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问题对历史唯物主义意味着什么——兼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

历史唯物主义能否成为分析和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的科学理论工具?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在当代西方学术界形成了“否定派”、“重新建构派”和“辩护派”三种理论观点.生态主义思潮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存在重大差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回应生态主义思潮对历史唯物主义质疑的基础上建构了其自身的生态文明理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但是要建立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生态文明理论,还必须立足于生态学视阈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创新性的研究和阐发.     

论我们时代的杂文同鲁迅式杂文的基本区别——兼论准确掌握我们时代的杂文的基调

在我国,杂文的传统源远流长,特别是“五四”以后,杂文经过鲁迅的倡导和身体力行,被公认是一种克敌制胜的有力武器,许多进步作家都曾运用这一武器进行战斗,从而使它深入人心,登上文学殿堂。鲁迅曾说:“我是爱读杂文的一个人,而且知道爱读杂文还不只我一个,因为它‘言之有物’。我还更乐观于杂文的开展,日见其斑烂。”当年鲁迅的预言,在今天已成为活生生的事实。可是,与杂文创作相比,对杂文的研究就显得非常不够,有关杂文创作的许多关键性问题,都缺乏应有的探讨;建国以来杂文的几起几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浙江是鲁迅的故乡,我们有责任继承和发扬鲁迅精神,更好地运用杂文这一武器来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为此,本刊开辟“杂文研究”专栏,登载关于杂文的研究论文。我们希望国内杂文家和广大读者多多赐稿,结合现代特别是当代杂文创作的实际,就有关杂文创作的各种现实问题,如什么是杂文、杂文的功能、杂文创作的规律、现代和当代的杂文史等等,进行深入的探讨,其中也包括对现代、当代有影响的杂文家和杂文集的研究和评论。     

“快乐主义”对我们的重要启示——兼论马尔库塞的快乐观

“快乐主义”（这里主要讨论的是昔勒尼流派）是与理性主义相对立的哲学派别。在理性主义看来,快乐是与理性无缘的,它只是在终极的意义上———理性的现实化或现实的理性化———才体现出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快乐与幸福。康德说：“因为每一个人的快乐与痛苦的特定情感将决定他所追求的特定幸福,即使是同一个主体,他也会根据这种情感的变化而追求不同的需要,因而,主观必然的法则（作为自然法）客观地是一个真正的偶然的实践法则,它可能且必将根据不同的主体而完全不同,所以,它绝不能提供一个法则。”（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伦敦,…     

"吴兆骞现象"及其经典意义——兼论清初东北流人文学的历史内涵

吴兆骞不仅是清初东北流人及流人文学的突出代表,在当时还成为一种引人嘱目的现象即"吴兆骞现象",这一现象关乎他的时代,关乎那个时代士人的生存与命运,关乎那个时代文学创作及心声.清初东北流人文学是特殊文人在特殊时代、特殊环境下创作的具有特殊生活体验和生命感受的特殊文学.     

中国之治的价值内涵与世界贡献——兼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中国之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生动而独特的表达。中国之治超越了西方理论的“政治现代化”路径,破解了现代化和民主化“悖论”。中国之治遵循了制度与道路的规定性,也重视实践的能动性,以相对灵活、及时有效的关键之策推动改革。中国之治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关怀,彰显了大国治理的韧性精神与价值追求。在当今世界,中国之治是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理论的有机统一,开创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新样态,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成长的丰厚土壤。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视角,跳出西方话语及逻辑假设,提出和回应时代性、民族性、全球性的重大问题。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还要以世界眼光,从中国发展、中国奇迹、中国之治中提炼出可以与世界分享的哲理、道理、学理,提炼中国之治的核心概念,向世界传播中国之道。     

关于社区制的再思考——兼论社区自治的单元归属

文章就社区制理论的两大分野、实践中的三种模式、三大领域以及社区自治的单元归属这四个方面的问题作了重点分析与深入思考。     

气象灾害的人类学研究途径——兼论应对气候变化视角下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化内涵

气象灾害的人类学研究途径是灾害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在气象灾害的“组织一制度”研究途径和“政治一社会”研究途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文化回应为主线的新型气象灾害研究途径。结合我国气象灾害的实际,可以将气象灾害的人类学研究内容归纳为三个方面：气象灾害类型学的文化诠释,气象灾害应急、救灾中的文化应对和适应,气象灾害恢复、重建过程中的文化恢复、变迁和构建。气象灾害的人类学研究应综合运用追踪调查、田野调查和灾害民族志等方法。在应对气候变化视角下进行生态文明建设,要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审视生态文明,在解决气候危机的基础上引入生态文明,在人类文化回应的主线上建设生态文明,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发展生态文明。     

中国式现代化对后现代性话语的超越——兼论鲍曼“流动的现代性”之理论局限

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现代性问题是多面的,想要实现新的叙事模式并构建自成一派的话语体系,就必须对后现代性话语作出回应和超越。后现代性话语的出场与在场离不开西方社会的文化与危机,但它不但没有反映和解决全球化带来的普遍现代性问题,反而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号召力、社会凝聚力、政党公信力等产生了负面影响。以鲍曼“流动的现代性”为例,其作为后现代社会的图景和社会方案与中国式现代化并不匹配与兼容,其执行性更加偏向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改造,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而言过于超前与理想化。总结实践与理论,正因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明确现代化发展方向,坚持文明发展特性,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团结凝聚社会力量,中国式现代化才实现了对后现代性话语的超越。     

从革命到后革命:一个村庄政治运动的历史轨迹——兼论阶级话语对于历史的建构

政治运动是 2 0世纪 5 0～ 70年代我国用以塑造革命化社会权威与秩序的重要方式 ,作为影响此一时期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 ,其本身又存在着自身的发展走向和惯性 ,即从革命到后革命状态的历史变奏。运用口述史和田野调查的方法考察某一村庄政治运动的历史 ,场景化地展示这一走向和惯性在微观场域中的演绎 ,可以进一步揭示出国家权威性政治话语与具体历史事件之间的动态关系     

关于文化传统和文化变迁的思考——兼论当前新文化的建设问题

文章认为,文化传统既有广义狭义之分,又有深层浅层之别。考察文化传统不能仅着眼于浅层文化特质,而应对文化传统的结构和特征进行深层研究。这样才能正确认识文化扭曲的原因,揭示出文化变迁的规律。在文化改革和文化建设中,应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大胆引进吸收外来文化精华,并把新文化融汇于文化传统结构之中,使其发挥出应有的功能,通过优秀文化传统与外来文化精华的整合创建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扩大预告登记适用范围的思考——兼论《物权法》20条的完善

中国《物权法》确立了预告登记制度，旨在维护交易安全，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债权人的利益。相较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预告登记制度。中国预告登记适用范围较为狭隘，仅适用于因双方协议所产生的不动产买卖。为了更好地发挥这一制度的作用，应当从请求权范围、请求权发生的原因、对象等方面来扩大预告登记的适用范围，从而完善《物权法》20条的规定。     

唐代小说与诗“并称奇作”原因考——兼论小说发展中的重史倾向

本文从小说概念的演变和唐代小说地位的提高两方面,考察了唐代小说和诗律“并称奇作”的原因,其中涉及了中国小说发展中的重史倾向,认为这种倾向是前期小说发展缓慢、滞后的原因之一;而地位和命运的逐步改善,又是唐代小说繁荣的先决条件之一。     

对完善我国职工参与权制度的思考——兼论公司法相关法律规定的完善

职工参与权制度是公司治理框架不断扩展的结果,符合时代发展的趋势。但是在实务操作中出现了职工参与权制度虚设的问题。通过对职工参与权的理论基础进行归纳梳理和辨析,对我国《公司法》关于职工参与权制度的相关规定加以探析,并提出了相应的立法建议。     

信息化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权威角色的嬗变与重构——兼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视域下高校思政教育话语建构

信息化时代加剧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使高校思政课教师权威受到冲击。探讨信息化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权威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其成因,理清思政课教师权威与思政教育话语的内在关系,提出高校思政课教师权威的路径选择和对策建议,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环节。     

对党校建设学习型组织的若干思考——兼论广州党校系统如何吸收岭南文化精髓

如何营造学习型学校已成为当前国内外学校教育改革的重点之一.作为特殊的学校--党校,肩负培养党的干部的时代重任,无疑更应站在创建学习型组织的前列,更应通过持续的学习更新和充实自己,成为人们终生学习的榜样.一、建设学习型党校的重要性首先,党校系统的学习型组织建设是学习型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汤、沈之争的再思考——兼论历史剧的改编及现代戏的创作

文章对中国戏曲史上汤显祖与沈璟不同的创作理论进行论述.     

对“后疫情时代”国际大势的几点看法——兼论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持久性与新内涵

在一个真正的后疫情时代即将到来之际,对后疫情时代国际大势进行准确的研判,既有理论学术价值又有现实紧迫性。学界尤其应加强对后疫情时代和平与发展这一国际形势变化主线的全面深入研究。结合新的世界大变局,本文尝试从多角度、辩证地阐述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具有的持久性与新内涵。作者还对新的时代命题下影响未来国际大趋势的三大重点领域进行深入分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我国未来应采取的国际战略抉择。     

社会资本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兼论韩国新村运动提高社会资本的实践与思考

目前,社会资本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它已被广泛用来解释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和项目绩效差异的原因。然而,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也日益凸现出来。社会资本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提高公共政策效率、促进政府治理绩效和有利于和谐社会建构四个方面。韩国的新村运动之所以能比以前其他类似的运动取得比较成功的绩效,主要在于政府采取多种措施提高和重建社会资本的结果。中国的新农村建设要想取得满意的成效,也不应忽视在提高和重建社会资本方面多下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