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和流民现象的发生

近代中国社会曾经发生过引人注目的“流民”现象,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此看法不一,本文通过对近代“流民”现象的分析,谈谈我的看法。为研究方便起见,我们首先给“流民”粗作界定。根据我的研究,大概包含以下几个方面:(1)丧失土地而无所依归的农民;(2)因饥荒年岁或兵灾而流亡他乡的农民;(3)四出求乞的农民;(4)因城市工业化的吸力而离土离村前往都市谋职的农民,尽管他们可能还保有小块土地。     

近代军人社群崛起与传统“四民”结构的整合──以晚清社会变迁为视点

中国传统社会自秦汉以下，基本上是土农工商与兵（军人社群）分立的二元社会结构，土为“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兵则连末也够不上，军人社群在正常情况下大都处于传统社会结构的边缘位五．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变革，特别是近代军人社群的崛起和传统士人的边缘化，导致“土”与“兵”的角色的错动。近代军人进踞社会主干并扮演社会领导角色，通过兵与土农工商的社会契合，逐步形成了土农工商兵“五位一体”的社会新程序。这种深刻的变化，对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笔者就以晚清时期“兵”的角色…     

制度下乡:建构“新乡土中国”路径依赖

“乡土中国”最集中概括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特征。随着乡土社会内生力量的推动和外生力量的催化 ,“新乡土中国”与费孝通先生上世纪 40年代所描述的“乡土中国”相去甚远。在“新乡土中国”里 ,如何构建一个具有乡土特色的民主法治社会无疑又成为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诚然 ,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仰仗多元“合力”,通过架构和催生各种路径实现乡土中国由传统向现代化方向转变。在诸种“合力”中 ,“制度下乡”是构筑现代性的“新乡土中国”民主法治的最关键最核心的路径。     

一个新领域:近代中国“前史”研究

在中国通史的大体系中，所谓“近代”一般是指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余年间的历史。通过近年来的研究实践，这一分期已为广大史学工作者所接受，形成共识。但值得注意的一种研究倾向是，在认同上述分期后，我们的近代史研究却从此躲进这百余年的时间范围内，无论是宏观研究，还是微观研究，都局限于这一短时段，对古代中国步入近代的历史过渡时期缺乏深入的逆纵向考察。翻开现行的各种版本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我们会发现，虽然各种教科书均设“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和世界”一节，但观其内容，都是作为近代史的背景加以介绍的，字数…     

“孙中山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

“孙中山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周兴梁由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举办的“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第二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于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１８—２１日在广州召开。来自全国各地及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学者，和来自日本、韩国、越南、澳大利亚、美国等国的学者...     

“北四行”联营集团浅析

中国近代商业银行业是在资本主义近代银行模式下诞生成长的，具有近代资本主义银行的一般规律。但中国近代商业银行又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孕育成熟的，所以又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北四行”①联营集团的发展轨迹，是中国近代商业银行沿革的代表，是整个近代中国银行业的缩影。通过对“北四行”联营集团的研究，可以把握中国近代银行的本质特征，认识我国近代社会经济的运行情况和特点。同时，研究“北四行”联营集团的特点，对建立社会主义金融市场体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集中与垄断的倾向资本主义银行与资本家设厂经商一样，目的是为获取利润…     

解读中国近代史的一把钥匙——评《中国流民史·近代卷》

流民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问题 ,也是一个现实问题 ,一个跨世纪的战略课题。在历史上 ,它是困扰中国历朝统治者的严重社会问题 ,王朝的治乱兴衰往往取决于对流民的控制程度。在当代 ,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变革之中 ,社会转型、社会组织方式、社会驱动方式、社会控制方式的转换 ,社会结构的调整 ,特别是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不平衡 ,必然导致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民工潮涌 ,泥沙俱下 ,其潜在的能量得以充分宣泄。如此严峻的现实不能不驱使我们穿越时空隧道 ,去追寻前车之鉴。池子华先生的新著《中国流民史·近代卷》 (安徽人民出版社 2 0 0 1…     

“第二届近代中国海防国际研讨会”综述

由香港历史博物馆和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近代中国海防国际研讨会”于年前在香港召开 ,来自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和香港、台湾地区的 4 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就“海防人物与思想”、“海防史史料研究”、“海防策略与海军建设”、“民国时期的海防发展”、“海事与中国近代社会”、“地区防卫”、“海军、外交和亚太地区”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现择要综述如下。一、关于海防人物与思想戚俊杰 (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馆长、教授 )的《戚继光兵学与中朝御倭海战的胜利》认为 ,戚继光不仅是我国明代的抗倭民族英雄…     

宗族"裂变"与近代中国流民的产生

本文结合笔者调查所得之《张乐行家谱》,对近代宗族自身“裂变”与流民的孕育实态进行一些考察,认为宗族人口的膨胀,势必造成人多地少的矛盾,至少产生两大后果:一是“逼着这社群分裂,分出来的部分另外到别的地方去找耕地”,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次流民运动,至少给农民的分流创造了条件;二地少人众,加上同姓地主集中土地,造成部分宗族人口的无地化,他们除充任佃户之外,有的只好易地谋生,成为流民。在产生流民的“合力”中,宗族“裂变”亦不可小视。     

试析中国近代的“官利制”

“官利制”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结构下的特殊产物。在中国近代企业兴起的初始阶段,它对近代企业吸收资本使之得以创办和经营不无启鼎之功。但“官利制”与近代企业精神和原则格格不入,它扭曲了企业内部管理机制,严重阻抑、拖曳了企业的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是中国近代企业发展举步维艰的致命内伤之一。因此,“官利制”对中国近代企业的影响有利有弊,从总体看则是利微弊多,弊大于利     

从中国文化的“自主性”谈起

今天的文化有没有“自主性”呢？就是说，是不是我们自己独立自主地决定我们所要的“文化”？我们中国现在的文化是怎么样一种形态的文化呢？我对这个问题是比较困惑的，因为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文化是不能够“独立自主”地决定的，是缺乏“自主性”的。换一个说法，就是自从中国的文化与西方的文化相对一百多年以来，历史就决定了中国的文化不能不发生变化。理由很简单，因为中国没有从自身发展成为近代的历史，中国的历史是古代的历史。用冯友兰先生的一句话说，就是“中西之交，古今之异”。在中国和西方相接触的时候，中国文明或文化代表的…     

“登楼四望真吾土,不见黄龙上大旗”──近代诗人香港思怀寻迹

中国近代杰出诗人黄遵宪在1866年过香港时，写下了《到香港》这首充满感慨的诗：“水是尧时日夏时，衣冠又是汉宫仪。登楼四望真吾土，不见黄龙上大旗。”诗中希望收复“吾上”的强烈感情从笔端倾泻而出。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希望，也是香港被占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与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今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这一历史性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成为国家主人、国家变得强大后取得的，邓小平同志在《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一文中说得好；“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周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     

近代甘青地区“土官“制度变迁简论

甘青“土官”制度包括土司制度、寺院制度和盟旗制度三种形态。这三种制度的形成路径,由具体历史阶段的民族关系所规定,反映了复杂的民族结构所产生的不同政治制度。以封地为基础的土官制度与郡县制不仅存在着利益冲突,还包含着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把领地部族关系转变为州县对民户的统治关系,是改土归流变革的根本内容。而这在游牧民族的实施困难重重,反映了社会水平对制度改革的制约。但近代中国社会的变化,促成了甘青土官制度改革的急促与近代内容。土官所属的民族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跨越式变迁。     

“经世学”与近代“新学”的发端

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展到近代，无论是从其历史走向上还是从其形态和内容上来看，都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其结果是导致一种既不同于传统中学亦非西学的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梁启超语）的，充满着新的认知形式、新的价值观念的近代“新学”的逐步形成。毫无疑问，在传统中国“旧学”走向“新学”的过程中，西学的浸润渗透至关重要，但是，作为民族特性极强的近代“新学”，毕竟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近代形态。因而，传统学术文化本身就蕴含着由“旧学”走向“新学”嬗变更新的内在动因──那就是“经世致用”。道咸之际，在“…     

中国近代土匪史研究述评

中国近代（1840──1919）社会一直处在复杂多变的转型时期,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纷繁错杂、空前尖锐。认识这些问题和矛盾,探索其内在的运行规律,是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基本任务。近十年来兴起的关于近代土匪问题的研究就是这种可贵的尝试。土匪问题,并非中国近代的特产,古今中外皆有。在中国历代文献中,有关“匪”的记载名目繁多,无论何朝何代,“匪”总是和社会的各阶层、国家的政治经济发生联系,近代中国更是被称为“盗匪世界”、“土匪王国”。对近代土匪史的研究,毫无疑问,涉及到近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中国传统哲学中“人”的观念

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实行现代化建设。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首先应是“人”的观念的现代化。实现“人”的观念的现代化,需要对于传统思想中的“人”的观念进行反思。中国传统哲学中有没有“人”的观念呢?如有,传统哲学中“人”的观念的内容如何呢?这些都是首要研究的问题。多年以来,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古典哲学以“人”为中心问题。既然以“人”为研究的中心,应该是具有“人”的观念的。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人”的观念,与西方近代哲学中的“人”的观念,必有显著的不同,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史学“科学化”与新世纪中国史学的趋向

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的进程,是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代蜕变的过程,其成绩有目共睹,但在史学实践上也出现了不少的“偏弊”现象。如何认识与评价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科学化”进程中的利弊得失,当今学术界并未取得共识。由此,也造成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的诸多困惑。对近代中国史学“科学化”行程予以回顾与反省,可为21世纪史学发展提供重要的启示。史学“科学化”曾为中国史学走出中世纪开辟先路,至今仍是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趋向。21世纪中国史学如何承继“科学化”的传统,摒弃其中的极端因素,构建出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新史学范式,正是当今中国史学亟待努力的方向。     

“新文学”史断代上限前延的依据和意义———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种必要阐释

“新文学”史断代上限前延的依据和意义———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种必要阐释孔范今“２０世纪中国文学”，是近年来学界提出的一个新的文学史断代概念。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这一文学过程分解为近代、现代、当代三个阶段。和“２０世纪”一样，“近代”、“现代...     

从“三个学制”看中国近代师范教育的发展

“癸卯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壬戌学制”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三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制,中国近代师范教育体制也是伴随着这三个学制的颁行而建立、改革和发展起来的。论文通过对“三个学制”及相关文献的研究,分析了中国近代师范教育体制形成与发展的脉络,并对当前师范教育体制改革提出了兴办教育,“首重师范”;师范教育,德育为首;突出师范特点,提高教育类课程比例,注重师范生从教能力的培养等建议。     

“打折”的统一：中国国语运动中的“不统一主义”

中国近代国语运动在致力于“语言统一”的同时，也对统一“过度”的危险抱有深刻警惕，因而明确将“不统一主义”定为国语运动的宗旨之一，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语言民族主义潮流中都别具特色。“不统一主义”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力倡保护方言，反对国语一统天下；二是主张“蓝青官话”式的国语标准，不要求每个人都说得字正腔圆。造成国语运动这一特色的原因不止一个，既和国语运动领袖们的自由主义思想倾向有关，也和中国文化和社会传统本身对于地方性的宽容和高度赞许有关。这一特色提醒我们，中国近代的民族国家建设在走向权力集中化的同时，还存在着“疏松统一”的可能。