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六艺”与“六经”

“六艺”、“六经”习见于我国古代丈献中,学术界一般认为是指六部儒家经典。其实,先秦只有五经,并无《乐经》,后人说《乐经》毁于秦始皇焚书,只是主观揣测,并无文献根据。汉人所谓“六艺”,原本仅指孔子为教学而开设并为儒门历代传习的六种课程。孔子授课只有《诗》、《书》、《易经》三部古代文献;他讲授礼、乐主要是根据《诗》、《书》,而《春秋》则是他唯一的手编教材。“六经”为“六艺”之尊称,“六经”之“经”,是常道、常法之义,与“五经”之“经”的义蕴有别。     

历史对罗思鼎的嘲讽——秦王朝灭亡过程中的赵高和刘邦

罗思鼎在《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一文中说:“在秦始皇时,劳动人民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激化”,由于“赵高上台后,改变了秦朝法家政策”,推行“复辟奴隶制的罪恶行径,激化了同农民的矛盾。”罗思鼎在同一篇文章中又说:“刘邦是地主阶级的     

“自行束脩”别解

《论语·述而》:“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历来注家多把“束脩”解释为初次拜见老师的见面礼。如朱熹集注云:“古者相见,必执贽以为礼。束脩,其至薄者。”今人所著《论语译注》,也解释说:“脩是干肉,又叫脯,每条脯叫一脡,十脡     

重评秦始皇帝

在中国封建专制时代 ,无时不被人们谈论的历史人物只有两个 :一是“至圣先师”孔夫子 ,一是“千古一帝”秦始皇。本文对秦始皇帝评价问题所陈述的一管之见 ,望能得到读者的不吝指正。一、汉儒说秦始皇是个暴君汉代儒者对于秦始皇的评价往往是同总结秦王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联系在一起的。汉代儒者在评价秦始皇时 ,首先看到的是他所推行的“暴政” ,认为他是一名暴君。汉初首先出面评价秦始皇的是陆贾。据《史记·陆贾列传》记载 ,陆贾在被拜为太中大夫后 ,在汉高帝刘邦面前“时时称说《诗》、《书》 ,高帝骂之曰 :‘乃公居马上而得之 ,安事…     

秦始皇实行法治疑论

秦始皇是重视法的，也制订了不少成文法。但是有法不一定就是实行“法治”。第一，秦始皇有法不依，等于无法；第二，在先秦时，法治是以法家学说为指导的，秦始皇的所作所为与法家学说颇多不合，他通过烧书打击诸子之学的同时，法家学说也受到了严重打击，第三，实行法治的最理想的人选应是法家，但在秦的朝廷中，秦始皇并未任用这些人，他们在秦的命运不佳，像韩非入秦即被关入监狱，最后被药死，遭遇更为悲惨，第四，秦始皇是从“百家争鸣”的时代生活过来的，治政不主一家，而是几家并用，是个实用主义者；第五，封建社会里的法是治民的工具，不能治统治者自己，这既缺乏公正性，也失去了法的普遍意义和作用。再说，中国人民受儒家思想教化很深，自称“礼义之邦”，讲究伦理、道德、良知、人情等，而这些往往是法所干预不了的。这就决定了：在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根本不具备法治的条件，不可能实行法治，秦代亦是如此。     

爱读＂闲书＂的毛伢子

毛主席的小名叫毛伢子,他童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婆家度过的。8岁时,父母把他接回韶山开始读书。他和别的孩子一样,从《三字经》、《百家姓》等浅显的读物开始,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读的书也逐步深入。“四书”、“五经”等书,他都读过,甚至包括《左传》。正是因为《左传》这部书,使他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现在韶山的毛泽东纪念馆还保存着他小时候读过的《诗经》和《论语》。     

“法、术、权、势”结合的学说不是法家韩非首创

长期以来,在先秦思想史的研究中流行一种说法:战国末法家学者韩非在其论著中,集先秦法家学说之大成。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完全确切。第一,韩非集先秦法家学说之大成并不错,但上述流行的说法漏掉了承继田齐法家学派。韩非熟读“商、管之法”。韩非写道:“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韩非子·五蠹》)所谓“商、管之法”,《商》指秦商鞅派法家著作《商君书》,《管》指因齐法家学派著作《管子》。《管子》战国原本确系齐法家著作。韩非所谓“商、管之法”的《管子》书,是指战国中期编著于田齐稷下学宫的《管子》原本,非指西汉时刘向改编《管子》的改编本(亦即流传至今的今本)。《管子》战国     

论爱国诗人屈原

屈原是我国第一个伟大的诗人,他吸取了楚国民间文学和《诗经》的优良传统,创造了崭新的文学样式——楚辞,开拓了我国文学的新园地,对后世文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不可磨灭的地位。然而,前几年在“四人帮”炮制儒法斗争模式的恶劣影响下,有些文章以儒法划线,有的为了肯定他,就把他说成“法家革新者”、“法家诗人”;有的为了否定他,就把他说成孔孟之道的“信奉者”。显然,这两种看法,都是十分错误的。当然,早在建国初期就有些研究屈原的文章把屈原说成“法家”,其中许多观点也是很值得商榷的。今天,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还屈原的本来而貌。     

“束脩”是什么?

自《论语·述而》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以来，“束脩”一直被认为是“束脯”，是弟子敬师之礼，是师收弟子的手续、学费。然而仔细品味，总觉不大和谐。孔子是位十分注重礼节的学者，而古代馈赠礼物又男女有别，《左传·庄公二十四年》记载；“男贽，大者玉帛，小者禽鸟”，“女贽，不过榛栗枣脩。”况且孔子的弟子中并无女性，以束脩为敬师之礼不符合实际。清代康有为《论语注》承先师朱九江看法，认为“惟女贽乃以脯脩，学者无之。后儒误以解此经，则大谬。”至少可以设想，在孔子时代，或说在孔子的私学里，送束脩致师礼是不…     

《古文观止》批判

《古文观止》是文言文选本中流行最广的一部书。过去,几乎“家弦户诵”,过去的知识分子大都读过它。现在,还一版、再版,青年人读过或正在读它的人也不少,可见它在今天影响还很大。文学古籍刊行社在《出版说明》中说:“从前,这部书是供给初学作文的学生读的,曾风行一时。现在也还可以当作一种比较简明扼要的选本,供给初学者对我国散文文学进行初步研究的参考。”也有人说它“每篇有简要评注。编者虽精力有限,选材未能至于完善,但颇有见解,多慷慨悲愤之作,     

《经法》等篇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法家—翼——黄老学派的著作《经法》、《十大经》、《称》、《道原》四种古佚书,一九七三年底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系属于《老子》乙种本卷前的珍贵帛书,共一万一千余字。据专家考证,这四种佚书,就是《汉书·艺文志》里的《黄帝四经》。它与《老子》写在一起,而且居于《老子》之前,无疑是黄老学派的经典著作、属于法家的一翼。我们说《经法》等四篇古佚书是标榜黄老的法家之言,最有力的证据在于这几篇书中的内容。四篇从思想方法上看、主要是继承老子并且加以发挥和     

终是仓中鼠——法家人物李斯评议

在司马迁的史实中,李斯其实不过是个势利小人。李斯助秦始皇完成帝业,但其劣迹斑斑,对中国文化和制度的破坏绝对不可原谅。他最后虽因谏争受赵高陷害,并被荒淫无度的秦二世处死———“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可是他的死可谓咎由自取、因果相报。因为其死时所受之“严刑酷法”,正是他生前建议制定用来“役民”的。李斯在历史上留下法家代表人物的“声誉”,但他的这种“声誉”给法家背上了无法洗刷的历史黑锅。李斯所作所为,也使其作为秦始皇开朝辅佐重臣的意义化为乌有。     

“秦代文学”漫议

同几位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的朋友谈起“秦代文学”,大家都有几分感慨。秦代前后十五年,民歌肯定是有的,但早已为历史所泯没。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引晋人杨泉《物理论》所载秦时民歌:“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真实地反映了秦时徭役之重,确是当时人民的血泪控诉;但这样整齐的五言诗,恐怕已不是原来的面貌,而是后人加工改定的作品,因为按五言诗发展的历史规律考查,秦代不可能出现这样完整的五言句式。至于文人的创作,堪称为“文学”的,亦甚为寥寥。秦始皇使秦博士作《仙真人诗》,传令乐人歌弦之。《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名家类注云,当时有位秦博士黄疵,曾写过“歌诗”;又《诗赋略》录《秦时杂赋》九篇。这些作品都未能流传下来,但估计不会有多大文学价值。还有一篇李斯的《谏逐客书》,虽然严格地说算不得文学,但因为这封给秦王政的信写得别俱一格,排比铺陈,扬厉恢奇,读起来音节铿锵,琅琅上口,总算是跟文学沾了边的好文章,因此,写或讲文学史的人,都拿它来充当“秦代文学”一节的主要内客。不过,静言思之也有问题,因为这封信写于公元前二三七年,离秦始皇统一中国尚有十六年之遥,纯然是战国时期的作品,放在“秦代文学”中来讲,实属不伦。再就是那几篇刻石文(主要是李斯写的),原本     

论孟子的经典之学

孟子的确“长于《诗》、《书》”,但赵岐“通五经”之说并不确切。在孟子眼中,经典文本乃是王道实录与仁政典范。如果说苟子从经典中读出了“隆礼”一词,孟子则从经典文本中读出了“王道”二字。孟子评述经典的著名命题和对《诗》、《书》的称引均能鲜明体现这一点。而孟子所提出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等经典诠释方法与其诠释实践完全一致,是其以自己的思想系统契入经典世界时的理论自觉。     

从先秦文献中看慎到的思想特点

<正> 慎到是战国中期的思想家,赵国人,讲学于稷下学宫,颇负盛名。他大约生于公元前395年,卒于前315年,与商鞅、孟轲同时。今存《慎子》(钱熙祚校本)一书,是否为慎到原著,尚有争论。本文仅以散见于先秦文献中有关慎到学说的记述为据,探讨其思想特点。在先秦文献中,对慎到的学说有所记述、称引的有:《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和《吕氏春秋》。从这些文献中的材料来看,慎到具有相当浓厚的道家思想,同时也有某些法家的思想意识。就其道家的思想来说,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他以“齐万物”为宗旨,主张“弃知去己”、“冷汰于物”。“齐万物”的思想     

论荀子和屈原的诗学观

荀子与屈原,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最早自觉地“作诗言志”的两位文学家。荀子通过作《佹诗》将已成为文献的《诗》还原为文体的诗,并界定诗人所言之“志”应在“圣人之道”的范畴,这对汉代诗学有着巨大的影响。屈原是新体诗的创造者,他在《离骚》、《九章》中所表现出来的诗学观念,归纳有三:一是“发愤以抒情”,“抚情效志”,确认诗是表达个人情志的文体;二是“露才扬己”,突出抒情诗歌的个性化表现;三是“怀质抱情”,“内美”与“脩能”并重,以“情”为文采与美的表现。屈原这些诗学观念,奠定了中国抒情文学的理论基础。     

郭沫若的一个“秘密”

一九二八年,郭沫若在回忆他和文学的姻缘时曾说:“林译小说中对于我后来的文学倾向上有决定的影响的,是Scott的《Ivanhoe》,他译成《撒喀逊劫后英雄略》。这书后来我读过英文,他的误译和省略处虽很不少.但那种浪漫主义的精神他是具象地提示给我了。我受Scott的影响很深,这差不多是我的一个秘密。我的朋友似乎还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我读Scott的著作也并不多,实际上怕只有《Ivanhoe》一种。我对于他并没有甚么深刻的研究,然而在幼时印入脑中的铭感,就好象车辙的古道一般,很不容易磨灭。”(《沫若文集》卷六114页)     

文之枢纽：从儒家经典到文学经典

刘勰在《丈心雕龙》中把《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视为“文之枢纽”。所谓“文之枢纽”,即全书的总纲。对于总纲的理解直接关系到我们对《文心雕龙》整个理论体系的把握。我们认为《原道》《征圣》《宗经》可以看作是“文心”部分,分别从文体论、审美性和创作论方面体现了刘勰儒家经典文学化的观点：《正纬》和《辨骚》归为“雕龙”,体现了文学经典的确立。“文心”和“雕龙”它们共同构建了一种文学范式：儒家经典向文学经典的转化。     

邓析“两可之说”的辩证法思想

邓析(公元前546年——公元前501年),春秋后期郑国人,与子产,孔子同时。他的身世不详,一说他当过郑大夫,是一个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激进的革新派人物。曾著《竹刑》,后人都认为他是法家的先行者。今传《邓析子》一书,除个别观点可能属于邓析的外,就全体而言,都属西汉人杂凑而成。 西汉刘歆在编次《邓析子》一书时说:“邓析者,郑人也,好刑名,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什么叫做“两可之说”、“无穷之词”呢?     

论李斯

李斯(?—公元前二○八年)是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期一位杰出的新兴地主阶级政治家和法家学派的代表,又是颇有才华的文学家。他在秦始皇为统一中国和确立中央集权制的地主阶级新政权的斗争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因而秦始皇死后立即遭到了以赵高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的杀害,并为历代反动派所恶毒攻击和诬蔑。叛徒、卖国贼林彪也和一切反动势力一样,恶狠狠地咒骂“秦始皇之法”,公开诋毁“焚书坑儒”。而李斯就是“秦始皇之法”的制订者之一,“焚书坑儒”的主要倡导人。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