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语言的简约性与《论语》英译的多样性

《论语》语言简约性不仅是古代汉语的内在特征,更是孔子教育思想、哲学思想、美学思想和语言观的集中体现。对语言简约性的认同、接受与再现,反映出译者对孔子思想的理解与接受。文章选取多种英译本中的实例,论述原作语言简约性与《论语》翻译多样性之间的关系,指出语言与语境的简约与含混成就了翻译的多样性,而翻译多样性又弥补了明晰化翻译策略造成的译本阐释空间缩小的问题,目的语读者依然能够感受到原作的辞约义丰。     

林语堂英译《浮生六记》的审美再现

文学翻译贵在审美再现。林语堂的翻译追求达意与传神的审美目标．他的《浮生六记》译本语言风格贴近原作，选词生动传神．句式灵活变通，行文流畅优雅，成功地再现了原作的风格美，是一篇难得的佳作。其翻译方法值得借鉴。     

从文化构建的视角看文学翻译中的共谋

在列费维尔和巴斯奈特合作出版的《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一书中,巴斯奈特引入一个令人振奋的新概念———共谋(collusion)。对苏珊.巴斯内特所提出的这一概念有必要作进一步探讨。“共谋”实际上是翻译研究实现文化转向的一种可行的翻译策略,它体现了传统意义上直译和意译、异化和归化的和谐统一;体现了翻译内外研究的高度结合。译者与原作者和译入语读者就原作、原语言、原语文化和译作、译入语及译语文化的共谋使得原作和译作、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共生、共荣。小而言之,共谋可以达到对原作和原语文化的推广传播,并实现对译入语文化的滋养和丰富。大而言之,这种共谋可以对译入语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建构起积极作用。     

从《哀希腊》译本看翻译语言范式的演进

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绝不会被动地充当语言转换者的角色,而是在呼应集体语言审美定势的同时,渗入自己的审美体验,表现出强烈的个体差异,以此推动翻译语言的发展和演进。通过对《哀希腊》五四前后不同译本及其语言背景的分析,揭示出翻译语言由译入语范式向原作语风格的转化,反映出整个翻译语言的变化发展,折射出语言观念的变化。     

"形"与"神"的统一——论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

诗歌的翻译就是把原诗的形式与内涵用另一种语言忠实地再现出来,使目的语的异国读者能够从译品中尽可能获得与源语读者相同或相似的共鸣和美的感受.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凝练,形式整齐,内容丰富,韵律严格,修辞手段多样.因此,意境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灵魂,诗歌的翻译必须把握好艺术意境的传达.另外,汉字的特殊构词方式和字句的对仗本身具有直观的形象美.因此,在翻译时不仅要注意保持"形似",而且应深入其深层结构,挖掘语言的内涵,使译文具有同样的诗情画意,译形以求忠,译神以达众,从而达到译作与原作"形"与"神"的和谐统一,尽可能地再现原作的艺术意境和风格.     

译者主体性在电影翻译中的体现——《卧虎藏龙》的英文字幕研究

以《卧虎藏龙》的英文字幕研究为例,指出由于目的语和原语的语言形式、文化特征存在差异．译者在翻译电影的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主体性作用,与原作者进行妥协和竞争。通过妥协,译者向目的语观众展现了原作的风格和文化信息。通过竞争,以目的语观众易于理解、便于接受的语言表达方式来翻译原作,使目的语观众尽可能达到与原语观众相同的审美感受和体验。     

浅谈英汉翻译中的“再创作”

基于原著作的限制,翻译时不仅要忠实于原著,还要遵从目标语的语言规则。翻译受各种主客观条件制约,译者不可能像原作者那样自由创作。但要忠实于原作不等于死译,巧妙地运用一些翻译技巧,可以实现译者的＂再创作＂。     

《简·爱》中充分翻译与可接受翻译的混杂现象

以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为指导,选取黄源深《简·爱》译作中的典型例句,从译文的句式特点、源语文化的保留及词汇选取方面着手,分析黄源深先生《简·爱》译本之所以具有较强可接受性的原因,旨在说明文学翻译并非只是采用一种特定的翻译策略,而是混杂着充分翻译与可接受翻译,而译者不仅要关注译入语语言和源语语言的对等,还应当尽力保持原作神韵,以提高译文的可接受性。     

论卞之琳的文学翻译思想及其译诗实践

卞之琳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他立足忠实,辨证地吸取传统的翻译理论,从文学翻译的角度提出了"信""似""译"的翻译思想.他指出翻译就是"译",不该是"创作";翻译不仅要忠于内容,而且要忠于形式;但是,绝对的、百分之百的忠实是不可能的,文学翻译的艺术性所在,不是做到和原作相等,而是做到在本国语言里相当于原作.他的诗歌翻译很好地实践了他的翻译思想,忠实再现了原作的风姿与神韵.     

《生死疲劳》葛浩文译本文化负载词跨文化重构研究

《生死疲劳》葛浩文译本是中国当代文学英译的杰出代表.译者对原作物质文化、宗教文化、社会文化、语言文化和生态文化负载词的出神传递是译作在海外市场成功的关键.本文通过分析英译本文化负载词翻译实例,指出译者可通过借用法、直译法、注释法、释义法和增译法等翻译补偿和变通手段,在目标语语境中重构源语文化意象,使译作更好地贴近目标语读者,推动译作的海外有效传播.     

庞德的翻译观及其对中国古诗的创造性翻译

美国诗人庞德翻译过大量的中国古典诗歌,他利用现代英语诗歌的形式对中国古典诗歌进行了创造性阐释,译文自然流畅,韵味十足。本文从意象再现的角度,分析庞德对中国古诗的创造性翻译方法及其效果,从而以文学翻译的多元视角认同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化差异性。     

意象派诗人埃兹拉·庞德的中国文化情结

埃兹拉.庞德作为美国意象主义诗歌的先驱,是一位具有“中国文化情结”的诗人。他的很多诗作都是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创造性重构。文章通过对庞德诗歌和诗学观点的进一步研究,阐述了庞德在许多方面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包括对中国古代绘画技法、中国汉字的象形性特征,以及对中国儒家思想的借鉴。中国古典诗歌与中国文化成就了庞德在美国现代诗歌领域的巨大成功。     

论翻译文体学视域下典籍英译的文体选择与翻译策略

典籍英译译者翻译的过程其实就是进行文体选择的过程。译者基于自身的背景知识．采用相应的翻译把自己的信息意图通过文体选择传达给译语读者。译者采用何种翻译策略并不重．重的是译语读者基于译者的文体选择进行逆证推理所获得的关于译者信息意图的一系列设想与原语读者基于原作者的文体选择进行逆证推理所获得的关于原作者信息意图的一系列设想是否一致。如果译者不仅保留了原作者的信息意图,而且其文体选择给译语读者的推理距离与原作者文体选择给原语读者的推理距离基本一致．其译文即可被认为是忠实于原交际行为的翻译。     

试析庞德的中国古典诗歌翻译——基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

庞德对许多中国古典诗歌进行了英译,其荚译作品对美国诗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生态翻译学这个全新的视角来分析庞德的中国古典诗歌翻译,有助于明晰其翻译中国古典诗歌的原因、过程以及影响,有助于我国的文学作品被更多的外国读者所接受,并最终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     

“欧化”、“日化”与“章法”、“句法”——试析异域语文对鲁迅的启发与影响

鲁迅卓越的语文成就离不开他对异域语文的体悟和借鉴.本文立足于鲁迅的翻译与创作实际,从章法与句法两个方面考察了欧化与日化语文对鲁迅的启发与影响,提出鲁迅的“硬译”体现出他对“逻辑”与“语气”的关注,鲁迅“精细”与“繁复”的表达风格与其欣赏并追摹具有“优婉”之风的日语表达方式有关,而鲁迅对“标点”和“段落”这两种传统汉语文本中所无的域外语文“资源”的创造性使用,不仅使中国现代语文在书写形式上更灵活生动,而且促进了中国语文文法的创新.     

庞德与儒家思想

庞德一生都致力于向美国人包括欧洲人介绍中国文化,他特别推崇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之思想,认为儒家思想是拯救混乱、黑暗西方的精神危机的灵丹妙药。庞德的《诗章》引用了诸多《论语》等中国儒学经典的词句,并且很多地方直接使用汉字,蕴含着浓厚的儒家思想。全面考察《诗章》可知儒家思想对庞德的影响之深刻,儒家主张的秩序、和谐和个人的内省修身,是庞德文学主张和精神诉求的集中体现。     

朱生豪的译事活动与译学见解

伟大翻译家朱生豪出生于浙江嘉兴鸳鸯湖畔。之江大学的四年以及随后的编辑生涯,为朱生豪打下了扎实的英文功底,同时使他具备了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和古典诗词创作才能,这为他翻译莎剧奠定了基础。从1935年开始准备译莎到1944年逝世为止,他共译出莎士比亚悲剧、喜剧、杂剧与历史剧31部半,给中国莎学史和中国翻译史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朱生豪长于译笔,但也不乏译论。他具有伟大的爱国翻译思想,严肃认真的翻译态度。他的译文自然流畅,这与他采用再现原作神韵和神采的翻译策略密不可分。     

浅析林语堂自译本《啼笑皆非》

译者主体性在林语堂自译本《啼笑皆非》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其警醒国人的翻译目的和中国传统文化取向决定了林语堂必然选择“归化”的翻译策略,其审美观促使他进行了创造性翻译。文章结合典型例句对其译者主体性进行分析。     

试析译者主体性在文学翻译中的体现——以《傲慢与偏见》的两个中译本为例

文学翻译不仅是跨文化的语言转换活动,而且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文学翻译之所以可以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活动,根本原因就在于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通过对比《傲慢与偏见》的两个译本,从语言、文化和审美三个方面分析译者主体性在文学翻译中的体现,认为：在语言层面上,张译用词过于大胆,而孙译则较为贴切;在文化层面上,虽然两位译者使用的翻译策略不同,却各有特色;在审美层面上,孙译在准确表述原文意思的同时,还给人以美的享受,更加形象。     

贯彻《通用规范汉字表》需要澄清误解——以朱大可《汉字革命和文化断裂》为例

教育部、国家语委《通用规范汉字表》是中国今后一个时期在“通用”领域使用汉字必须遵守的规范。贯彻该《字表》必须澄清前一时期文化界对简化字的种种误解。朱大可所持简化字是“字母共产主义化”、“毛体字”，造成“文化断裂”的观点，以及他对某些字形的解说，对推行规范汉字有阻力作用。建议文化名人了解语言文字知识和汉字改革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