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茶馆》的两个译本看感叹词的翻译

感叹词是老舍先生著名作品《茶馆》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分析对比英若诚和霍华两个译本中感叹词的翻译后发现：感叹词翻译应该以意译为主，单纯追求声音相似的音译不能有效传达其负载的信息。     

译者的凸显——以《名利场》前言的两个译本为例

从上个世纪以来,对《名利场》翻译的研究大体还处在语言层面、文学层面上,而伦理道德层面上的研究相对偏少。本文以杨必、贾文浩、贾文渊的两个译本的前言为例,采用韦努蒂伦理观,从伦理道德层面上来解读译者在翻译时是如何受到本土文化、历史层面的冲击,从而使译者翻译出来的译文与原著在伦理层面上存在冲突,因此,从中可以看出译者在对原作翻译中是否进行了人为的操控,使得自我身份凸显。     

从词汇翻译看译者的再创造性——以《哥儿》三译本为例

夏目漱石的小说《哥儿》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在不同时期多次被译为中文,甚至于在同一时期也有不同的译本,这给翻译研究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在文学翻译理论方面,许多翻译理论家都不约而同地承认文学翻译需要译者的艺术再创造性。通过《哥儿》三种译本的词汇翻译研究,可以看到三位译者在翻译人物称谓语、拟声词、文化符号等具有代表性的词汇时,都作出了不同的选择,这正体现了文学翻译的艺术再创造性。     

从斯坦纳翻译四步骤理论看译者主体性——以翟理斯《聊斋志异》译本为例

以乔治·斯坦纳在哲学阐释学基础上提出的翻译四步骤理论为理论指导,以汉学家翟理斯对古典名著《聊斋志异》的翻译为研究对象,尝试将译者主体性这个抽象概念分解到斯坦纳的“信任”“侵入”“输入”和“补偿”四个具体翻译步骤中,以期证实在这一文本的翻译过程中翻译家翟理斯的主体性作用在四个具体步骤中得以充分展现。     

从及物性分析看广告词中的性别差异

作为商品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沟通信息的主要手段之一,广告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广告词在一定程度上则决定了一个广告是否成功。由于男性和女性在语言使用方面存在着差别,因而针对不同性别产品的广告词也应有所不同。通过对男性和女性的广告词进行分析发现,广告中物质过程和关系过程出现的频率最高;针对女性的广告中的过程类型较多,如心理过程,在针对男性的广告中是没有的。这些发现与已有的广告界的研究结果相似,进而验证了系统功能语法的实用性---它是一种适合于语篇分析的理论。     

传播学视域下的译者主体性探究——以《老残游记》两译本为例

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译者的地位受到了越来越多翻译研究者的重视,译者主体性成了翻译研究的新课题。以《老残游记》两译本为例,从传播学角度讨论译者处于中介的位置,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受到各个传播要素的影响,包括原作者的创作目的、译者的传播目的、译文的传播效果等。     

译者主体性的体现——以李文俊《逃离》译本为例

以艾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Runaway及李文俊的中译本《逃离》为例,采用案例研究法,对比分析原文和译文,搜集原文和译文中与译者主体性相关的短语、句子和段落作为研究数据,整理归纳后,分析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研究发现,译者主体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增添、删减、改动.通过具体的案例,并对《逃离》中这三种译者主体性表现形式的频率进行统计,统计结果为:改动最多,增添次之,删减极少.经过具体的案例分析,发现发挥译者主体性与传统的翻译忠实原则并不矛盾,甚至是另一层面的忠实.从事文学翻译的译者应当适度发挥译者主体性,而不是“愚忠”甚至“死忠”于原文.     

论翻译的三大操控因素——以杨必译本《名利场》为例

根据比利时学者勒菲弗尔的理论观点,文学作品的翻译受到3种因素的制约或操控：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这一理论观点对当代的翻译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透过杨必的译本《名利场》不难发现,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学观念以及茅盾所代表的文化部等机构和钱钟书、傅雷等知名翻译家对《名利场》的选译和出版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红楼梦》霍克斯译本看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本文分析《红楼梦》霍克斯译本中的有意识型和无意识型创造性叛逆。译者的有意识型叛逆和译者的个人喜好、翻译原则、诗学和意识形态等因素有关,恰当的叛逆为解决许多文化差异上的矛盾和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向。无意识型叛逆反映了译者对另一种文化的误读,应当尽力避免。     

从《呼啸山庄》的两个译本看译者主体性对原文的改写

本文试图运用译者主体性理论对《呼啸山庄》的两个译本——杨苡和方平译本进行对比分析,揭示译者在翻译活动的全过程中,通过对作品的阐释和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译本序跋等方面,实现对原文的改写。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文本内的翻译实践、文本外序跋的撰写,不仅受到译入语的意识形态,诗学系统的制约与影响,同时受到译者主体性的操纵,这也是对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的修正与补充。     

《飘》译本的性别差异问题——女性视角下的女性人物外貌翻译

翻译中的性别差异一直为女性主义学者所关注。性别差异影响翻译家在进行翻译活动中翻译策略选择。此外,性别差异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影响翻译家的意识形态及文化标准。本文从性别差异角度分析、对比《飘》中的女性人物的外貌翻译,说明译者的性别身份影响其翻译活动。     

从葛浩文译本《师傅越来越幽默》看译者主体性

《师傅越来越幽默》是莫言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集,2001年著名翻译家葛浩文将其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并取得了不俗的反响.同名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的译本在充分尊重原著的基础上,在文本选择、翻译策略、翻译技巧应用以及对译作的预期接受效应操控等方面都充分发挥了译者的主体性,也为翻译实践中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提供了范例.     

从期待视野看《鲁滨逊漂流记》两个汉译本的译者抉择

本文以姚斯的期待视野理论为观照,选取了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两个时期的经典汉译本,通过分析不同时期译本各自的特点和差异,从词汇、句型和翻译的美学方面分析比较译者的决策,探究译者的期待视野与其译本呈现。     

从功能翻译理论看《红楼梦》的两种译本

在功能翻译理论框架下,"合格"取代了"对等"的翻译标准.杨宪益、戴乃迭翻译的<红楼梦>和霍克斯、闵福德翻译的<红楼梦>,虽然翻译活动的策动者不相同,但由于译者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最终达到了各自的翻译目的,取得了理想的翻译效果.     

从《孔乙己》的三个译本看译者的主体性

翻译是人类最悠久的跨文化交际活动之一,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实践主体,在跨文化交际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才渐渐引起学者们的重视。本文选取鲁迅著名文学作品《孔乙己》的三个英译本作为研究素材,观察译者主体性在译者对原文的选择、解读和表达等方面的体现及其影响和制约因素。     

影视剧本中恭维语话题的性别差异——以美国剧本《阴差阳错》为例

恭维语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焦点课题之一。国内外学者对恭维语做了很多研究,也有很多学者关注到了恭维语的性别差异,得出一些有价值的结论。主要运用Holmes自然语言分析得出的结论,用定量的方法来考察美国剧本DropDead Diva中恭维语话题的性别差异。经考察发现,在该剧本的164例恭维语语料中,恭维语话题的确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Holmes的结论在剧本分析中可以得以实证性验证。同时,恭维语话题性别差异的主要解释机制是性别刻板。性别刻板,作为两性分别建构性别角色的依据,是引起男女两性恭维语话题差异的重要原因。     

从译者的主体性看麦都思的《尚书》译本翻译策略

＂文化转向＂视野下的翻译理论充分彰显了译者的主体性,译者从忠实的＂仆人＂提升为具有创造性的＂主人＂,译者的主体性决定了翻译文本的选择与翻译策略的取舍。在译者主体性关照下探讨英国新教传教士、汉学家麦都思《尚书》译本的翻译策略的选择,分析麦都思的译者身份在翻译策略中的体现,以期能够为促进今日之中国典籍西译、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为提升我们国家的软实力提供可资参照的历史经验,并为今日世界翻译的理论建构以及中国译学理论建设提供丰富的范例。     

从翻译策略看译者的文化立场——以霍译《红楼梦》为例

文章以霍译《红楼梦》为例来探讨隐藏在译者翻译策略背后的深层因素，包括译者的文化立场和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关系问题。提出译者应当坚持平等的文化立场，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典故译介策略——以《浮生六记》两译本为例

典故是语言的精华与核心,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由于中西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典故翻译是译者所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浮生六记》原著中有很多文化含义丰富的典故。拟以其两译本为例,探讨典故的不同翻译策略,旨在通过对具体译例的对比,分析译者处理典故时的做法与得失,并指出译者应恰当地处理典故的翻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