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菊与刀》看露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理论

美国女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以其卓著的成就在人类学学术史上占据重要地位。通过《菊与刀》所作日本文化模式的经典个案研究来看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理论的特点,并论及《菊与刀》之于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以及文化模式理论所引发的争议与思考。     

文化边缘下的“失语者”--论《香港三部曲》《扶桑》中的妓女形象与身体政治

以"妓女"及其"身体"书写为考察中心,这是《香港三部曲》与《扶桑》可比性成立的基点。两个文本都将妓女视作东方被奴役的象征,并以妓女的身体展示出颠覆或消解殖民与被殖民等权力关系的意图。但是,"身体"的多义性也恰恰成为两个文本的分水岭。黄得云以强势的身体颠覆白人男性,暗示了殖民主义的没落;而扶桑具有宽恕性的身体则是摒弃文明规约的隐喻,也成为作家思考现代欲望形态的重要观照。两个文本相似的叙述策略,共同揭示了妓女于东西方双重文化边缘下的生存悖论:被寓言化的身体以及与之相反的、被族群驱逐的命运。     

人类学家眼中的日本世界——从《菊与刀》看日本民族文化

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每个民族都要选择一些特定的行为方式,用来形成自己民族独具特色的文化模式.从"耻感文化"、"等级制度"、"重视报恩与情义"等方面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为及深藏于其行为之中的思考方法,即日本大和民族文化的各种模式.     

从《收获》看“先锋小说”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联

1987年《人民文学》和《收获》集束刊登了先锋小说,这预示着先锋小说在当代大陆文学中有了一席之地。试图从分析《收获》的刊登动机分析入手,揭示80年代先锋小说的意识形态性：它们是作为＂多元化＂的＂一元＂被纳入的,同时也是当时知识分子地位的象征。     

从《唐人小说与政治》谈教学与科研相结合

在我国新世纪的高校教学中,不仅理工类专业要强调将科研成果与教学实践相结合,文科教学也亟待反映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给学生以明确的学术导向,以便使之迅速接近学术前沿。鹭江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名师讲义"《唐人小说与政治》就是著名学者卞孝萱先生多年来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结晶。卞先生多年来成功地运用"文史互证"的方法研究唐人小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本书既为高校"唐人小说"讲授模式改革提供了成功范例,又为年青学子们研文治史提供了可以遵循的治学门径和可供借鉴的经验。     

从《儿女英雄传》看文康的小说创作理论

《儿女英雄传》及其序文揭示了文康的小说创作理论。斯理论具有较充实的内蕴：＂其旨少远、词近微、文可观、事足鉴者＂方为上乘小说;提倡塑造既具＂英雄至性＂,又有＂儿女真情＂的复合式人物性格;严格区分＂正附、主宾、伏应、虚实＂,潜心设置＂闲笔闲墨＂的结构法则。文康的小说创作理论表现了重视反映社会现实,强调文学的讽谕作用,着意发挥章回体小说的艺术功能等积极意义。     

从《兄弟》看余华小说主题的承袭与超越

长篇小说《兄弟》体现出余华作品主题对以往的承袭与超越。在《兄弟》中,依然承袭了余华对人类悲剧性尴尬状态及荒谬的人生困境的揭示,关注着苦难与人的现实生存状态。而在对人性的理解上,余华已经不再一味地强调人性恶,而是在人性美的迷失瓦解中对人性欲望进行追问。《兄弟》是适应时代的产物,也是余华内心的产物,不变的是他的怀乡之旅,而变化的是他对灵魂的救赎。     

从《子不语序》看袁枚的小说思想

袁枚的小说思想体现在《子不语序》中,包括：肯定小说的地位、重视小说的“自娱”功能、强调“戏编”为主的创作方法等,虽然较为零散,但已涵盖本体论、功能论、创作论等方面的内容,显示出一定的系统性。袁枚对小说地住的肯定有助于扭转当时学者“不屑道”小说之风气;对“自娱”、“戏编”的认识,又使作家的主体意识得到显著张扬。袁枚的“性灵”理论对其小说思想的形成有重要影响,而“性灵说”理论上的缺失也导致了其小说思想存在着不足。     

女性的缺席与在场：从《使女的故事》看反乌托邦小说的革新与发展

《使女的故事》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一部女性视角的反乌托邦小说,它与传统反乌托邦小说既一脉相承又具有明显差异性,鲜明地体现了女性作家介入西方反乌托邦文学后,对其进行的颠覆与重构。本文将《使女的故事》置于反乌托邦文学传统之中,对比和考察它与传统反乌托邦小说代表作《一九八四》在女性话语、女性形象等方面所呈现出的关联与重构,进而探讨女性立场介入反乌托邦文学后所带来的发展与变化。     

光彩照人的女性群像——《杨家将》小说主要女性形象解读

明代后期出现的《杨家将》小说是根据南宋以来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杨家将故事加工而成的。小说歌颂男性英雄忠勇报国的同时,特别塑造了杨门女将佘太君、穆桂英、杨宣娘、柴郡主、八娘九妹等一批光彩照人的女性英雄群像,这些女性形象个性鲜明,她们不仅英勇善战,而且体现了进步的女性意识,在古代小说中是不可多得的女性形象,对后世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看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发展

毛泽东早年政治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具体且重要的范式转变，从1912年撰写的第一篇论文(18岁)到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33岁)，毛泽东在这期间政治思想与政治工作实践上所经历的变化，要比此后50年的思想变化要深远的多。详细解读他这一阶段的思想结构，有助于追寻其后来思想发展的根源。     

“灵魂的改造”与“身体的改造”——从《青春之歌》看身体的现代性进程

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要经历一个“灵魂的改造”过程,可是从《青春之歌》这部地道的革命小说看来,灵魂的改造更深刻地表现为“身体的改造”。,《青春之歌》恰好展现了从“五四”资产阶级人道主义革命到阶级革命的身体改造和实践过程,是身体现代性进程的完整镜像,使人们看到了现代历史对于人的塑造的重要侧面。文章的论述是对红色经典小说《青春之歌》的另一种解读。     

新时期女性小说的崛起与张洁的《方舟》──女性小说论稿之一

揭示女性生存的困境,探寻解放之路,然而却因于男性话语体系而陷于迷惘与无奈之中,这是崛起之初的新时期女性小说的重要特征。文章从这两个方面着手,剖析了女性小说在视角转换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启蒙意义与审美价值。     

新时期女性小说的崛起与张洁的《方舟》：女性小说论稿之一

揭示女性生存的困境,探寻解放之路,然而却囿于男性话语体系而陷于迷惘与无奈之中,这是崛起之初的新时期女性小说的重要特征。文章从这两个方面着手,剖析了女性小说在视角转换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启蒙意义与审美价值。     

从《人民文学》看“先锋小说”的政治性

1987年《人民文学》和《收获》集束刊登了先锋小说,这预示着先锋小说在当代大陆文学中有了一席之地。从梳理和分析《人民文学》的刊登动机入手,揭示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的意识形态性：它们是作为“多元化”的“一元”被纳入的,同时也是当时知识分子地位的象征。     

日本学者对待《菊与刀》的文化心理历程

从问题意识转换的视点可将战后日本学者对待《菊与刀》的文化心理历程分为四个阶段,即对《菊与刀》史实和方法的批判、对"耻文化"和"集团主义"的肯定式评价、问题的解构与重构、对《菊与刀》的多元文化分析。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日本学者的基本观点与研究思路的分析,可探究日本学者对待《菊与刀》的文化心理历程及其内涵。     

女性的困境与出路——从《傲慢与偏见》看奥斯汀的法律意识

《傲慢与偏见》深受世人喜爱、历久不衰,学界从各种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但鲜有学者从法律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本文从法律视角入手,分析小说中女性的困境和出路,发现小说不可动摇的文学地位和无可比拟的影响力与作者将先进的法律意识融入其中息息相关。只有增强当时法律关于女性各方面权利的保障,女性才有可能彻底摆脱困境进而获得自由、平等和尊重。     

从宋代和民国两次废《序》运动看《诗经》学的转型

《诗经》宋学和现代《诗经》学分别是《诗经》学史上两次极其重要的转型,这两次转型都伴随着声势浩大的废《序》运动,其运动宗旨以及对新的《诗经》阐释方式的构建影响着《诗经》宋学和现代《诗经》学的形成。废《序》运动推动了《诗经》学的转型。     

从《实践论》、《矛盾论》看毛泽东的逻辑思想

对于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人们习惯于从认识论、辩证法的角度去进行研究,而很少从逻辑学的角度作考察。本文从三个层面探讨了蕴含在“两论”中的逻辑思想。作者提出,毛泽东在把认识过程分为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基础上,阐明了概念、判断、推理的重要作用;他关于概念的形成和概念的矛盾运动的论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辩证逻辑学说;他运用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原理,深刻地揭示了归纳与演绎的客观基础以及二者的辩证关系。     

倾轧、幻想与人生苦难--从《流红记》等看中国古代宫廷女性形象

宫廷女性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她们生活在血腥的倾轧和无尽的青春苦闷中，她们的人生苦难往往超过了普通女子。她们幻想君主将她们外嫁以便过上正常人的婚姻生活。迫不得已时，她们或寻求替代性的满足，或红杏出墙，或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