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美国国家利益的变化与"哑铃战略"

在40多年的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的国家利益随着国际格局与环境的巨大变化而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美国需要在一段没有"对手和敌人"的历史时期内改造整个国际社会、控制国际格局的未来发展方向和性质,为美国未来可能遇到的威胁或挑战提前做好应对准备.目前正在实施的一种以"哑铃战略"为核心的全面战略调整,是冷战后美国将要长期执行的战略性决策,是对冷战后美国国家利益发生的变化所做的战略性应对.这一战略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可能要持续到21世纪中叶.     

国际体系中的中国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的形成和阐释既受到一国特定因素作用，也受到国际规范影响。对于渐趋融入国际体系的中国来说，国家利益的生成在此背景下变得更加理性。中国国家利益的内容主要包括发展利益、主权利益、责任利益和制度安全利益四方面。     

西方国际政治理论视野中的国家利益研究

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其理论形态主要体现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三大范式间的演变.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作为理性主义方法的代表,将国家利益视为外生于国际体系而先天给定的因素,对安全、权力、财富等物质利益的追求则是国家恒久不变的行为动机.但在建构主义看来,国家利益本源上根植于认同、规范结构中,包含有理念主义内涵,它内生于行为体的互动进程中,认同建构国家利益,并进而决定国家行为的图景变化.     

论"政府利益"与"公众利益"的辩证协调

"政府利益"和"公众利益"都是客观存在,二者具有不同特征,不能混同."政府利益"与"公众利益"之间的矛盾有两个层面;人民政权建立后,这一矛盾的特殊性表现在统治与被统治的矛盾解决了,但管理与被管理的矛盾还存在着.当前我国"政府利益"与"公众利益"协调发展的深层障碍,是一些人的"个人私利"夹带在"政府利益"之中侵占"公众利益".过滤和清除官员在利益问题上的体制性夹带,是当前"政府利益"与"公众利益"协调发展的基本防线.     

国家利益的层次界定与国际法的关系——以《美国国家利益报告》为分析蓝本

国家利益的层次划分与国际法的关系是紧密的。以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发布的《美国国家利益报告》为分析蓝本,结合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实践,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诸如军事、政治等"高级政治"领域,还是诸如经济、环境等"低级政治"领域的国家利益的维护与促进,都跟国际法紧密联结在一起。具体地讲,"高级政治"领域达成国际立法的难度更大,但一旦达成,其"权威性"与"合法性"相较于"低级政治"领域的国际立法要高,国家对其更为重视,法律的稳定性也能得到较好维持。相比之下,"低级政治"领域达成国际立法难度较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有关投资、贸易、金融等领域的国际立法构成"井喷"态势。但相对于"高级政治"领域的国际法,其被违反以及修改、废除的几率更大。究其原因,在于"高级政治"领域的国家利益基本属于永久与不可变的领域,而"低级政治"领域的国家利益属于可变以及可分割的性质。因此,不同层次国家利益的特点,决定了相关国际法达成的难度、权威性与正当性等问题。     

国家安全利益的理论探析——兼谈中国东北亚国家安全利益

国家安全利益是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的核心内容,是分析民族国家间互动态势、博弈过程的重要视角,反映民族国家谋求安全、扩持利益的源动力.文章首先从基本概念入手,阐述国家安全利益的属性与内涵,并从理论角度探讨国家安全利益的生成机制,其中涵盖国家身份、安全观念、安全环境与国际规范四个主要因素.最后,把握中国东北亚国家安全利益的研究视角、现实内涵及护持方式,以期深化对国家安全利益问题的认知.     

国家利益的特性及其维护

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中驱动国家间互动的基本要素 ,是一个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主要依据。国家同时兼具客观性和主观性、全民性和阶级性、持久性和动态性等特性。主权国家要维护其国家利益 ,必须在拥有强大实力的同时 ,准确界定国家利益 ,分层次加以维护 ,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组织 ,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美国对华"认知困境"与对华政策变化轨迹

国家利益决定美国的对华外交政策,但国家利益的界定受到国际与国内政治变化的影响。冷战结束后,美国曾陷入对华关系的“认知困境”,由此导致美国在选择实现其国家利益的政策时往往陷入自相矛盾之中。貌似矛盾的政策,其实是由美国在不同阶段对国家利益的不同界定所决定的。厘清美国国家利益在不同阶段的内容及实质,是把握中美关系发展规律的关键。     

利益冲突情境对公职人员利益取向偏差的影响——透视腐败成因的一个视角

利益冲突情境是公职人员面对特定利益结构时进行利益选择和利益权衡的状态,腐败就是在特定利益冲突情境中出现的利益取向偏差.不断增强的市场力量和处于转型中的国家力量相互影响,共同建构了日益显著的利益冲突情境,以利益观变异中介而对公职人员利益取向发挥作用,出现交易型、影响型、旋转型、集体型利益取向偏差行为.     

政治学基本人性假设的再探讨——论"政治理性人"的基本逻辑

政治领域中政治人的人性假设不仅应成为政治学方法论的基本前提,而且应构成政治学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独树一帜的基本依据。本文在与"经济人"的比较中,挖掘与建构"政治理性人"的人性假设。政治理性人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基于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在三元利益的激励下,追求、夺取并运用权力,来实现特定的利益权威性分配以满足特定利益需求,从而实现权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这一基本逻辑链外在体现为:双重需求激励—追求权力—三元利益互动—运用权力—政治行为。     

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的定位与维护

国家利益概念原本就有争议 ,而在全球化时代更面临着来自国际制度、全球问题、全球利益与全球意识等方面的挑战。在此情况下 ,民族国家必须树立新的国家利益观 ,把握以下原则 :坚持全球利益观照下的国家利益 ;注重把握国家利益的层次性和动态性 ;在确定国家利益的优先顺序基础上 ,在国际制度的框架中实现国家利益。     

地方利益、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与福祉

地方利益包括地方政府官员的利益与地方公利,其中,地方政府官员利益居于核心层并发挥基础性、关键性作用.地方政府官员的利益又包括物质利益与非物质利益,非物质利益中的政治利益至关重要.地方利益引致地方政府行为变异,导致区域经济不合作,进而造成福祉损失.只有从地方利益入手,准确清晰地界定并规范和约束地方利益,并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才能真正推动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增进福祉.     

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安全与国家利益

自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成为近代国际关系的开端并产生了以主权为本质属性的民族国家开始,国家利益就成为所有国家行为的起点和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前提条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随着东西方关系的缓和与军事对抗的减弱,文化安全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文化因素成为国家利益的要素之一,从而成为各国维护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手段。     

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可以休矣——全球化与国家利益的新观念

以摩根索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学派所主张的国家利益观念 ,在二战后的国际政治发展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趋势的不断深化 ,这种对抗性的利益观念已变得不合时宜了。在新的形势下 ,国家间的相互依存不断加深 ,国家利益完全可以达到正和关系 ,因此 ,在国家利益的确定和判断、国家利益的维护和实现等方面都需要树立新的观念     

经济全球化对国家利益的影响

研究了经济全球化对国家利益界定所产生的影响。通过将国家利益的形成设定为国内利益集团相互作用的结果,考察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际贸易与跨国投资对一国国家利益的不同影响。认为,国际贸易基本上不影响国家利益的界定,经济全球化对国家利益界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跨国投资上。     

共容利益狭隘化:破解国家荣衰兴亡周期律的一种新解释

利益集团的利益包括狭隘利益与共容利益两种。利益集团首先是作为"经济人"而存在的。一般性利益集团往往关注的只是它们自身的狭隘利益,甚至为了自身的狭隘利益而不惜牺牲社会的公共利益。相比较而言,现代政党等典型代表性利益集团更具有共容利益,它们会更加关注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一般而言,执政集团在位初期更具有共容利益,但其共容利益往往会随着统治时间的延长而流失。当执政利益集团排除了共容利益,完全蜕化为自利的狭隘利益集团时,其政治合法性也就完全失去了,政权往往会被新的更具有共容利益的典型性代表集团所取代。古今中外的王朝更替和国家荣衰,都可以从中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在现代社会,理性的执政集团往往会通过意识形态教育、现代国家制度建设、限制分利集团、打造公共领域、增强公民能力等一些彰显公共理性的路径,以有效应对执政集团共容利益的狭隘化问题;并以不断增强执政集团的共容利益为基础,促进整个社会利益集团在寻求自身利益实现的过程中,在更大程度上彰显共容利益,走向公共理性,进一步促进社会的公平与和谐。     

浅论我国的国家形象及其塑造

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极其重要的无形资产,其定位和塑造直接影响对外政策的执行和国家利益的得失。国家形象及其塑造一方面与国家自身综合国力密切相关,又离不开国际传媒和舆论的塑造。我国应该充分利用国际传媒的作用,提高对外宣传水平,在国际社会上树立改革开放、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国内形象,又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大旗,树立我国爱和平、要发展、求合作的国际形象。     

以兴趣为导向的认识论——对哈贝马斯认识论特点的探讨

哈贝马斯试图把兴趣范畴引入认识论,建构认识和兴趣辩证统一的新型认识论。他的认识论的主要特点是:批判黑格尔的总体性的真理观,拓展认识论的研究视阈和层面,对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各种认识类型的科学性、真理性作认识论的辩护;批判唯科学论的客观主义,强调认识论的反思批判性;凸显认识的价值方面,实现事实和价值的统一;从认识与兴趣关系的视角探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与技术紧密结合造成的理论与实践的分离;试图改变孤立的主体的认识论模式,探讨认识主体间的语言交往关系。他的认识论虽然具有启发意义,但却背离了马克思的劳动的观点。因此,尽管他自称他的认识论是指向人类解放的,但却聚焦于科技理性的批判上,而并未触动资本主义制度。     

主流意识形态利益整合功能与和谐社会建设

改革开放推动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整个社会的利益格局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人们利益关注的重心也从精神利益向物质利益转移,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发生了从"价值认同"向"利益认同"的转变。我们要建设的和谐社会决不是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而是一个能整合不同利益冲突并把冲突控制在有序范围内的社会。一切社会冲突的根源,归根到底都与利益有关。能否发挥意识形态的利益整合功能,关系到和谐社会建设的成败。具体来说,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发展,在发展中实现意识形态的利益整合功能;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价值导向的同时开展主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对话,在沟通中实现对多样利益的整合。     

中美双边外交的影响因素、特点和趋势

中美两国各自的国家利益、国内因素和世界各主要力量影响中美双边外交。冷战后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和“9.11”之后中美双边外交出现了一些新特点:战略竞争与合作关系取代了中美安全战略合作关系,美对华政策正向着一种基调积极的方向转变,经济贸易外交成为巩固两国关系的基础,反恐外交成了非常重要的一种形式,美国始终没有放弃对中国的人权外交。美中关系总的趋势是向着良好方向发展的,中国的发展不必然伴随着美国的衰落,中美各自的国家利益也不必然具有对抗性。对中国来说,在对美外交中处于被动反映的模式仍将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