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财政金融政策支持效率研究

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存在着人口城镇化明显滞后于空间城镇化的问题,这与现行的财政金融政策相关。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可测算2005-2011年中国31个省份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效率指数,研究发现,从整体发展趋势来看,大部分年份财政金融政策效率呈下滑态势,财政金融政策并没有很好地支持城镇化建设,这突出表现为财政金融政策偏向于空间城镇化而忽视人口城镇化。这主要是受现行地方官员考核机制制约,地方政府在"政治锦标赛"中,倾向于积极推动空间城镇化,消极应对人口城镇化。所以,应建立正确的地方政府考核导向和考核指标体系,引导地方政府行为;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权利,增强地方政府财政的可持续能力;建立合理的金融资源供给模式,通过金融扶持推进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创业和就业。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口政策演变探讨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中国人口政策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是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体系向现代生育文明转变的分水岭.从国家政策层面来看,"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人口政策可分为三个时段:1966年至1968年,政治动乱导致整个社会处于无序状态,传统的生育文化体系在社会上占支配地位,人口生产处于一种无管制的增长状态:1969年至1972年,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政府适时提出了"有计划地增长人口"的口号,但只是单个部门的单独行动,没有形成完整的政策体系,所取得的成果有限;1973年至1976年,国家在"有计划地增长人口"的基础上形成了"晚、稀、少"的人口政策,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取得了较好的预后效果."文化大革命"期间人口政策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和生育价值取向,奠定了现行人口政策的根基.     

从中国的人口现状看现行的生育政策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人口进入了低生育水平条件下的"后人口转变"时期。然而,人口转变的完成,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也不等于人口压力的减轻,更不能说人口与计划生育使命的结束。相反,低生育水平条件下的人口问题更为复杂化、多元化和隐蔽化。面对新的社会发展和人口变动,我们应适时调整现行的生育政策。     

中央扶持民族地区发展政策研究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民族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处理好的一个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根据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特殊的帮扶政策措施,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由于受自然、历史、人口分布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与全国相比,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仍较低下。本文对中央扶持民族地区发展政策进行了简要归纳梳理,并分析探讨了现行民族地区发展政策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了未来中央扶持民族地区发展政策调整的思路。     

生育政策调整及其风险规避

现行生育政策对遏制中国人口过快增长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但是政策本身具有阶段性和局限性,不宜长期实行,否则会因下一代人口的过快衰减而影响家庭、社会甚至国防安全。为了让公民满足在生育上的刚性需求和实现平等的生育权利以及降低政策的负面影响,建议将现行生育政策调整为全国统一的“补偿一孩,允许二孩,控制三孩”,并将这一政策延续到2033年前后。调整生育政策可能会出现生育率波动、推迟和抬高人口峰值、计划生育工作滑坡、独生子女家庭总负担加重、人口与资源生态环境关系更加紧张等风险,需要切实规避。     

1957年关于人口问题的大讨论

1957年,在国家高层认识到需要控制人口和实行计划生育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人口问题的讲话后,理论界就中国人口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并在重要理论问题上基本达成一致。这场讨论,奠定了当代中国计划生育人口政策的基调,使计划生育人口政策的酝酿和实施有了坚实的群众性基础;积淀了关于人口问题的丰厚理论底蕴,为现行计划生育人口政策的酝酿和实施以及新世纪以后人口理论的复苏奠定了基础。     

放开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通过描述我国人口低生育水平低惯性增长以及人口变化趋势,讨论了人口结构严重失衡对我国经济社会国防国力的消极影响。同时指出,新形势下,完善人口政策必须从改变思想观念开始;必须从放开生育政策,废除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唯有这样才能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目标。     

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合的政府支持: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

在中国现行体制之下,国家宏观战略部署对农业转移人口流动务工、定居融合等起着决定性作用,地方政府则主要通过政策性扶持和服务性支持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融合。文章以新型城镇化为管理实践背景,尝试将中国层级治理下的地方政府行为理论引入城市融合这一观察视域,以层级政府职责同构和层级职能为理论启发,突破以往农业转移人口融入研究中“权益—冲突”的理论分析框架,转而以政府职能和地方政府行为理论为分析工具,构建“制度—政策—服务”的政府支持+系统,从中央制度环境、地方政策工具、服务供给支持三个层次分析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合的政府支持机制,既能解释城镇化进程中政府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合行为的内在规律,也拓展了政府行为理论的研究视域。     

我国人口生育政策该何去何从:近年的争论和讨论

通过回顾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的历次调整及相关争论,指出完善当前人口生育政策迫在眉睫。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存在的弊端和隐患主要有:孕产妇女为计划生育付出了沉重的健康代价;人口性别比失衡;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养老金缺口扩大;年轻人口亏损;国防安全存隐忧。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中国的人口生育政策早日开禁是上上之选,应坚持正确的人口价值观,回归计划生育的本意,以家庭计划为主,社会计划为辅。     

决策的困惑和人口均衡政策——中国未来人口发展问题的探讨

中国未来人口的发展表明，从一孩向二孩人口政策的过渡不仅仅是时间的问题，也是风险和利润怎样均衡的问题。根据中国的人口国情，运用人口经济学理论，本文提出了人口均衡政策的新观点。这一观点可以服务于中国现行的生育政策，同时它也为未来中国生育政策可能的变化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基础     

人口结构研究——续马寅初《新人口论》

受马寅初《新人口论》的启发,根据中国＂计划生育＂30多年的实践,构建多种＂人口结构＂模型。在构建＂人口结构＂模型的同时,引入时间坐标,从而获得＂过渡期＂人口结构的变化规律,这就为控制人口的有序增长,提供了科学依据。中国实施＂一胎＂指标30多年,一方面已经达到控制人口过度增长的目的,另一方面,＂人口结构＂正处于最佳状态,所以有必要将＂一胎＂指标适时调整为＂两胎＂,以防止生育率的锐减和＂老龄化＂的激增。     

城镇中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政策失败探析

目前，我国城镇中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政策总体上是失败的。一方面，政策制定失败：政策目标不合理；决策失效；政策表面化现象普遍。另一方面，政策执行失败。表现在：政策扩大化现象明显；政策替换现象严重；政策监控缺位；目标团体界定欠科学。改善的途径是：一、提高决策者的素质；二、改变经济适用房补贴方式，严格控制其面积；三、运用中央财政进行资金补贴，调动地方积极性；四、将执行此项政策纳入官员政绩考核；五、完善保障对象的进入机制。     

哈萨克斯坦的境外哈萨克人移民政策

为了解决人口危机,并且复兴哈萨克民族,哈政府制定了外来移民政策,重点吸引境外的哈萨克人。《人口迁移法》是最主要和最基本的法律,然而在实施移民政策的过程出现了一些诸如加入国籍难、就业难、语言障碍等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现行法律不健全、社会——经济政策不成熟、管理落后、官员腐败及忽视移民文化。通过对其移民政策的分析指出,要想进一步贯彻移民计划,哈政府首先要发展本国经济,其次要健全法律法规,第三要与相关国家协商解决移民问题,第四要重视移民社会文化的研究。     

论黄慕松使藏

193 4年初 ,黄慕松受命赴藏代表中华民国政府成功地举行了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册封与致祭典礼 ,并抓住机会宣传中央的对藏政策 ,商讨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黄慕松使藏是南京国民政府恢复对藏行使主权的一个重要步骤 ,西藏地方政府对外公开宣布“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同意中央派员常驻拉萨。自此 ,英国也随即调整了对藏政策 ,中英在西藏的角逐趋于激烈     

三论中国生育政策的系统模拟与比较选择——兼论"一代独生子女"政策"自着陆"

通过对全国和30个省区未来51种生育方案近百年模拟和对人口数量控制、年龄结构改善利弊得失的对比权衡可知,与2020年开始实行一代独生子女政策相比,尽快二孩方案在人口年龄结构上并没有显著优势,而它们的分年龄人口数和人口总量将会有较大差异,前者将稳定在一个适中的或较小的规模上,后者将稳定在一个庞大的规模上.研究生育政策,制定人口战略,既要考虑年龄结构不要过度老化,也要考虑年龄结构相对稳定;既要追求战术性的阶段性优势,更要追求战略性的久远性优势.结合中国已有的大规模人口和年龄结构优化的总体要求,可以选择在2020年实行大、中口径的一代独生子女政策.此项政策在公平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上具有九大优点,可以平稳地实现我国计划生育的"自着陆".     

民族地区实施"两免一补"教育的调查与思考

2000年,云南省开始在边境沿线实施免除课本费、文具费和杂费的"三免费"教育,被人民群众誉为民心工程。如今,"三免费"教育被国家推广为免除教科书费、杂费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的"两免一补"政策。免费教育从部门行为,变为政府的行为,最后发展为国家的行为,成为中国最伟大的德政工程之一。     

基层政府中的“留痕形式主义”行为：一个解释框架

从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提出一个解释框架,对过度留痕的“形式主义”现象形成的原因进行考察。地方层面上,在信息不对称的委托代理格局下,下级政府要为上级政府发射信号来表明自己完成任务,从而为上级政府认可工作成效提供佐证,以规避政治风险。这一逻辑诱发了官员的“表面应对”行为;中央层面上,十八大之后中央权威急剧强化,各级政府强调落实,体制遂通过层层监督检查,传导压力来保证政策完成,然而受制于交易成本的约束,只能借助技术治理的方式对基层政府进行考核。又因为技术治理存在着自身的限度,导致宏观约束机制只能默许乃至鼓励“留痕形式主义”行为的出现。“形式主义”并不能看作是我们庞大体制中的“弊病”或者“顽疾”,而是政治体系在处理中央和基层两种治理逻辑的矛盾过程中所产生的自然表现,背后反映出政府围绕技术治理所展开的调试过程,表明政府内部正处于探索一条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可实现路径的尝试之中。     

基层政府中的“留痕形式主义”行为：一个解释框架

从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提出一个解释框架,对过度留痕的“形式主义”现象形成的原因进行考察。地方层面上,在信息不对称的委托代理格局下,下级政府要为上级政府发射信号来表明自己完成任务,从而为上级政府认可工作成效提供佐证,以规避政治风险。这一逻辑诱发了官员的“表面应对”行为;中央层面上,十八大之后中央权威急剧强化,各级政府强调落实,体制遂通过层层监督检查,传导压力来保证政策完成,然而受制于交易成本的约束,只能借助技术治理的方式对基层政府进行考核。又因为技术治理存在着自身的限度,导致宏观约束机制只能默许乃至鼓励“留痕形式主义”行为的出现。“形式主义”并不能看作是我们庞大体制中的“弊病”或者“顽疾”,而是政治体系在处理中央和基层两种治理逻辑的矛盾过程中所产生的自然表现,背后反映出政府围绕技术治理所展开的调试过程,表明政府内部正处于探索一条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可实现路径的尝试之中。     

中国人口控制政策的历史变化与改革趋势

在解放后至今的半个多世纪中,我国不同历史阶段的人口控制政策不同。从控制人口数量增长这个纬度而言,1966~1976这十年成果显著;1977年以后的激进指标增加了完成国家计划的难度,故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政策的波动;1988年以来政策多元而稳定,终于迎来了低生育水平的局面。从现阶段看,不能简单地将中国“计划生育”理解为“一对夫妇一个孩”;从长时段上看,中国在降低人口增长率方面为世界总结的最重要的经验是“晚、稀、少”。面对生育率的持续降低,应考虑选择恰当时机改革现行政策。     

“一国两制”下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之释义分析——兼论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的关系

全面管治权是中央依主权而对特别行政区居民和事务,直接或间接行使的管辖、统治、治理的权力。全面管治权是基于《宪法》和两部《基本法》之规范,归纳和总结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在对内主权和对外主权上的权力关系。全面管治权综合了“管辖权”之法律属性与“治权”之政治意涵,兼具法理基础、规范依据与宪制需要。一国两制语境下,中央依主权,将部分管治权之权力行使权授权给特别行政区,形成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全面管治权是高度自治权的权力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