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陶渊明对人的"社会性"的超越——兼与王国璎先生商榷

陶渊明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个性、真正达到了“自我实现”境界的诗人。形成其“个性”的最为重要的前提和途径,是深刻理性思维基础上的疏离“政治”、超越“社会”及对现实人生的成功安顿。认可陶渊明“个性”和“自我实现”价值的关键,是尊重与在政治上“建功立业”无涉的个体价值。     

俄苏文学关照下的青春叙事——论杨沫和她的小说创作

中国革命的纷飞战火锤炼了杨沫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之心,也造就了她文学创作上的别样神魂.杨沫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俄苏文学中汲取营养,走出“亭子间”,走出刻板的“写实主义”,逐渐走向成熟,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表现中国的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的同时,充分抒发女性的细腻情感,令她的小说带有浓厚俄苏无产阶级文学的革命精神和女性特有的浪漫情怀,在精神与情感上给予读者双重慰藉,构筑了“革命浪漫主义”的文学创作风格.     

陶渊明与嵇康、阮籍文学创作关系伸说

陶渊明在诗文创作中受到了阮籍、嵇康思想和创作意象乃至词语的影响,显示出陶诗和嵇诗、阮诗从形式到内容存在有直接联系。除圣哲之外,相比之下,只有嵇、阮的思想感情与作品对陶渊明的文学创作影响最大。     

论陶渊明对魏晋以来主体精神的升华

陶渊明所理解的音乐不是通过物理属性表现出来的节奏与音律,而是通过创作主体心灵过滤并蕴寄着情感的音外之音;他的诗文作品中所体现的文学创作观念也是超越物化媒介与时空局限的.二者彼此融通.陶渊明的文艺理念与实践,代表着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精神苦闷与彷徨的消解,转变了对“诗言志”的单一阐释,标志着魏晋南北朝个体人格精神的实践与升华.     

魏晋文学的自觉与反自觉

魏晋南北朝向以“文学自觉”著称。其实,该时期的“文学自觉”同时也是“文学的反自觉”,文学的分体合流与返本合源在该时期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中都有重要体现。追溯魏晋文学“自觉/反自觉”说的嬗变轨迹及历史背景,并以“玄言诗”为个案进行具体的研究分析,即可看出“魏晋文学自觉”说存在的某些偏颇,“魏晋文学反自觉”说的纠偏性补正,以及其后魏晋文学“自觉/反自觉”说的价值和意义。     

韩碑艺术美及其成因探析

韩愈在其碑志文创作中,既立足现实,又秉以通变精神,使之由一种实用性文体变成一种形象丰富生动、情感真挚深切、议论犀利深刻的文学审美艺术。其间鲜明地体现出“文以明道”、“不平则鸣”、“陈言务去”等文学创作理论的指导。正是这些创作理论的自觉实践,韩碑才真正实现了“文”与“道”的相互贯通与高度融合,进而达到实用与文学的兼美。     

有无之辨与自然雕饰之争——魏晋南北朝两种审美情趣的玄学根源

一《南史·颜延之传》记载:“延之尝问鲍照己与(谢)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刺绣,亦雕缋满眼。”钟嵘《诗品》引汤惠休语:“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采镂金。”这些记载其实反映了贯串于整个魏晋南北朝的两种审美情趣:从魏晋之际的阮籍、嵇康到南朝的陶渊明、谢灵运,以及标“自然之道”论文的刘勰、倡“自然英旨”品诗的钟嵘,都推崇自然天真、芙蓉出水的审美情趣;从西晋的陆机、潘岳诸人到南朝的颜延之、萧纲、沈约等人,则追求雕饰藻绘。魏晋南北朝这两大美学风潮的形成原因,除受先秦以来文学创作的影响之外,与玄学中的“有无之辨”密切相关。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特殊的时代原因,玄学成为整个社会的学术文化思潮,甚至影响到人们的立身行事。审美创作也受到玄学思潮的冲激,嵇康、阮籍、陶渊明、谢灵运等六朝大诗人和大文学家的文学创作,无不浸染上了玄学成份,陆机、刘勰等大美学家,在构铸自己的理论大厦时,更是自觉地运用了玄学方法论。所以,六朝的美学与先秦两汉和后世相比,与当时的哲学思潮联系更紧。以王弼、何     

伦理使命与人格化书写：爱默生的文学创作伦理观

爱默生的文学创作伦理观强调价值观的信守，主张文学创作应该激发人们思想活动、增长智识才干和提升责任意识。爱默生将“作者的伦理意识”和“作者的人格化书写”作为其文学创作伦理观的核心要旨，前者体现为德性化写作，表现出对人类生存和人生命运的深切关怀；后者体现为“以生活存在”为伦理导向的创作思想，以及两种“自我”对话的创作目标。爱默生的文学创作伦理观通过从感性到理性以及“人的存在”的创作过程来凸显人在社会中的主体性并肯定自我存在的意义，这指明了19世纪美国文学“德性化写作”的基本内涵，为创立具有美国特色的道德文本提供了新范式。     

“天人合一”式情景交融的文学创作论——论《文心雕龙·物色》篇

刘勰的《文心雕龙·物色》篇主要论述了主观的“情”和客观的“景”在文学创作中的关系。这种“情景交融”创作模式是华夏文化“天人合一”思想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由此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心境契合、以情状物等重要理论。     

悠然一室中,似与陶潜友——从《雪楼诗选》看回族诗人马之龙的慕陶与学陶

马之龙是清代云南回族作家,其传世诗集《雪楼诗选》中直接提及陶渊明,或用陶之典故,或引陶之诗文,或化用陶诗意境的诗歌有近百首,从中可以明显看出马之龙具有浓重的慕陶情怀与强烈的学陶意愿,及其对陶渊明文学创作的自觉接受与学习。总体而言,马之龙的诗歌创作虽远不及陶渊明那般自然脱俗,但作为一少数民族诗人,却颇受时人推崇,在中国回族文学史上自有其一席之地。     

悠然一室中,似与陶潜友———从《雪楼诗选》看回族诗人马之龙的慕陶与学陶简

马之龙是清代云南回族作家,其传世诗集《雪楼诗选》中直接提及陶渊明,或用陶之典故,或引陶之诗文,或化用陶诗意境的诗歌有近百首,从中可以明显看出马之龙具有浓重的慕陶情怀与强烈的学陶意愿,及其对陶渊明文学创作的自觉接受与学习。总体而言,马之龙的诗歌创作虽远不及陶渊明那般自然脱俗,但作为一少数民族诗人,却颇受时人推崇,在中国回族文学史上自有其一席之地。     

程抱一小说《天一言》的主题研究

作为法兰西学院40位“不朽者”之一的华裔学者、作家程抱一(Franois Cheng),不仅是中西方文化的“摆渡人”,更是文学和艺术领域里活跃的创造者。他的诗歌、小说、书法创作以其独特的文化视角和创作手法深入人心。本文从他的长篇小说《天一言》的文本分析入手,试图从多个角度剖析小说的主题,指出特殊生活经历与生命感悟对其创作构成的决定性影响;作者在小说创作中,还自觉借鉴了很多西方小说的观念与手法,充分体现了文学创作的世界性与多元性。     

论创作心态的构成与表现

文学创作是创作者灵魂里的创造行为。因此对创作的研究，必然要深入地去探究作家创作时的心理状态。“歌儿正在蕴藏成熟”，这是一位诗人对自己创作心态的出色描写。《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中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换种说法，“心里所充满的，笔下就写出来”，这当然是件愉快的事。但创作心态本身，不是自然形成、无意生成的，而是经长期的准备、自觉的努力和培养才孕育成熟的。但是，研究创作心态，就要抛开作家为从事创作而事先进行的学习、积累、孕育、构思等阶段的心理状态不论，只集中讨论作家在进入实际的创作活动后…     

论唐宋文人对陶渊明文化解读之异同

陶渊明以其自然纯朴的人生境界和简淡真淳的诗美境界为唐宋文人所仰慕,但时代精神和个人审美趣尚的歧异,唐宋文人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的理解择尚也有所不同。本文即以唐宋文人对其受容及其历史动因为基点进行考察,指出唐宋文人虽都推赏其隐逸高风和饮酒雅趣,但唐人主要视陶渊明为隐逸高士,而宋人对陶的文化解读则更为全面立体;较之唐代,宋代对陶诗的品评达到了创作借鉴和理论阐释的双重自觉。     

人类诗意的栖居——从陶渊明的隐居生活看中国士文人心中的精神家园

陶渊明的隐居和诗作使他成为中国“隐逸诗人之宗”。他的生存、生活和创作,形成了中国士文人“诗意居住”的典型范式,部分地实现了生命的和谐,反映了他的超迈峻洁的人格。从陶渊明的诗歌中可以探讨出“人类诗意地栖居”这样的内容。他为中国知识分子构建了千古不朽的精神家园。     

"语言说我"与"我说语言"--文学如何以言表意

文学创作是创作主体以言表意的行为过程 ,对于创作主体而言 ,语言是一个事先给定的存在 ,制约着创作主体的表意行为。文学作品中的语言从来都不是自然语言的照搬或被动使用 ,创作主体以言表意的过程 ,是从主体意向出发的“我说语言”的过程 ,是一个不断地赋予语言以意义的增殖过程。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存在着不同的意义层面 ,一是它的“词典意义”或“指称意义” ,二是“暗示意义”或“附加意义”。在文学创作中 ,创作主体以言表意必须兼顾到这两个不同的意义层面 ,驾驭好二者之间的张力 ,这样才能赋予语言以文学意义 ,也才能使日常的语义信息上升为文学的审美信息。     

从跨文化角度看台湾现代诗的语言策略

西方现代艺术对语言本体化、自由化的确认使现代诗歌创作第一次获得了独立的地位而不必再附庸于自然的外观和规律。这对中国新诗的创作和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中国新诗创作过分强调语言秩序与现实外观的吻合 ,始终没有脱离语言的逻辑性和经验的明彻性。台湾五六十年代的现代诗人是中国新文学创作中第一批自觉地探索语言的非逻辑形式、意象指涉的丰富性、审美诗境与客观实境之区别的开拓者。他们的诗歌创作从“超现实主义”出发创造一个不受自然律拘禁的“精神世界” ,使中国新诗产生了超越前人创作的审美冲击力。在理论上对“可解”与“可感”的区分表明台湾现代诗人已真正获得了现代意识 ;在创作中以“语境”印证“实境”则帮助我们更深切地认识现实的真理。台湾现代诗人较之前辈新诗人更重视诗歌的美学性 ,这是中国新诗观念发展成熟的体现     

人性假设的演进与以人为本

哲学发展史演绎出以人本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的两种“以人为本”的精神实质,并在管理领域的人性假设中显现出来:以往的“工具人”、“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复杂人”等内在地显示出人本主义的“以人为本”价值理念,而现代的“文化人”、“创新人”自觉地流露出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的“以人为本”。     

"仁者"的自得与落拓--论孙犁创作的两个世界

孙犁的文学创作体现着作者复杂而深刻的文化世界———“仁者”的世界。他的家庭出身、生活和文化经历等 ,造就了他的文化品格 ,也深刻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他在“文革”前的创作是处于“仁者”的常态 ,在创作题材的选择和处理上 ,在艺术风格、审美特色上 ,都体现出这一文化特征。“文革”对孙犁的生活和创作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使他的“仁者”特征呈现出变异和扭曲 ,并有所缺失 ,但核心始终未变。孙犁创作的两个世界 ,折射出时代政治文化的嬗变轨迹。     

论自我实现的途径

“自我实现”或“成就感”是企业在进行激励员工时所必不可少的关键词。然而,对于什么是“自我实现”,企业管理者基本上是不甚了了,甚至连国内不少的心理学家于此也有着根本性的误解。本文旨在通过追寻马斯洛对“自我实现”的研究轨迹,回归其“自我实现”的真实意义,并依据促使马斯洛思想转变的佛学理论,提出了“自我实现”的途径和方式,希冀以此可以为那些终日在物质领域进行激烈竞争的管理者们提供一副清醒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