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失序与价值解体:村庄语境下农村低保研究——以鄂东北S村为例

目前,学界关于农村低保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制度、政策和乡村治理的层面,而较少从农民和村庄的角度来理解。在村庄语境下考察村民申请低保的理由,发现村民的要求远远超出了低保的功能。村民需要的不仅是经济上的帮助,还有政治上的认可和社会性的救济,低保被赋予了极其丰富的意义。低保成为了人人均可申请,但大部分又得不到的矛盾集合体。村民以自我为中心,不断寻找申请低保的理由,而不考虑其他人是否更应该得到;村干部失去信任,无法主持低保的评选工作。村庄作为一个共同体已呈现规范失序、价值解体的局面。     

中国城市低保制度的发展困境与转型研究

中国城市低保制度自1997年创建以来,在改善居民生活、缓解城市贫困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制度设计与外部环境的变化,这种维生型的低保制度遭遇了诸多发展困境:政策设计存在缺陷、管理体制不合理、制度的功能异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传统社会福利理论的反思、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提出和低保制度面临的外部环境压力为中国城市低保制度的转型提供了理论与现实可能.中国城市低保制度的转型要构建普惠型、中间型与发展型救助相融合的救助制度体系,创新社会救助与就业发展的联动机制,优化低保制度的管理体制和执行机制.概言之,我国城市低保制度的价值理念是发展型,制度取向是普惠型,救助水平是中间型,这三者要有机融合,不能偏废任何一方,以构建适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满足民众基本需求、符合福利发展规律三位一体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市救助体系.     

“低保”立法中的权利意识缺失分析

依法治国的根本目的在于人权得到充分的保障,而对弱势群体基本权利的保障程度,体现了一国的法治程度。目前,在公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权由应有人权向法定人权转化的过程中,存在权利意识缺位的现象。本文将从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角度,对“低保”立法行为中权利意识缺失的表现、原因进行分析,从而提出自己的立法对策。     

低保救助实践中的负激励效应研究

大量有劳动能力者进入低保以后,原有的以老弱病残者为主体的社会救助理论已难以满足低保救助对理论指导的需要,因此,必须以全新的视角考察低保救助对低保对象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对昆明低保的研究表明,低保救助在一定程度上对低保对象产生了负激励效应;这种负激励效应主要受低保对象的性别、职业、对申请低保的资格条件与申请难易程度的认知的影响,同时与低保对象对就业环境的认知以及是否存在补偿心理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     

论我国政府采购监管立法的价值选择

政府采购监管立法的价值可以决定政府采购监管立法的效用、政府采购监管立法的利益归属、政府采购监管立法的发展方向,然而,这一根本问题尚未在我国政府采购监管立法中得到有效贯彻。只有在确立政府采购监管立法合理价值的条件下,才能科学构设政府采购监管立法合理价值的内容。     

山西省城市低保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近几年我省城市低保制度不断完善,取得了良好效果,但低保管理中也存在不少问题,表现为家庭收入调查困难,社区低保管理不到位,低保工作经费不足,相关制度不健全等。改进的对策主要是:加强个人收入的社会透明度,提高低保管理人员素质,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保证低保管理经费;建立受保人信息系统,建立低保管理社会监督机制,制定可操作性的有奖举报和惩罚制度,建立健全与低保相关的配套制度。     

关于完善农村低保制度的调查与分析——基于山东省的问卷调查

通过对山东省农村低保家庭的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对农村贫困群体人口的实际生活状况和农村低保制度运行情况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当前农村低保人口生活依然十分贫困,农村低保还存在保障范圈小、保障标准低、地区差异大、低保对象界定不科学、透明度不高、配套政策不完善等问题.完善农村低保制度的对策建议:扩大保障范围,确保做到应保尽保;合理确定低保对象,做到公正公平;科学制订保障标准,做到既能保生活又能促发展;加大宣传力度和工作透明度;完善配套政策,加强与其他惠民政策的整合;健全农村低保工作机制等.     

变数额标准为人员标准——农村低保标准确定的范式转换

中国扶贫和发展的情况表明,要解决农村全部贫困人员的温饱问题必须建立农村低保制度。受扶贫和城市低保对像确认的影响,我国实行农村低保试点的地区多采取数额标准作为确定农村低保对象的主要确认方法。鉴于数额标准在确定农村低保对象中的种种缺陷和弊端,文章在分析农村低保意义的基础上论证了变数额标准为人员标准在农村低保对象确认中的意义、作用、应注意的问题和确认的方法。     

政府信任、人际信任与制度依赖——一种城乡低保退出困境的解释框架

城乡低保规范有序退出对实现托底性政策的公平正义目标,对于精准施保,准确瞄准救助对象使其有获得感,降低被剥夺感十分重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从政府信任和人际信任角度,对城乡低保退出不畅这一实践难题尝试构建一种较为完整的解释框架。研究发现,中央和地方政府信任差序格局以及人际信任缺失、社会资本不足在制度设计或架构不足、理性驱使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城乡低保对象不愿退出低保,对低保正常退出带来困难。建议建立低保管理行政部门、法治规范、社会参与等多方治理体系;丰富低保政策宣传形式,提高了解政策的可及性;将低保管理纳入社会诚信档案体系,对失信行为提高违法违规成本;坚持有情操作,渐进退出,建立低保退出跟踪机制,解决低保退出后困难群体的生存之忧。     

论最低生活保障职能在政府间的合理性分配——兼析《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从低保建制到《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公布施行,我国政府间低保职能分配改革逐步走向深化,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低保制度的规范性与公平性。但现行低保职能分配体系无论是在财政责任分配还是在管理责任及决策权分配中,仍面临着影响低保制度减贫效能的结构性矛盾。相应的治理策略应包括:规范"中央—省—市"三级政府间的低保财政转移支付,以平衡低保财政分配的公平与效率目标;构建"街道主导—社区协助—家计调查中心为补充"的低保管理体系,以兼顾低保管理的规范性与灵活性需要;推行"中央确定低保基准线,地方决定价格补贴水平"的低保标准制定程序,以化解低保标准制定中自主性与统一性的矛盾。     

城市低保退出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以济南市为例

在城市低保的执行过程中,"应保尽保"与"应退尽退"同等重要。然而,在低保退出机制中存在着被保人主动退保难、对被保者的经济收入动态情况缺乏有效监督、退出操作上随意性大等问题。并且,过低的低保金、传统政策准备不足、附带福利的低保对人们工作积极性的抑制等制约低保户就业因素的存在,进一步影响了低保者的退出。针对上述问题,如何促使低保制度从生存救助向综合救助转变、如何促进低保人员特别是低保人员中的下岗失业人员就业和再就业,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与思考。     

城市低保边缘群体社会救助缺失的伦理分析

城市低保边缘群体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相伴而生,但是由于思想认识的不足、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和社会救助体系的不完善,城市低保边缘群体的社会救助处于缺失状态。社会救助的缺失不仅使低保边缘群体的基本权利无法保障,破坏社会公平,而且会直接增加城市低保制度的压力,造成社会的不稳定,阻碍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加强对低保边缘群体的社会关怀,应从完善低保制度、发展专项救助和发动社会力量三个方面来保障低保边缘群体的基本生活。     

山东农村低保制度发展的问题与对策探讨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已在山东省全面建立,但制度运行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今后要从准确界定低保对象、科学制定低保标准、加大财政投入力度、落实与农村低保相关的各项配套政策、健全低保组织机构等方面对该制度进行进一步完善。     

农村低保申请家庭经济状况核查制度运行现状与完善之策——以H省Y县为例

对低保申请家庭经济状况进行核查是农村低保运行的必要环节,它能有效瞄准救助对象,促进社会救助制度的公正、持续发展。文章根据对H省X市Y县的实地调查,描述农村低保申请家庭经济状况核查制度、机制的实施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分析影响农村低保申请家庭核查工作开展的因素及开展核查工作存在的主要困难,从而探讨了农村低保申请家庭核查制度的完善之策:将低保申请家庭核查制度建设纳入法治轨道;科学合理地制定农村低保标准和家庭收入核算指标体系;加大对农村低保核查工作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探索引入独立的第三方机构介入机制;推动部门联动、信息共享机制建设。     

河北省城市低保制度运行中的问题及对策

河北省城市低保制度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为:制度建设有待进一步完善;基金来源渠道单一,低保资金不足;低保边缘群体救助问题难以解决等.为解决以上问题,要健全低保工作机制,做到严格规范管理;拓宽多元筹资渠道,确定低保基金的稳定来源;完善就业和再就业措施,切实为低保群众排忧解难;加强对城市低保工作的监督.     

农村低保标准及其配套政策研究

在现行农村低保制度的实施过程中,低保线划定的结构和标准单一,没有考虑贫困家庭种类的差异性,高估了土地的保障功能,低保覆盖面较小且保障水平较低,低保标准的微小变动都会引起"低保目标群体"规模的巨大变化.因此,财政不仅应当且有可能扩大农村低保支出的规模,充分利用并发挥民问资本和慈善组织的救助作用,而且应当将低保资源着重向中西部农村倾斜,将处于低保线上方附近的"边缘群体"纳入农村低保制度,完善和健全一系列相关的配套措施.     

日本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我国农村低保的借鉴

日本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具有明显的优势特征,具体表现为家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融合、低保法律制度体系的完善.日本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我国低保制度产生背景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和显著程度的差异性.建设我国农村低保制度具有较强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日本低保的先进制度优势对构建与完善我国农村低保制度提供了宝贵的、可资借鉴的作用.     

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现状与路径选择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保障农村社会稳定的“最后一道安全网”.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自全面建立以来,制度的实施成效明显、作用突出,但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低保对象难以达到应保尽保的目标、低保对象确定困难、低保制度宣传不到位、基层低保工作力量薄弱等问题,应从多层次筹措资金、加强管理与监督、加大宣传、加强基层建设、建立健全综合性的低保制度体系等方面进行逐步完善.     

辽宁、河北两省农村低保制度研究报告

所谓“全民低保”,并不是要给“全民”人人发一份“低保金”,而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由于受到各种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收入下降甚至中断使之陷入贫困时,由政府给予最起码的生活保障的国家制度。按国际惯例,低保制度一般被称为社会救助制度,是市场经济国家不可或缺的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全民低保无非就是城市低保加农村低保。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要求:“有条件的地方要积极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际上,截至到2006年第三季度,全国共有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面建立了农村低保制度,得到低保救助的贫困人口已经达到607万户,1222万人。农村低保乃至全民低保已经不是一颗还需等待其慢慢长成的青涩果子,而是一个跳一跳就能摘下来的成熟果实,现在的问题在于最后这一跳怎样跳。通过对辽宁、河北两省实施农村低保制度的实地调查,本报告如实地描述了这项制度目前发展的现状、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并在与基层实际工作者及低保政策的“用户”进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改进和完善农村低保制度的政策建议。这些建议将对“全民低保”的“最后一跳”发生重要的影响。     

区域协同立法的理论证成与机制建构

区域协同立法是指跨行政区域多个立法主体，为解决公共治理领域的共同问题，按照各自的立法权限和程序进行分别立法、相互对接的地方立法模式，其具有地方立法、跨区域立法和合作型立法的特征。区域协同立法的政治价值是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决策部署，经济价值是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社会价值是提高区域治理现代化水平，法治价值是回应区域法治发展需求。区域协同立法的理论基础是整体性法治、居间性资源整合和区域性利益均衡。区域协同立法仍需要通过地方立法予以明确，同时需要建立健全沟通协作、立法参与、交叉备案、联合评估和统一指导等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