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皇权对三大政治集团的态度

东汉末年皇权对外戚、宦官和官僚士大夫都加以重用,亦加以防范,基本上形成了以皇权为核心的三大政治集团鼎足而立的政治均势和相互制衡的政治体系。不论哪一个政治集团侵犯了皇权,都会遭到打击。此时期不仅发生了“党锢之祸”,亦发生了“外戚之祸”和“宦官之祸”。桓、灵二帝基本上可以运作皇权     

汉末党祸与经学教育

经学在汉代政治领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表现出相当突出的人文精神。汉末党锢之祸的出现决不是偶然事件,它与汉代经学教育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可以说充分体现了经学教育在政治上的影响。首先,东汉经学教育繁荣,经学在整个东汉社会已深入人心,整个社会表现出崇尚经学、崇尚气节的风气;其次,从党人的政治思想来看,他们大都深受经学多方面的影响;再次,太学经生的积极参与与太学经学教育方式的影响有密切关系。汉末党锢之祸后,经学的发展、经学之士的思想意识亦受到显著而深远的影响。     

《古诗十九首》与汉末文人的情感世界

汉末文人面对古文经学的衰落和政治昏暗的现实 ,首先表现出了积极的用世精神 ,经过“党锢之祸”的打击之后 ,又开始了人性的自然复归。在此过程中又展示出他们在艰辛中求索、在忧患中进取的心路历程 ,体现出高昂的人文精神。     

从“风角杀人”到党锢之祸

汉末张成用风角推占有赦,遂教子杀人,时任地方长官的李膺违背赦令将其子正法,这件事成为党锢之祸的导火索。张成为什么可以凭风角推占有赦?风角是汉代非常流行的一种占术,它之所以能预测政治,是和汉代以天道决人事的灾异谴告思想分不开的。由于灾异思想的影响,汉末的赦令非常频繁,严重干扰了法律的正常实施,早已遭到士大夫的批评。在汉末皇权和士权紧张对立的情况下,这个事件导致了皇权对士权的压制,因而引发了波及全国的党锢之祸。     

东汉熹平石经平议

东汉政治衰败,使太学与经学的地位降迁,造成今文经空挂官学之名的形式化命运。桓、灵之际宦官掌权,朝政污浊,士人进路堵塞。党锢之祸更使士人集团丧尽元气,兔子杀戮、禁锢者群龙无首,于日暮穷途只能重又折回已经形式化的太学。这些分别是熹平石经刻立的远因和近因。     

派性考略

派性是由宗派产生的。毛泽东同志说:“宗派,我们的祖宗叫作‘朋党’,现在的人也叫‘圈子’,又叫‘摊子’,我们听得很熟的。”本文目的。在于论证我国封建社会著名的几次朋党斗争,他们的派性之异同。这里仅就东汉的党锢之祸、唐朝的牛李之争、北宋的新旧两党和明末的东林与非东林四次最大的党争加以考察。     

“天下中庸有胡公”考辨

东汉中后期,重要政治人物胡广作为"天下中庸"的典型,后世多将其视为小人之中庸的代表。胡广与宦官丁肃联姻、与外戚梁氏周旋等这些为后世诟病的史实,在当时实际情况下实为保全实力之举。而他对党锢名士的提携保护、对现实政治的匡扶,对朴素扎实文风的提倡、对东汉各种制度的创作整理等事迹则充分体现了他君子之中庸的政治品格。这种"中庸"是儒家知识分子的大智慧与大境界,是在风雨如晦的情况下获得生存并力图发展的策略。     

司马迁悲剧与结局新释

天汉二年，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而被腐刑，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然而，司马迁罹祸被刑的主因在内而不在外，这一点似乎尚无人论及。司马迁的思维空间一直停留在“百家争鸣”时代，又错误地认为汉武帝是有道明君，这是造成他悲剧命运的内因，“李陵之祸”不过是外部条件。受刑后，司马迁彻底地认识到现实的冷峻和严酷，为了完成父子相传的伟大事业，他隐忍苟活，在完成《太史公书》后的某一天悄然而逝。     

节操

中国功史上所谓士君子,以节操为重,取巧躲避,却并不是儒家之道。东汉末年,党锢祸起,张俭亡命困迫,无论投向什么人家,只要知道是张俭,明知要惹大祸,大家甘于破家相容。范滂初系黄门北寺狱,同囚的很多生病;滂自请先受榜掠,三木囊头暴于阶下。滂遇赦归乡,又以张俭案株连,朝廷大诛党人,诏下急捕范滂等。督邮吴导抱诏书闭户伏床而泣,范滂听到这消息,知道督邮为的是他自己,便到县自首。县令郭揖解印绶,愿与范滂同走,语滂曰:“天下这么大,你怎么到这儿来?”范滂道:“我死了,大祸也就完了,怎么可以牵     

孟子“从兄”说义理发微

孟子为何要以“从兄”为“义之实”？在两千多年的孟子研究中,只有朱熹的弟子向朱熹提出过此问题,却并未获得满意回答。孟子的“从兄”说,在形态上源于宗法礼制的“兄道”,却又具有新的义理内涵：他以“从兄”来确立人伦中所应有的“敬”的原则,并展开而为“贵贵”与“尊贤”的统一。这种统一既肯定了道德理性的正当性,也肯定了贤臣代表民意参与政治的政治正义理想。道德理性与政治正义的统一,就体现在作为“制度之骨干”的君臣关系之中。孟子所理想的君臣关系是“贤王与贤士忘势相交”的兄弟朋友式关系,表达了他对民本君主理想政体的追求,这种追求也是他严厉批评各种“以顺事君”“尊君卑臣”之思想观念的基础。周代礼制文化虽为孟子提供了若干思想资源,却并不合乎其君臣人格平等的理想。因此,孟子只好将其立论的前提置于三代之前的尧舜时代,将“尧舜之道”解释为“孝弟而已”的伦理原则。这就是孟子必然要以“事亲”“从兄”为“仁”“义”之“实”,以展开其理论的根本原因,也是他“言必称尧舜”的根本原因。     

略论宋代的弭灾与“因灾罢相”

宋代继承了自古以来"灾害天谴说"指导下的弭灾活动。弭灾对于破除灾害没有任何作用,但它已不仅仅是一种不科学的减灾形式,而是与国家政治生活密切相连。尤其是"因灾罢相"成为政治倾轧和统治者任人理政的一个契机。     

思想家的凸显与淡出——略论李泽厚新时期学思历程

1980年代李泽厚在哲学、美学(含文艺学)及中国思想史三大领域以其深厚学养应对了时代呼唤,扮演了思想大师的角色,“凸显”其思想家的形象;1990年代他经历了从“告别革命-倡导改良-不谈启蒙-不谈政治”的精神演化,由于无力生产新的思想来呼应1990年代中国社会语境的精神亟需而逐渐“淡出”思想界。1994年他所以断言1990年代“学问家凸显、思想家淡出”,可能与他的角色自期及其未能理解人文学者的角色自觉所蕴涵的价值有关。     

政治永恒的价值:对秩序与正义的追求

政治,人们对它再熟悉不过了。自其产生之日至今,不同的思想家对它进行过各种各样的解释,不管怎样解释,都必须回归到其原初的意义——即政治是对“公共的善”、“群体的善”的追求,政治是“政者,正也”的追求,即回到政治是对秩序和正义的追求。秩序和正义是政治永恒的价值。     

论司马光《通鉴》史论的内容特点

司马光《通鉴》史论寓论于史，是《通鉴》全书的有机　组成部分。它的突出特点是，以“礼治”的思想为核心评论历史是非，以君臣为中心论述致　治之道，以“鉴古”“考今”为目的服务于社会现实，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评述史事。《通鉴　》从纪事到史论都围绕着取鉴“资治”的原则，但史论部分更直接地体现了司马光的思想观　点和撰史目的，是《通鉴》的点晴之笔。     

雷蒙德·威廉斯文化观念思想探析

雷蒙德.威廉斯在考察了阿诺德和利维斯关于"文化"的思想后,另辟蹊径进行"文化"研究,他把文化归纳为理想型、文献式和生活类三种形式。在雷蒙德那里,文化不再单纯是一种文本式的概念,不仅仅反映社会实践,而且使社会实践合法化,使之理想化给与其形而上的支持,文化将逐渐成为对工业资本主义批判的一样武器,它开始对人的能力的整体性、均匀性,创造性和全面发展做出肯定。     

从“以党治国”到专制独裁──试论1928-1937年国民党政府的“以党治国”

孙中山提出“以党治国”思想的本意,是以政党的力量把中国引向民主政治的轨道。国民党在“训政”之初宣布继承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由国民党担负“训政”全责,并通过一系列宪法性文件规定了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间的关系,进而建立起“以党治国”的政治体制。然而,这一体制运作的结果却是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寡头专制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与孙中山的本意背道而驰。     

论周扬现实主义理论的特征及其发展

周扬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来源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第一个向中国完整地介绍阐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用现实主义来为“五四”以来的革命文学定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他用《讲话》精神来阐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文艺的大众化方向、文艺的政治功能等纳入其理论体系之中。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受到质疑时，周扬积极倡导“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新时期以来，他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其理论体系的核心没有根本改变，只是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有所反思，作了某些调整。     

以拒绝“都市”的姿态走向都市——沈从文的“都市”语义及其“京派”身份再省

沈从文历来被视作一个"乡土中国"的指符,然一个悖论式现象是,沈"进城"与"返乡"的姿态同样坚定:他在心理上留恋乡土,却义无反顾地离开;他在现实中急欲进入的都市,却成为小说中蔑弃的对照物。如此解读其"都市"语义,可见一种站在"知识阶级"门槛上的边缘自觉,形塑了其特定的观察视角与思维方式;而其与"都市"互为"他者"的"湘西",则是在一个置身其中的社会人文秩序的压抑下被激活的理想世界,本身即是"现代—都市"的产物。究其作品内蕴,则又见:在疏离政治、逸越道德、面向俗世、重视人欲,甚至标新立异方面,上海乃至"后上海"时期的沈从文,与所谓"海派"具有一种精神内质上的共通处。而在不同都市社会生态的转换中,沈从文自身完成了从一个远眺知识中心的"乡下人"到都市知识分子的身份、地位迁移,其身后,则铺衍了一条京海合流的生命轨迹。     

“■■嗢陀南”试解

《傅山全书》中“■■”二字最早见于隋唐以后《广韵》《集韵》诸书,其义皆称为大麦,或大麦新熟所作饼■。作为准确的名称来说,应为■■,傅山逆称为■■者,或许别有原因。“嗢陀南”一词是佛经中的一句术语。丁仲祜氏《佛学大辞典》载:“嗢柁南”之称“嗢柁那”,译曰“集施”,为传法心印的意思。     

陈独秀与反省现代性(上)

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其超人的敏锐与非凡的定力集中表现为:在"五四"前,在认明中西方国情差异的基础上,他选择了欧洲19世纪理性主义的理路,借重柏格森生命哲学的某些论点,高扬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却拒绝照抄欧洲的现代性反省,从而成功地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洪波巨浪;在"五四"后,则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启发,得以反省欧洲"近代思潮"即19世纪的理性主义,转而皈依马克思主义,从而实现了个人思想上新的飞越,并直接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向宣传社会主义新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陈独秀在"五四"后反省"近代思潮"存在的"黑暗",并重新肯定了反省现代性的某些重要观点,诸如重视人类情感的作用与宗教的价值等等,这本身即说明了,在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某种共同点。但是,陈独秀毕竟对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缺乏足够的理解与重视,他虽转向了唯物史观,却依然未脱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和固守"科学万能"论,就反映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