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评梁漱溟论《大学》及其对朱王的批评

1988年末,梁漱溟编著的《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一书正式出版。这部书原是梁漱溟为保存并传播他的旧交伍庸伯、严立三两人关于《大学》的解释而编辑的。该书收辑了伍庸伯的《礼记大学篇解说》及其与学生的问答、严立三的《礼记大学篇通释》。同时,梁漱     

《毛传》与河间古文诸经关系考

《毛传》与《左传》、《周官》、《礼记》多有契合,《左传》在汉初流传不广,仅在河间立有博士,《周官》乃献王搜罗,《考工记》乃献王补苴,至于《礼记》各篇,也主要来源于献王收集的古文《记》。惟有毛苌,身为河间献王博士,有先睹诸经之便,并采其文以入《毛传》。     

国学教育的内容与施教原则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2005级博士研究生张秀英在《三〈礼〉中所见的周代教育制度考论》的来稿中指出:对《礼记》的有关资料逐一分析,结合《周礼.春官》所载,国学所教应包括:1.四教:《诗》、《书》、《礼》、《乐》;2.干戈羽籥之舞、春诵夏弦之技。3.行止仪法和“六艺”:礼、乐、射、驭、书、数。简言之,国学以四教、弦歌鼓舞与仪法践履之技以及六艺为教学内容。施教原则:在大学教育中,以敬道启之,以官劝之,以所学顺之,以刑威之,优之柔之,教之诲之,察其志意,待其临事不惑,“离师辅而不反”(《礼记.学记》,卷三十六)则得成其教。除以上具体准则…     

朱熹《大学》《中庸》注对中华文化的理论贡献

朱熹《大学》《中庸》注对中华文化的理论贡献陈进坤曾子作传的《大学》、子思作传的《中庸》二篇保存在《礼记》中，先秦至宋，并未独立流传，亦未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东汉郑玄作注，唐孔颖达作疏，也只是虚应治“经”之故事，了无新意。中唐韩愈、李翱始予重视，视之如...     

《古学经子》校正一则

近日翻阅王锦民先生《古学经子》（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９月版）,发现该书第１２７页有这样一段： 《仪礼》在三和中实际年代最为久远。《礼记·明堂位》云：“周公摄政六年,制 礼作乐。”孔颖达《礼记正义》云：“成王幼弱,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但所制 之礼,则《周官》、《仪礼》也。”按这一说法,《周官》、《仪礼》均为周公所作。不过 《周官》虽保存了很多西周到春秋的官制,但其成书实在战国时代。《仪礼》则自 孔子时已经成书,《礼记·檀弓》云：“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士丧 礼于是乎书。”这是《礼记》…     

浅谈《大学》一书的道德修养及社会作用

《大学》原为《礼记》中的一篇,后经二程修订,朱熹补传,而独成一书,名为《大学章句》。朱熹又合以《论语》、《孟子》、《中庸》为《四书》或曰“四子”,成为研究圣人之道者,必读的经典。一“大学”原意为王公贵族子弟的学校,引申为培养统治者的学问,宋儒又解说为大人之学。《大学》一书的基本内容为:三纲领,八条目,其根本思想是在于修己治人,说明个人的道德修养和治国平天下的一致性。《大学》开篇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即是《大学》中的三条纲领。“明明德”,就是把美好的德行发扬光大,充分发挥好主     

《夏小正》的内容和时代

《夏小正》是《大戴礼记》的一篇。据《汉书》的《儒林传》说,《大戴礼记》属于儒家的礼书。可是,由于它的内容驳杂,有些篇章的性质同礼学根本无关,如《帝系姓》、《五帝德》属于史学,《保傅》篇属于教育,《夏小正》属于时则,因之,它一向不被儒家当作正宗的礼书;尽管它在两汉曾被列于学官,当时传承和研治的人就很少,长期也无人为之作注。它在这些方面,比之《小戴礼记》要逊色得多。《夏小正》有单行本,由于“文句简奥”,注释者不乏其人,可是至今迄无定本,注释     

解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成功之作——读《大学直解·中庸直解》

提起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典籍 ,人们自然会想到《四书》、《大学》和《中庸》。《大学》是儒家最全面、最系统地阐述治国平天下思想的一篇政治论文 ,而《中庸》则是儒家学说中第一部最精密的哲学论文 ,是儒家学说的思想理论基础。《大学》、《中庸》本是《礼记》中的两篇 ,宋代程颢、程颐将二者摘出 ,整理编次 ,与《论语》、《孟子》并列。二程认为 ,《大学》为“初学入德之门”,而《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是儒家道德的传文。其后朱熹祖述二程之说 ,将二书辑为定本 ,与《论》、《孟》放在一起 ,正式称为《四书》,并撰作《四书章句集注》。…     

郭店简与《礼记》二题

从《礼记》与郭店简的比较看,传说中的《子思子》一书既有子思记述孔子的言论,也有子思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挥。《礼记》收入七十子的著作时,作了适应时代的删削,但仍是进一步研究孔门思想的宝贵资料。郭店简与《礼记》在思想内容上的某些接近,说明它虽不必被称为《礼记》,但却提醒我们重新审视关于《礼记》的置疑。     

《大学》之“大学之道”的实践哲学意蕴?

作为传统哲学经典文献的礼记《大学》篇以其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的精炼阐发树立了中国传统实践哲学的一个思想丰碑，深刻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风范。《大学》阐发的“大学之道”固然会存在某些历史的局限性，但其独特的思想品格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即使与西方现代实践哲学相比也仍然显示出独特的精神魅力，时至今日也仍然具有指导当代人走出自我异化信仰困境的现实意义。     

上博简《武王践阼》集释（上）

在最新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中,有一篇简帛文献（甲乙两本）与传世本《大戴礼记.武王践阼》内容基本相同,这是礼学文献见于战国楚简的又一案例。综汇兼采已发表的40多篇考释文章,可以形成一个较好的简文集释本。传世礼书与出土简帛的行对证研究表明：第一,至少在战国时期,周武王的铭物自戒就已是一个公认的儒家故事;第二,战国竹简的甲本和乙本,与唐代孔疏所引之郑注本、唐代传世本进行校勘,有助于厘清《大戴礼记》文本流传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但要判定这几种文本的优劣,目前尚为时过早。第三,上博七《武王践阼》篇与此前公布的上博二《民之父母》（《孔子闲居》）篇,原来可能是合编为一卷的,但在传世礼书中却分别收编到《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之中。这证明,汉代二戴在选编《礼记》时,对这些古书进行了重新整理,或“分类去重”,或“增广扩充”,才形成后世所见的两种《礼记》汇编。汉人对战国礼书的“增广扩充”现象,尤其值得注意。     

丘浚的听民自为论及其国民经济管理思想

丘浚(1420～1495),也作邱浚,字仲琛,号琼台,广东琼山人。年幼好学,过目成诵。明代景泰五年(1454)考中进士。后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见闻广博,尤熟国家典故,以经济自负。 丘浚的经济管理思想集中体现于《大学衍义补》一书中。南京的真德秀曾著有《大学衍义》,共43卷。以四书中的《大学》为本,援引儒家典籍和史事,并附己说,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之要。但丘浚认为“真德秀《大学衍义》于治国平天下僚目未具,乃博彩群书补之。”于是又“仿真氏所衍之义,而于齐家之下,又补以治国平天下之要”。因为是补《大学衍义》之作,故名《大学衍义补》(共160卷)。     

林存阳著《清初三礼学》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青年学者林存阳博士撰著的《清初三礼学》一书,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清初三礼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专家学者编纂的“明清史研究丛书”之一。以往学者对于清代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之学的研究,多囿于少数人物及某一方面,未能做出全面系统的梳理,《清初三礼学》一书,则侧重从学术史与社会史结合出发,     

从《礼记·大学》篇论王闿运的天子之学

《礼记·大学》为“天子之学”,是王闿运对《礼记·大学》篇下的结论。天子之学,以修身为本。王闿运在《礼记·大学》篇中对天子修身之学的阐释,围绕修身定义、修身之法、修身目的展开。“修身”即“明明德止于至善”,只有“止于至善”的“明明德”,方可称为“修身”。修身始于格物,是以经世为基本认知的修身之法。天子重修身,目的在于经世之用。求贤化民与散财聚民,是天子“亲民”之治的关键。王闿运的天子之学,是在尊重天子性情差异的基础上,以经世致用为目的,政学一体的修身之学。     

无意于佳与有意于佳──试析书法创作的两种方式

东坡尝曰：“书初无意于桂乃佳。”①纵观中国书法史，“无意于佳乃佳”的例子屡见不鲜。王素之在微醉状态下乘兴挥毫写《兰亭序》，“如有神助”，“及醒后他日更书数百千本，终不及此。”②《书林寄事》载：“张旭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盔墨而出，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怀素《自叙》云：“醉里得意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颜真卿《祭侄文稿》乃悲痛欲绝时为之，横涂竖抹，显系“无意于佳”之作。在微醉、困顿悲痛、大醉中作书，“初无意于佳”，却产生了在清醒、正常状态下不可复得的佳作，这是什么缘故呢？从…     

上博简《武王践阼》集释（下）

在最新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中,有一篇简帛文献（甲乙两本）与传世本《大戴礼记·武王践阼》内容基本相同,这是礼学文献见于战国楚简的又一案例。综汇兼采已发表的40多篇考释文章,可以形成一个较好的简文集释本。传世礼书与出土简帛的行对证研究表明：第一,至少在战国时期,周武王的铭物自戒就已是一个公认的儒家故事;第二,战国竹简的甲本和乙本,与唐代孔疏所引之郑注本、唐代传世本进行校勘,有助于厘清《大戴礼记》文本流传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但要判定这几种文本的优劣,目前尚为时过早。第三,上博七《武王践阼》篇与此前公布的上博二《民之父母》（《孔子闲居》）篇,原来可能是合编为一卷的,但在传世礼书中却分别收编到《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之中。这证明,汉代二戴在选编《礼记》时,对这些古书进行了重新整理,或“分类去重”,或“增广扩充”,才形成后世所见的两种《札记》汇编。汉人对战国礼书的“增广扩充”现象,尤其值得注意。     

《书谱》一序通古今 夜半挑灯更细看──唐·孙过庭《书谱·序》解读

继承与发展的统一，理论与创作的结合，乃是唐代书法辉煌的直接原因。唐代许多书法家，同时也是书法理论家。孙过庭及其《书谱》就是一个明证。研读其人其书，不仅于继承传统书法，就是建构今日之书法框架，都有诸多启迪。     

国家的统一乃民族兴旺发达的保证——读辛益著《意大利近代史》

国家的统一乃民族兴旺发达的保证———读辛益著《意大利近代史》周兴泉（作者：周兴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审，北京１００７２０）获悉辛益教授的《意大利近代史》一书已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面世，甚感欣慰。因工作关系，也因为我是这部书的最早读者之一，愿在该书问...     

略述中国古代的《礼记》学

《礼记》49篇的初本,为西汉今文礼家戴圣所编纂。自西汉至东汉,《礼记》在流传过程中衍生出了许多的本子。东汉末年郑玄据诸本加以校勘,并为之作《注》,列之为《三礼》之一。三国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除一度几为王学夺席,他皆惟郑学独尊,且唐于《三礼》独重《礼记》。宋元明时期,《礼记》学颇染宋学习气。清代号称经学复盛,然《礼记》学则未堪其称,诸经独《礼记》无新《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