利益等有机的自治元素,从而起到维系共同体发展的作用。中国经由传统社会长期发展而成的自然村落,因同样具备上述因素而具有自治功能,可视做一种“自在型共同体”和“自治共同体”。村民自治制度作为国家行政管理与社群自治的统一,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自治属性愈益萎缩、行政属性愈益扩张从而导致村民自治“悬空”的状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根源于“建构型共同体”---行政村这一村民自治单元与自治共同体基础的脱节。各地相继出现的地方性改革和实践,说明村民自治发展已进入探寻自治内在动力的第三阶段。其发展的理想标的应是自治功能与行政功能兼顾的模式。     

村民自治视野下的农村社会治理问题及其解决路径思考

村民自治是我国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农村社会治理虽已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存在村民治理理念落后、妇女参加治理难度大、"四个民主"不协调、乡村关系混乱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治理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提高农民治理的参与意识和技能,逐步扩大妇女参与治理的规模,建立健全相关制度,积极构建和谐"乡政村治",发展农村集体经济。     

治理视角下的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自治模式研究

本文从政治学的视角,运用治理理论,分析了我国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自治的产生及其与治理的关系,并提出中国从治理走向善治的选择思路.     

统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治理体系基本问题研究

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强调了推进现代化治理体系的重要性,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统筹两者的建设发展具有现实意义。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主要任务就是治理主体通过一系列的制度优化配置国防资源和经济资源。研究认为:统筹治理体系由治理主体、治理客体和经济资源组成,统筹治理体系的主要特征为主体多元化、方式规范化、形式制度化、手段法治化4个方面,具体表现为统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制度体系,分别从体制、机制和法制这3要素研究治理体系及相互间关系,形成统筹治理体系的整体框架。新阶段统筹工作要以领导体制、组织机构、工作机制、法律法规体系、政策这5个方面为重点开创统筹治理新局面。     

浅析政策执行中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关系

政策执行是政策方案变为政策现实的重要过程。在政策执行中,中央是政策的制定者,民族自治地方是政策的执行者之一,由于双方存在利益冲突且民族自治地方拥有特殊的自治权,导致民族自治地方在执行中央政策时既有法定的变通执行要求,又有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产生的变通执行的愿望。文章从政策执行中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的特殊关系成因的分析出发,对政策执行中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关系现状进行分析,指出其不足之处,并提出完善政策执行中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的路径。     

社会秩序的基本属性探析

在社会哲学的层面上,社会秩序是表征社会的存在属性和状态的哲学范畴。从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相对区分的意义上,社会秩序既是一种社会具有稳定性或处于稳定状态的客观事实,又是社会在运行和发展中具有协调性或处于协调状态的内在价值趋向。社会秩序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存在有其多方面的质的规定性。其中,主体性和客体性的统一、抽象性和具体性的统一、稳定性和变动性的统一等是其基本属性。     

生成与重构:国家治理结构视阈下的居民委员会制度

城市社区设立居民委员会进行居民自治,是我国基本政治制度,即具有《宪法》的保障,也是发展基层民主的重要形式.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立治有体,施治有序". 结合居民委员会工作实践,不难得出其存在的诸多诟病:行政色彩过于浓重,党、政府、社会相关权力边界模糊以及基层治理结构缺乏科学性等. 因此,加快转变地方政府职能,优化中央地方关系,构建多元治理结构,鼓励社区治理创新,便成为当下亟需解决的重大课题.     

现行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实现之困境及对策探讨——基于法理学的视角

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既是民族区域自治的核心内容,也是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和地方性事务的主要标志。但目前我国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的实现还面临着法律体系不完善、法律内容不健全、法律实效不强、法律结构不合理、法律体系内部不协调等问题。新时期要真正实现民族地方自治权,首先要形成民族地方自治权的法意识,同时还要进一步完善民族自治法规体系,加大对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     

论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关系的法治化

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之间是以利益为核心、以权力的划分为中心的矛盾关系,理顺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只有通过法治化的手段,才能确立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之间的关系,使两者的权力运行走上法制化的轨道。     

国家转型时期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区划的规范与整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社会整体转型期,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区划提出了新的要求,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区划出现新变化。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区划存在名称不规范、建制不整齐和系列不完善等问题,要进行必要的规范和调整。     

论中国新时期社会转型的基本属性

中国新时期社会转型,是指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全过程及其基本状态,是对新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一种新的理解,也是分析中国社会现实和未来发展过程、方向、目标的性质、特点的新视角.回顾和反思新时期3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显而易见: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是中国新时期社会转型的首要的时代性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性是中国新时期社会转型的主题性属性;执政党和政府的社会发展战略决策性是中国新时期社会转型的战略目标性属性;人民性(以人为本)是中国新时期社会转型的价值性属性.     

民族自治地方人事管理自治权再探讨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事管理自治权,是国家人事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有权采取各种措施,从“当地民族”中大力培养和使用各级干部和各种专业人才(包括少数民族妇女干部和人才),从“当地民族”中大量培养技术工人,有权优先招收少数民族人员进企业事业单位,有权采取特殊鼓励措施引进并优待各种专业人才。要按照党的干部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有关规定,坚持千部“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大胆选拔那些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政绩突出、群众信任的少数民族优秀干部担任各级领导职务。一定要把建立科学的、合理的人事管理制度,当作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行使人事管理自治权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任务来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