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德“至善”的幸福观

幸福与德性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伦理学家们讨论的热点话题。古希腊时期,在此问题上,出现了斯多葛学派与昔勒尼学派之间的争论,之后以经验论为哲学基础的感性幸福论与以先验论为逻辑前提的道义论纷争不断。康德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只有与德性相匹配的幸福才是有价值的,有德性的人才配享受幸福,德性是幸福的条件。他倡导的“至善”幸福观仍然是当今和谐幸福社会构建的重要理论参照。     

“底层”、“同性恋”、“泛自传” ——19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的先锋策略研究

 19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电影中的探索部分,在题材、观念、叙事、形式、风格等方面的特征,可以一同纳入“先锋策略”研究的整体视角中,最突出地表现为底层视角策略、以同性恋为代表的边缘文化策略、泛自传策略三个方面。底层视角策略是在用从回归平稳叙事状态的方式,带有创作主体的意识形态焦虑地关注和展现中国当代社会转型中的现实问题,从一种精英式的自恋视角或俯视视角的窠臼中跳脱出来,对边缘和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生活的加倍关注,力图采用平视的视角,对生活的原生态不加粉饰地、具体而非概念性地展示出来;同性恋电影通过同性恋亚文化或其他带有边缘性的亚文化在伦理接受和审美接受上的特殊性,营造了一个独立的带有黑匣子意味的社会群落,这个群落整体上具有自为的合法性以及“独立个体”的文化意味;而“泛自传策略”则是通过破除宏大叙事,用“纪录片风格”来展现“我”那些被压缩在扁平时空中的“个体生命经验”,以微观的个体的境遇和感受来折射那个和“我”相关的世界。     

“开新式返本”与“创造性会通”:中国哲学方法论反思与范式转换

三十余年以来,学术界关于中国哲学方法论的探讨日益增多。在这些讨论中,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以及中西马三者的关系构成了探讨中国哲学方法论的两个重要理论背景。在此背景下,方法论的演变主要表现为三大动向:一是比较哲学的持续升温,二是传统治学方法的重新肯定与复活,三是问题导向的新研究不断涌现。学界对方法论的关注焦点是围绕“以西释中”的模式所展开的激烈争论和反思,这些争论暴露出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的深层问题。究竟言之,中国哲学的转型与创新的主要进路在于“开新式返本”与“创造性会通”。如何在与西学深入会通的背景下抉发中国哲学的内在精神,使“返本”“会通”“开新”三者有机融合,在“化西”的层次之上达到中西文化交融的“双向诠释”和“深度融合”,是摆在当代中国哲学面前的重要课题。     

“国故学”与“中国学术”的纠结

“国学”究竟是指中国固有学术还是中国学术,即近现代学术是否应当包括在内,是百余年来数次“国学”论争悬而未决的问题。民国时期有关“国学”究竟是“国故学”的缩写还是“中国学术”的简称的争持,透露出了这个问题的内在纠结。由于反对“整理国故”的声浪渐高,支持者中的新派学人强调“国学”的全称应为“国故学”,“故”字不可省略,以彰显其批判性和进步性;而反对把国学当作没有生命力的古董来看待的学者,则提出“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不仅包括古代学术,还理应囊括现在与未来,“国学”应当是一个不断生长的开放概念。在反复的辩难中,“国故学”与“中国学术”的概念争持,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时间的界定和价值的论断,因关乎具体的治学方法和学术理念,而出现互相渗透乃至颠倒的现象,对我们今天的“国学”讨论依旧极具启发。     

转变中的中国“都市一代”电影： 全球时代中国“电影节电影”的文化面向

 　　　摘要：  作为一个定义多元的指代,“电影节电影”这一概念能够用于批判地考察两代中国电影——尤其是对在过去20年中在国际电影节平台上大放异彩的“都市一代”——的全球流通轨迹。一方面,全球化语境下的电影节体现出巴赫金式的多声部性,而“世界电影节体系”作为世界“电影经济体”的重要环节,通过销售代理、发行商和影评人等的协同努力将电影协力打造为“有利可图的国际奢侈品”。同时,电影节影片甄选和节目策划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皮埃尔·布迪厄所说的文化产品的“经典化”倾向;更重要的是,甄选过程本身无疑也融合了多样化的社会文化议题。通过略览领风气之先的第五代电影导演如张艺谋等人的“自传民族志”电影作品,人们能够看到当代后社会主义中国语境下,“电影节电影”这一概念如何演进。而新一代中国电影中所谓“电影节电影”的制作、流通和展映,也成为中国大陆独立电影生态中的重要部分。同时,部分年轻的电影作者通过在自己的作品中模仿特定的美学特征或者重复受关注的题材来赢得国际电影市场的通行证——这种做法也不应该完全被看作是负面消极的：一方面,电影节网路成为中国独立电影进入全球视觉制作/消费食物链的关键一环;另外一方面,关于“电影节电影”的刻板看法也应该做出相应调整或者部分抛弃。     

《巴黎手稿》中“社会”概念的内在张力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哲学的秘密和诞生地,是马克思“社会”概念的原初理论语境。“社会”概念与“类”概念直接相通又是对后者的批判性超越,“人是社会存在物”这一论断表明,“社会”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深刻洞悉。而“社会”概念所内蕴的“人所应是”的规范性界定直接成为马克思批判现实社会与人的历史境遇的重要价值参照系,异化劳动理论的形成标志着马克思“社会”批判话语最初动向。     

“趣味”的角逐——论“十七年”诗人审美趣味的重塑及危机

在“十七年”诗歌的成长过程中,诗人审美趣味的重塑不仅是知识分子实施自我革新和国家权力主体再造“新人”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推进当代诗歌新的美学风格生成与建构的重要方略。当代诗坛的主持者们通过趣味的“区隔化”、阶级指认和合法趣味的再生产等方式,根治了知识分子（诗人）的“审美偏执”和“审美惯性”,促使当代诗人审美趣味“工农化”并最终走向权力化。由于这种不断“权力化”的审美趣味具有鲜明的排他性和授予性,不但造成当代诗歌“美学趣味”的变异与失衡,而且随着语境的变迁“工农兵”趣味也将遭遇合法性危机。     

“搁置争议”视野下中国海权战略的选择

20 世纪70 年代,邓小平提出“搁置争议”思想,这既是国际政治环境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自身实力所限的历史必然。“搁置争议”思想提出后,我国当代几代领导集体坚持这一思想,一定程度缓解和平息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权争议,为中国赢得可贵的和平与发展时代良机。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的“海洋强国”战略,为今后我国海权发展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在“搁置争议”思想下中国海权发展既面临机遇,也充满挑战。“黄岩岛”模式、“钓鱼岛”模式、“共同开发”模式、“自我开发”模式既是对“搁置争议”思想的继承,也是一种发展,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海权发展战略的选择。坚持和发展“搁置争议”思想对中国海权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当代国际法学中的“一般国际法”概念

20世纪的国际法学界在定义“特别国际法”与“一般国际法”的概念时,存在着一种通说,认为条约就是特别国际法,而习惯国际法则是一般国际法。这种认识实际上并不准确,因为一般国际法与习惯国际法之间存在着诸多差别,不能等同视之。导致这种通说长期流行的原因,除了语词上的混淆以外,更重要的是对《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1款存在着理解上的误区。面对新的时代情势,我们需要提出一种比传统理论更加明确而合理的方式,作为认定一般国际法的标准,以期更好地回应当代国际社会的现实要求。在此意义上,对“裁判规范”与“行为规范”的区分以及对“认识根据”的界定,都有助于厘清当代国际法学中“一般国际法”的本质及其建构依据。     

索罗斯“反射性理论”和“理性经济人”——从马克思“现实的人”视角出发的哲学解读

索罗斯的“反射性理论”为突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困境提供了新的范式,颠覆了“理性经济人”假设,重新审视了经济理性在市场中的作用,更加重视真实复杂的人性中非理性因素在市场中的体现。本文运用马克思的“现实的人”观点对“理性经济”人及索罗斯范式中的“人”作出新的批判和评价：现实的人就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具体的、历史的人,“理性经济人”是抽象的、孤立的人;索罗斯将人的不完备性、易错性、不确定性等加入了他的新的范式中,这种对人的认识,相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是一个进步,但是,它对人的抽象,仍然没有完整地把握人的规定性,特别是本质规定性。     

社会美及其后现代转向

社会美作为美的形态之一,作为中国美学的“特产”,曾经在中国美学界引发过激烈的讨论、研究与宣扬。然而,它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之后,却逐渐走向了停滞。不过,在进入新世纪之后,西方当代美学开始关注生活、社会和自然,开始将生活、艺术、社会、自然的界限抹平--它们开始提出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肯定美学”、“景观美学”--而这些实际上和中国现当代的社会美有着相同的时代诉求和审美立场。同时,伴随着后现代主义的进展,后现代美学思想的影响,社会美开始走向一种建设性的审美征途之中。它开始倡导一种自由、多元、和谐的审美观念,而这些实际上就是一种广义的生态美学观。     

市场自由、政府干预与“中国模式”

2008年的金融危机在引发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刻调整的同时,也促使人们重新认识若干经济学的重大理论问题,其中,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市场自由与政府干预的问题再次成为热点问题被提了出来。任何理论的建立都是具有一组假设条件的。新自由主义的假设是经济人假设、完全竞争假设,如果这些假设不成立或需要放松,那么,结论当然要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危机并不可能也不应该终结市场自由。在造成这场危机的原因中,既有市场失灵,也有政府失灵,包括利率失灵、监管失灵和货币政策失灵。通过观察这场危机中各国政府的救市行动以及产生的效应,可以看到政府干预出现了“新综合”的趋势。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是指当市场不能自动出清时,即有效需求不足时,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增加和刺激有效需求,以帮助市场恢复均衡。政府干预的“新综合”是指,对凯恩斯政府干预的三个扩展;常态的政府干预与非常态的政府干预;商品市场的政府干预与资本市场的政府干预;宏观经济的政府干预与微观经济的政府干预;以及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两种意义上的政府干预。纵观经济发展的历史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变,不难发现,各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异同主要是由政府作用所致;各种经济发展模式的成败,也是由在不同发展阶段,对政府作用的“度”的把握决定的。尽管现在还不存在一个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但在未来的某个时期,“中国模式”也许将是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东亚模式”并列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正确认识“中国模式”的政府作用和国有经济地位,对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本体观辨析 ——以“实践”与“存在论”关系为中心

“实践存在论”是近年出现在美学、文艺学研究领域的一种本体观。它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存在论组合起来,并伴随“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间的争论一同展开。“实践存在论”的前身是建立在“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实践本体论”。考察经典作家的文本,可以发现“实践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并不存在的概念,而美学和文艺学上的“实践本体论”,看似以上述“实践唯物主义”为依据,走在唯物主义轨道上,但事实上,它的理论解释却完全落到了所谓的“实践”上面,确切地说,是落在了所谓“实践”的“能动性”上面。当“实践”的能动作用被人为地无限发挥,而对现实的物质基础却置若罔闻的时候,这种“实践”就有可能走向主体性的“精神实践”的危险。所以,“实践本体论”的说法也不能成立。因之,“实践存在论”能否存在就成了问题。从理论构成上看,“实践”与“存在”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及其理论上共生共融的可能性,是该理论阐释的内在需要。作为美学、文艺学的本体观,它需要适合于理论上的逻辑生成法则。马克思所讲的“实践”是指人的物质劳动和革命实践,既包括最初的本源意义上物质活动和物质交往的含义,也包括在现实基础上社会活动和革命实践的含义。这里的“实践”不能理解为包容一切的活动和行为,也不能理解为是亚里士多德和康德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道德实践”。并且“实践”是“现实的人”的物质实践与革命实践,是社会的、历史的活动,不是神秘的玄想或抽象的思辨,也不是动物式的类存在物的活动。在海德格尔那里,他的“存在”是个体的人的“存在”,并不涉及马克思意义上的“实践”问题。他的“存在”只是一种“领悟”和所谓“存在之澄明”,并不是指“现实的人”的“实践”。而这种“领悟”或“澄明”,不过是一种主体心性的大彻大悟,是非人力所能为的。如果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通过人类劳动和实践而通达的“自由王国”相比较,那么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澄明”则是彼岸性的,是此岸性的彼岸向往。因此,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论在理论内涵和具体指向上的不同,是“实践存在论”阐释遇到的最大困难。科学的本体论只能是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及其历史观。“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的具体做法是：先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进行扭曲化、狭隘化,然后将“实践”观念加以泛化,接着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加以比对、结合,最后,生造出所谓的“实践存在论”体系来。到了这个地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的内容就已基本看不见踪影了。“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有着严重的理论上的失误。     

“出走”与“走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进程

海外华文文学产生于华人“有来无回”的“出走”,而其前途和价值在于“落地生根”而非“叶落归根”。“落叶归根”联系着中国人的传统心态和人生,“落地生根”则反映出海外华人社会在地化的成熟。前者会有浓厚甚至鲜明的“中国性”,后者则有着独特而复杂的“本土性”。而百年海外华文文学是在不断地走出“中国性”、走出“本土性”的历史进程中走向中华民族文学的新形态,更走向文学的新境界。这种“出走”与“走出”构成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百年历程。将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分成三个历史时期,考察其“中国性”、“本土性”等的产生和走出“中国性”、“本土性”等依附的努力,能够更切实地把握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与价值。      

体验·隐喻·历史——福柯“关系本体论”文艺思想研究

福柯文艺思想的根本方面是“关系本体论”。福柯在“文学时期”就思考并提出“文学本体论”的问题,其文艺本体论性质是“关系本体论”,基本方面由“体验”、“隐喻”、“历史”三个维度构成：“体验”是存在与他者的关系维度,体现出理性与非理性对话交流的开放思维;“隐喻”是形式与意义的关系维度,体现为语言内部与外部关系的新型构造;“历史”是结构与变化的关系维度,话语分析成为有效的批评方式。福柯的“关系本体论”文艺思想,对后现代主义文论具有反思与认识价值,对当代文艺理论学科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宗教生态”，还是“权力生态”——从当代中国的“宗教生态论”思潮谈起

当代中国宗教发展的社会实质,不仅仅是宗教生态问题,而是宗教信仰与社会权力的关系。其问题的深层,则是当代中国的权力生态问题,而非局限于基督教与民间宗教信仰的互动关系。当代中国宗教的发展及其宗教信仰关系,它们之间的矛盾甚至冲突,实际上是一个权力生态、社会生态问题。就当前中国社会变迁的趋势来看,重祭“华夷之辩”的旗帜,急于引申华夏传统以建构正统的信仰方法,实际上是忽略了现代国家与现代社会的宗教信仰之公共性与社会性。就其本质而言,与其说要给民间信仰或民间宗教一个发展的空间,不如说,如果要解决当代中国宗教信仰存在与发展的矛盾关系,关键在于开放宗教关系,还宗教与信仰的社会实践自由,给宗教信仰一个公共实践、公开交往的社会空间。从当代中国宗教信仰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我们可以梳理出权力生态及其国家定义的信仰等社会学问题。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     

基于话语分析的广义“去安全化”理论建构

狭义的“去安全化”是指将安全议题移出安全领域而置于常态政治领域的过程，而广义的“去安全化”则包括防止尚未被“安全化”的问题被“安全化”或“过度安全化”，以及防止已经被“安全化”了的议题被“超安全化”。广义的“去安全化”不仅是安全化的逆向过程，也是国家行为体通过创设以“和合共生”为核心的共同语境来建构适合双方的价值认同与合作机制的过程。把话语分析中的施事话语、价值认同和交往生态三个要素引入广义“去安全化”理论十分重要，而外交对接合法化和互文性则是分析广义“去安全化”理论在外交实践中的作用的重要维度。在美国等国越来越趋向于对中国实施全面安全化战略的语境下，中国需要重视广义“去安全化”的理论及其应用，打造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并被国际社会认可的规范性力量。     

“头足倒置”抑或“首尾不一”——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主旨的再考察

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重点批判了黑格尔国家学说的“头足倒置”与“首尾不一”,前者指黑格尔忽视了市民社会才是国家的决定性因素而非相反;后者指黑格尔未能贯彻自己的原则,既无创见更充满妥协。实际上,“头足倒置”并非直接批判黑格尔国家学说,其主要目标是近代政治哲学,在批判近代政治哲学方面,马克思与黑格尔共享了同一个逻辑。“首尾不一”则沿用黑格尔的逻辑框架指出了黑格尔哲学的“非批判性”之缺陷,这一批判指出了黑格尔法哲学存在的问题,但不是以往研究关注的重点。因此,对于马克思的批判,我们不应简单定论,既要认识到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继承关系,也要认识到马克思批判的错位之处,更要认识到他们各自政治哲学自身发展路径的差异。     

生育水平下降的“实在空间”与“观念空间”

中国“人口瓶颈”的消除并非是把人口稳定在15亿左右,而在于实施“人口负增长战略”,分三阶段将人口总量降至3-4亿的小规模态。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下降既有其“实在空间”---“尺度空间”、“结构空间”、“政策空间”和“比较空间”,又有其通过提高认知在较大程度上可消解的“观念空间”。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发展问题和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口问题;可持续发展需要一个与环境保持低位均衡的“小人口”,而非能为土地生产力支持的“适度人口”;人口数量控制对年龄结构调整的优先性是层级-尺度理论的规定;市场并非万能的,而需要具有约束力的计划生育;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并不必然与“政策挤压”形成的狭小“生育空间”相联系;稳定低生育水平不是“东稳西降”,而必须“东西同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