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逸 哀婉 独具匠心——徐志摩《再别康桥》试析

一部好的作品,其魅力是永存的,它会让人百读不厌,永远唤起人们审美的情感。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就是这样一部优秀的作品。《再别康桥》是徐志摩1928年再次到英国重游康桥后,归途在南中国海上所写。徐志摩作为中国文坛上极富有特色的“布尔乔亚诗人”,于1920年至1922年曾在英国有名的康桥(今通译“剑桥”)大学留学过二年,在那里真正开始了他喜爱的文学事业,并有过一段美好浪漫的个人感情     

徐志摩诗歌散论

自己最喜欢的一首诗1931年11月27日,赵景深在徐志摩去世之后,写了《志摩师哀辞》。文中记叙了1926年春天作者访问徐志摩的情景,在谈诗时,“问他对于自己的诗所最喜欢的是哪一首,他说是无题。”(《新月》四卷一期)《无题》收入徐志摩的第一部诗集《志摩的诗》。这首诗为什么被作者自己喜欢,我想大约是鲜明地表现了他的性灵与诗魂。全诗以“朝山人”自喻,抒写为了攀上那“最理想的     

对《徐志摩译过<死城>》一文的补正

1.徐重庆同志的文章认为,徐志摩译《死城》是在1925年,这是按照译文发表的时间说的。其实,这个剧本是徐志摩1921～1922年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学时所译。徐志摩在与沈性仁女士合译的小说《玛丽玛丽》的序言中说:“我在康桥(即剑桥)译了几部书,第一部是《涡堤孩》;第二部是法国中古时的一篇故事,叫做《吴嘉让与倪珂兰》;第三部是丹农雪乌的《死城》。”这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红楼梦》的文化命义

曹雪芹创作《红楼梦》体现了他重要的重情尚真的“情教”思想,他的创作重点在众女儿身上,寄托了他的情教理想。同时作者自己又封号“绛洞花主”,认为自己是护花王子,呵护体贴着青春女儿们花朵般的生命。可到头来“干红一哭,万艳同悲”,所有花朵都凋零了,进了葬花冢,给人感觉即使这部作品是悲剧,也是富合美的悲剧,是饱含情的悲剧,是令人惋惜的女儿们的悲剧。《红楼梦》不仅仅是一部爱情悲剧,而且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社会悲剧,更是一部提倡情教文化的杰作。     

从《爱眉小札》看徐志摩的爱情理想

《爱眉小札》体现了徐志摩的理想爱情观：爱情是神圣的,是光明正大的,是具有感召功能的。本文由此阐述了徐志摩理想爱情观念形成的原因并作了评价。     

论“诸法实相”与《红楼梦》“情”之本体的挺立

《红楼梦》在诸法实相的思想基石上挺立出“情”本体,使之与“情”的境界、工夫和合于“情”的哲学体系中。《红楼梦》用烟雾朦胧之法使“情”与“空”的分立圆融成为可能,并凸显伤时骂世之旨;而“情”的大化流行,则处处体现着“诸法实相”的思辨智慧。基于“诸法实相”,“情”在境界嬗变与本体流转中不可避免地陷入悲苦之境,从而于悲情视域中完成了《红楼梦》的旨归。     

再论《长生殿》的主题

洪升在《长生殿》的《自序》和《例言》中一再申明:“是书义取崇雅,情在写真”。“念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借天宝遗事,缀成此剧”,“专写钗合情缘”,“以《长生殿》题名”。“棠村相国尝称予是剧乃一部闹热《牡丹亭》,世以为知言”。作者明白道出创作意图是以历史上的“天宝遗事”为题材,通过唐明皇扬贵妃“钗盒情缘”由生入死,由死而生的故事情节,来展示“在帝王家罕有”,“但果有精诚不散,终成连理”(《第一出·传慨》)的不渝的爱情。     

略论唐宋爱情词

一历代文学作品中,爱情题材占有很大的比重,佳作不胜枚举。就诗词而言,词的爱情之作比诗还要多。究其原因,就在于诗歌既“言志”又“缘情”,而词则以“言情”为主。尽管“言情”的“情”并不等于就是爱情,但它无疑占着绝大的比重。唐宋词(尤其是宋词),男女情爱,相思恨别,是许多词人笔下的基本题材。过去,人们往往简单地把唐宋词里的言情之作看做“绮语”、“艳情”,笼统地概括为“绮罗香泽之态”,“绸缪宛转之度”,最多不过对它进行“雅”、“俗”的辨析和去取。1950年,王重民先生在《敦煌曲子词集·叙录》里把言情之作分为“闺     

以美丑对照原则观徐志摩剧作《卞昆冈》

美丑对照原则是法国作家雨果提出的一种美学思想。以美丑对照原则观徐志摩与陆小曼合作的一部戏剧，也是徐志摩创作的唯一一部戏剧《卞昆冈》，可以看出，徐志摩笔下的人物形象鲜明地体现了这种美与丑的对照。首先表现在人物自身的美丑对照上，具体体现在卞昆冈外在的强壮与内在的懦弱之对照、李七妹表面上的贤良与暗地里的毒辣之对照；同时还表现在人物与人物之间的美与丑对照，具体体现在卞昆冈对爱情的执着与李七妹对感情的放纵、严老敢的正义与搴七妹和尤桂生的邪恶、阿明的善良与李七妹和尤桂生的歹毒的鲜明对照上。     

梦的诗学:因情成梦,因梦成戏——汤显祖戏剧理论的心理学阐释

汤显祖的戏剧作品可称为“梦剧”,他的《紫萧记》、《紫钗记》、《牡丹亭》、《南柯梦》、《邯郸梦》都与梦有关,后三部甚至几乎全用梦来构建,而且,在理论上也对梦进行了总结.“因情成梦,因梦成戏”(《复甘义麓》),可以说是他梦的诗学的晶核.“情”,“梦”,“戏”三者之间关系紧密.“因情成梦”,“情”乃“梦”的前提和基础,它孕育并催生了“梦”,“情”是创作的巨大动因,是一种创作的内驱力;“梦”是“情”的转化和象征,即“梦”使“情”得到了宣泄与升华;而“戏”是“情”和“梦”的表现形式,即“戏”这种文学样式使“情”、“梦”这种沉浮于意识和潜意识的心理体验外化为可视、可感的艺术形象.在“情”、“梦”、“戏”这三者的关系中,人的心理现象中超现实的“梦”是一种中介、桥梁,它既是创作内容,又是戏剧创作的特殊形式,它使创作主体和作品中人物的心     

试论徐志摩诗的思想线索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徐志摩是一位有较大影响的诗人。他喜好一位朋友对他的评语:“感情之浮”、“思想之杂”。(见陈从周编《徐志摩年谱》)他自己也说:“我的思想——如其我有思想——永远不是成系统的。”(《落叶》)思想复杂,并非杂乱无章。本文所探讨的,正是徐志摩诗的思想线索。     

缘情而生 因情而灭－－试析徐志摩文学创作发生、衰竭之因

作为“新月双璧”之一的徐志摩，其短暂的文学生涯同短暂而富传奇色彩的人生一样，充满谜一样的意蕴。多角度分析徐志摩的生活经历，特别是爱情遭遇，不难发现徐志摩文学创作的发生及衰竭之因，即其爱情生活的发生衰竭是其文学艺术创作发生、衰竭的根源，二者为伴生关系。     

“年轻的神”不相信爱情——诗集《预言》与何其芳的精神求索

何其芳的诗集《预言》,并不是一部讴歌“爱情”的诗,而是一部以“爱情”为题材的诗。诗人以“爱情”作为一种情感表达的象征符号,生动表现了自己精神世界中的“感性”与“理性”、“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纠葛,深刻揭示了青春何其芳与众不同的人生追求。诗集《预言》受道家生命哲学的影响颇深,诗人用诗性的语言和丰富的想象力,“乘桴浮于海”地表达主体自我对于“自然”与“自由”的思考和向往,并试图通过灵魂的自我对话,探寻有限生命的终极意义,进而为我们提供一种可以展开充分联想的艺术空间。“爱情”在诗集《预言》中只不过是一种未来理想的艺术载体,诗人的主观目的是要向读者展示“年轻的神”的“寻道”之旅。诗集《预言》意境之美,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内涵之深,具有展现那一时代知识分子的“苦闷”“彷徨”与“寻找”的思想价值。     

徐志摩译过《死城》

《陕西师大学报》(哲社版)一九八一年第三期刊有王炘同志写的《<卞昆岗>和<死城>是徐志摩的译作吗?》(后收入重庆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九月版《诗人徐志摩》一书。)文中写道:“经多方核实,徐志摩根本没有译过《死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的贾植芳先生对于徐志摩有一定的研究,对其夫人陆小曼也比较了解,他就曾回忆说:《死城》不是徐志摩译的。” 其实,徐志摩确译过并译完了《死城》,时在一九二五年。     

从《西厢记》、《牡丹亭》看《桃花扇》中爱情主题的发展

王实甫的《西厢记》和汤显祖的《牡丹亭》的主题是写爱情,这几乎是众所公认的。孔尚任的《桃花扇》也写爱情故事,而且这个故事贯串于全剧,但它的主题是不是写爱情呢?恐怕很难肯定的回答。作者在《试一出·先声》中,通过老赞礼之口就说过:“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     

从《西厢记》、《牡丹亭》看《桃花扇》中爱情主题的发展

王实甫的《西厢记》和汤显祖的《牡丹亭》的主题是写爱情,这几乎是众所公认的。孔尚任的《桃花扇》也写爱情故事,而且这个故事贯串于全剧,但它的主题是不是写爱情呢?恐怕很难肯定的回答。作者在《试一出·先声》中,通过老赞礼之口就说过:“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     

浅论徐志摩诗歌独特的艺术个性

在“五四”新诗的队列中,《新月派》代表诗人之一的徐志摩,对现代新诗的倡导与发展有过自己的贡献,也曾产生过不同的反响。然而,他像一颗璀璨的流星,闪过一片迷人的异彩很快地消逝在茫茫的夜空里。曾被人称为一部“无韵的诗”的徐志摩和他的诗歌,却给后人留下了那么多韵味深长的回味和争议。关于诗人的评价现在已经绕过岁月的沟堑、人为的障碍和世俗的偏见,重新回到历史的天秤上,无疑这是个良好的开端。本文仅就徐志摩诗歌独特的艺术个性,谈一点浅见。     

试论《玉梨魂》的思想倾向

《玉梨魂》是徐枕亚的骈文体长篇哀情小说,民国元年出版单行本。“因为此书的风行,引起好几个志同道合的作者也竞写这类长篇小说。”①这足见《玉梨魂》在当时影响之大了。《玉梨魂》以一九○九年春到辛亥革命爆发为时代背景,描写了三个“痴男怨女”的爱情悲剧。这部小说历来被认为:作者是把小说当成“闲书”,“至于对着人生这个问题大抵毫无意见或未曾想到”②;作品所描写的是“无聊爱情”③;“小说并不是要反映封建势力对     

文士的不遇与文学中的士不遇主题

(一) 人们常说,爱情是文学艺术的一个永恒的主题。然而,在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文士的“不遇”,作为文学所表现的一种普遍的生活现象和文人所特有的思想感情,却始终伴随着文学创作。 先秦时期,当田野、里巷的青年男女,将其艺术才华倾注于婚姻爱情的生活内容而“相与咏歌,各言其情”之时,“变风变雅”作者便在“周室大坏”的社会变动中,创作了古典文学史上第一批反映士不遇之主题的抒情诗篇。诗人大都是这式微时代的卿士大夫,他们以特有的敏感最先感受到时代的变动,因而伤时忧乱,怨天尤人,一种强烈的生不逢时之情溢于言外。正如吴闿生《诗义会通》所云:《瞻叩》、《召昱》之诗,“皆忧乱之将至,哀痛迫切之音。贤者遭乱世,蒿目伤心,无可告愬,繁冤抑郁之情。《离骚》、《九章》所自出也。”     

霜余已失长淮阔——浅析《再别康桥》的双重意蕴

《再别康桥》写于1928年,是徐志摩四首康桥“情歌”中最优秀的一首。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表面来看的确是抒写作者故地重游又将再度别离的不舍与依恋,诗人用明丽柔和与易生惆怅的夕照晚景做衬底,渲染了作者重回母校的喜悦与再别母校的伤感与无奈,但伤感与无奈仅限于这一层面,该诗就会停滞于肤浅,而以此为基础所做的剖析与认识也将误导读者而使其永远不识庐山真面目。因此,我们在欣赏诗歌时绝不应机械地从字面意义出发简单地对其进行认识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